如果不能免於恐懼 我們就無法自由

當我成為一名大學老師的時候，還不太懂大學的「規矩」，喜歡在課堂上痛痛快快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也希望學生們自由地表達他們的見解。這可把那些喜歡聽我講課的人嚇壞了，SARS期間的一次露天講座之後，一個學生悄悄地過來跟我說：「老師，你小心點，剛才那個提問的人很可疑。」

　　SARS讓人們生活在恐懼和隔離之中：多接觸一人就多一分生命危險。SARS走了之後，我們的生活仍然充滿恐懼：既然一個女孩子在網上寫寫東西也可能被關進監獄，既然一個大學生走在大街上就可能被警察隨便帶走並折磨致死，既然一個正當防衛的公民可能通過黑社會和公檢法的聯合程序被公然槍斃，既然一個律師可能因為為別人爭取權利而失去自由，我如何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每個人都是劉荻、孫志剛、曹海鑫和鄭恩寵。

　　在電視上能看到罪犯被警察抓住時的恐怖表情：那分明不是怕自己被處罰，如果程序正當、罰當其罪，絕不會有那樣的眼神。他所害怕的是警察的制服所象徵的暴力和侮辱，是不敢想像的法外暴力和刑訊手段。我家鄉所在的縣城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因為拆遷問題，警察半夜把李姓全家人抓走，關在派出所的不同房間裡。老頭被警察瘋狂毆打，嗷嗷直叫－－持續的毆打聲和悲慘的嚎叫聲把關在隔壁的老頭的兒媳給嚇瘋了。老頭第二天就死了，內傷外傷無數；兒媳從精神病院出來之後，一次在街上見到穿警察制服的人，精神病立即復發，比以前更重了。－－這不是戲劇，而是發生在21世紀中國的真實故事。

　　孫志剛之死之所以引起人們關注，是因為它以悲劇的形式剝奪了人們起碼的安全感：孫志剛的恐懼就是民工的恐懼，是大學生的恐懼，是每個普通公民的恐懼。在「2003年度法治人物」頒獎會上，主持人問我，希望誰來做我們的頒獎人。我說：「一個普通的進城打工的農民。因為我希望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使他們走在大街上不再擔驚受怕。」

　　可是恐懼依然像病毒一樣瀰散在社會之中。勞動教養制度使一個人在沒有法院宣布有罪的情況下，可能失去四年的自由；在敏感網站上註冊和發表文章，害怕 IP地址被跟蹤；在家裡看「色情」或「反動」光碟，擔心警察會踢門進來；在酒館裡和朋友們縱談國是，還恐怕鄰桌的食客或者酒館的老闆是國安的耳目；一份投資上千萬的報紙，因為一篇報導就可能被查封；即使一個億萬富豪，因為得罪了某個稅務局長或縣委書記，也可能傾家蕩產，身陷囹圄。甚至像楊子立案件的某個插曲所說明的那樣，對推心置腹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同事，我們也得懷疑他/她是不是蓋世太保。如果一個體制摧毀了基本的人類倫理、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信任、使人們生活在猜忌和惶恐之中，那麼「恐怖主義」就在我們身邊。

　　上個月參加了一個給「上訪村」捐衣物的活動，一下車，就有不少上訪者圍過來遞材料，向我們訴說冤情。組織者趕緊聲明，這次既不是採訪也不是提供法律援助，並要求我們不要和上訪者攀談，也不要接任何材料。因為我們注意到，四周有警察和便衣在虎視眈眈。恐懼之毒就這樣在人群中傳遞，並使人與人相互隔離。 「快點兒，警察就要來了！」我們就這樣匆匆地卸了衣服，離開上訪村。一種莫名的恐懼使寒冬裡的這次人道行動顯得那麼缺少人情味兒。

　　對於上訪者，我還要說的是，再也找不到一個群體比他們更忠於共產黨了。村鎮幹部欺負他們，他們去縣委訴說冤情；縣領導迫害他們，他們去市委尋求救濟；市裡官官相護，他們到省委尋找正義；在地方得不到說法，他們不遠萬里，到北京盼望「青天」，有的一盼就是幾年、十幾年。他們相信黨中央是英明的，一時被人矇蔽而看不到他們的冤情。他們相信制度是好的，只是一小撮歪嘴和尚把經給念歪了。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合法性的生產者，被認為是越級上訪的刁民，是破壞社會穩定的不良因素，是骯髒的多餘的人而加以驅趕、欺騙、壓制和迫害。上訪者充滿恐懼和絕望，但還有那麼一點點希望和期待。但是僅存的這一點點期望也被這個體制所帶來的殘忍和冷漠一點點地剝奪。即使當局想要認真解決，他們解決冤情的速度也遠遠比不上這個體制所產生新的冤情的速度。叫我如何不恐懼？

　　一個農民，被這個體制剝奪了生存的條件、生命的尊嚴以及繼續活下去的希望，而以燃燒自己的方式向人們昭示這個制度的不義。不，甚至他也不想昭示和控訴制度的不義，而只是想人們哭訴自己的冤情和命運的悲慘，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夠聽他把故事講完。他不想用違法的方式去奪回本屬於他的房子和尊嚴，他不想報復施暴者，他更不想危及任何人的安全，而是在燃燒生命的同時照亮了非暴力精神。可是他被強加了活下去的義務並被剝奪了自由。這甚至不是悲慘，而是荒謬：一種讓我毛骨悚然的荒謬。

　　一月份和朋友去訪問包遵信和劉曉波等幾位老師，第二天又去看出獄不久的劉荻。我從書架裡揀出《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和《杜依諾哀歌》兩本書送給她；前一本她說看過了，就只給了那本裡爾克的詩集。在很多人眼裡，和他們見面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恐懼的事。文革時就是因為這種恐懼，有人急急地與親人劃清界限；因為這種恐懼，有人匆匆地把日記、書信或珍藏的書籍燒燬；因為這種恐懼，有人迫不及待地把親友的思想言論匯報給上級；也因為這種恐懼，有人爭先恐後地競爭對敵人的殘忍。初見劉荻，人們最常說的頭兩句話是，「你受苦了！」「你現在還被跟蹤監視嗎！」－－我們的語言和思想都被那種瀰散的恐懼所影響，有時竟難以察覺：我不知道我問那句話時是擔心劉荻的安全，還是擔心自己的安全？

　　告別的時候，有人說，合個影吧？這等於留下你和「反動分子」在一起的證據，有人不願意合影也許是因為這種風險，也許是害怕給劉荻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我站在她的身邊，內心感受著她所受到的雙重傷害：囚禁生涯帶來的孤獨、痛苦，恢復自由後所受到的公開的歧視和潛在的侮辱。我只是想向她表明，還有人願意和她站在一起，希望這能夠稍微減輕她內心的孤獨和恐懼。我也同時想告訴自己，和別人說說話這種最低限度的自由總還是有的吧，也許恐懼僅僅出自我們的內心。

　　我對劉荻說，你是英雄。她說，我只有這麼長－－用手比劃著一隻老鼠的長度。她不過是想開開玩笑，－－這種在極權制度下能夠保持人的尊嚴的為數不多的幾種方式之一－－遭遇這種不幸只能說明我們的體制是多麼缺乏寬容，只能說明恐懼是多麼肆無忌憚地滲透了我們肌體的每個細胞。

　　感到恐懼的不僅是孫志剛，還有折磨孫志剛的警察們；不僅是上訪者，還有他們所舉報的幹部；不僅是囚犯，還有監視和懲罰囚犯的看守；不僅是反抗者，還有那些享受一切特權的人們。一個對人施以暴行的人，不正是說明瞭他內心是怯懦和恐懼的嗎？一個關押囚犯的人，不正是同時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嗎？一個鎮壓民主運動的軍人，不正是屈從了暴力的淫威而非服從了自由的意志和內心的良知嗎？一個自由的人，一個在人性中充滿寬容和慈悲的人，絕不會囚禁和殺戮他的敵人。沒有奴隸的自由，就沒有奴隸主的自由。只要我們心中還有暴力、仇恨、奴役和恐懼，只要我們心中還有敵人，自由就不會來到我們中間。我們譴責那些暴行，我們呼籲一個自由和人道的政治，報復和消滅敵人不是我們的目的。只要對人性、對這個體制的運作邏輯稍有省察，我們就不會把一個具體的警察、貪官或安全局的細作當作敵人。像圖圖大主教，一個偉大的「受傷的療傷人」，所說的那樣，我們必須區分罪孽與罪人：痛恨和譴責的是罪孽，而對罪人則要滿懷熱誠。斯賓塞說：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世上還有下層階級，我就和他們在一起；
　　　　 只要人間還有犯罪成分，就包含了我的參與；
　　只要獄底還有一個遊魂，我就仍然被奴役。

　　而這就需要我們擔當；擔當起歷史的苦難；這就需要我們寬恕，寬恕我們每個人無法完全擺脫干係的人性的罪惡；這就需要我們勇敢，勇敢地清除我們內心的恐懼並說出真相。

　　1994年5月10日，曾坐了27年監獄的納爾遜•曼德拉就人南非第一任民選總統，他邀請了他的白人看守作為嘉賓參加了他的就職典禮。事情還有重要的另一面，1990年2月2日南非總統德克勒克宣布政治改革計畫，解除黨禁。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德克勒克總統遇到的對手是一些充滿恐懼、睚眥必報、誓死復仇的人，他就會因為恐懼而不會實施政治開放。南非選擇了寬容、真相與和解，而不是恐懼、遺忘和復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圖圖大主教認為，種族隔離既剝奪了實施者的人性，也剝奪了受害者的人性。它既讓有色人種感到恐懼，也讓白人失去安全感。為了避免審判失敗者和全民遺忘兩個極端，南非走了第三條道路：赦免具體個人的罪責，以換取犯罪的真相。

　　然而在恐懼中無法等來和平、和解與自由。如果我們不去努力，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很可能把我們推向暴力的深淵。然而暴力只能帶來仇恨和新的暴力。可是我們越感到恐懼，越無法推動這個體制走向自由和寬容。我們每個人都深深陷在這個體制之中。體制離開了我們的參與就一刻也不能運轉。我們得共同面對歷史，共同創造一個我們生存於其中的自由制度。

　　我們要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
　　如果我們不能免於恐懼，我們就無法爭取自由。

　　初稿於2004年農曆正月初一
　　改於2月1日，北京回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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