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溫州的「外國孤兒」

發表:2004-03-13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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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聯合國」
如果從空中俯視,溫州市七都鎮像漂浮在甌江上的一片樹葉。甌江從七都鎮兩側流過,注入大海。

二月中旬的七都,還殘留著春節的意味。老人們牽著孩子在屋檐下晒太陽,跟這些老人們說再見的時候,他們也許會冷不丁冒出一句「骨朵拜」。很多人還在串門吃請飯--與回國的僑胞兄弟姐妹們道別。

在七都,沒有一個家庭是沒有直系親屬在國外謀生的。而滿街竄動的小孩,幾乎就是一個小型聯合國---他們中90%以上都持有外國國籍。

幾個十歲左右的小孩正在七都的街頭玩耍,他們特別願意在照相機鏡頭前擠著一堆做鬼臉。一問他們的國籍,正好分別來自5個國家。

這些孩子,一點也沒有「洋味」。不要說與國外的孩子相比,即使與中國城市,甚至富庶農村的小孩相比,他們都顯得有點「低層」。

麗麗是個三年級的女生,在七都鎮小學讀書。她的國籍是法國,父母也都在法國那邊。但是對於法國,麗麗沒有任何記憶,因為她在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回了國內。自然,她的父母也很少回來,她的所有關於父母的記憶幾乎都來自電話,「一兩個月打一次,都是爸爸媽媽打回來的」。說到3年後小學畢業就去法國,麗麗還是有些自豪:「我到那邊讀初中!」

和麗麗不同,有一些孩子的父母是在生下他們後才「出去」的,他們只能留在國內讀書。一個漂亮的小女孩說,她再大些也會出國。她的奶奶周紅香說,兩個孫女都是在國內出生,孫子是在法國出生,今年正好5歲,過幾個月就送出去讀書。孫女們還要她帶幾年,不過她們的爸爸已經有了綠卡,過幾年就能把她們一起辦出去。

出去,出去……

一位文氣的年輕人從小巷中匆匆而出,左手拎著紅色禮盒,右手牽著一位俊俏的女孩---溫州女孩都很漂亮,他喜氣洋洋地介紹說:「這是我新娘。」

這對新婚夫婦坐在七都滿街跑的「摩托客車」上。新郎告訴記者,他現在義大利,明天就要和新娘一起回法國。這位新娘也是在義大利找的,同是溫州人。

「我們都是偷渡出去的。」新郎說著,臉上很坦然。他是6年前出去的,6年來,這是第一次回國---因為他和妻子都剛剛拿到了綠卡。

回想當年,苦味猶在:他和一夥人在蛇頭的帶領下來到雲南,通過中緬邊境,經泰國、越南,到馬來西亞,再到印度尼西亞,然後用蛇頭給的假護照,坐飛機到達歐洲。

「走這樣的線路出國當然苦!走了幾個月,你知道,都是用腿走過來的!天天在山上走,還有就是躲在山上。呵呵,不過都過去了。」新郎說他明天就要走了,這次是帶太太回來看看爹媽。

在七都,幾乎看不到年輕人,如果碰到了,最好問一聲「你是哪國人」,一般不會錯--這個鎮,12.7平方公里,有6個行政村,17個自然村。8000多常住人口,另有15000人在海外,這還不包括他們在國外出生的數千個小生命。

「我也是偷渡出去的。」吟州村的馬建春說。

馬建春今年29歲,「出去」已經7年。本來也不會回來,這次主要是因為母親生病了,「是……癌症。」馬建春遲疑了一下,說出這兩個不願說出的字。

本來,同許多偷渡者一樣,他也回來不了--7年來,這是他第一次回國,是因為剛在最近一次義大利「大赦」中拿到了綠卡。

馬建春的妻子沒有回來,「因為費用太大,那邊也有些生意不能停下來」。這樣,他帶著兩歲的女兒和7個多月的兒子回來了。這樣的回家別有深意,他不僅是回家看看媽媽,照顧她幾天,也是要讓老人看一看從未謀面的孫女,尤其是孫子。

在家鄉,馬建春還有一個女兒,已經11歲了。當年他出去時,孩子才4歲。今年正月初六,馬建春回到家,看到女兒完全是個大孩子了,他問女兒,「還認識我嗎?」女兒說,有點認識吧,你好像是我爸爸。

恐怕要再過幾年,大女兒才能見到媽媽了。馬建春想在女兒上初中時把她接到義大利去讀書。他們已經有綠卡,為孩子辦綠卡也就不遠了。

1997年10月,馬建春與妻子一起開始了偷渡出境的艱苦歲月,一切按蛇頭的指令行事。其實和他們接洽的並不是蛇頭,蛇頭是誰他至今也不知道,一切都是蛇頭的馬仔與他們聯繫的。而起初也是由人介紹後,通過電話與馬仔的馬仔之類的人聯繫。跟這些人取得聯繫很方便,在七都,幾乎隨時可以找到這樣的機會,這在當地是公開的秘密。

在電話中,他們與馬仔們談好價錢,夫妻倆合共26萬人民幣,先給定金,其他的錢等到了目的地後再打電話通知家人付給。按馬仔的指令,分散著坐車來到北京,這是集合地。然後才由馬仔出面,在其帶領下來到中俄邊境,穿過俄羅斯,經捷克、奧地利,最後到達義大利。

幾號到的義大利,他已經不記得了,只知道一共走了37天。過原始森林,涉河流,翻雪山……「那時候已經到了冬季,天氣很冷,不容易啊……」

選擇去義大利,主要是因為有個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也在那邊,而且,義大利每過三四年就有一次對非法居留者的「大赦」。馬建春1998年就嘗試辦過一次,大約花了15000元人民幣,結果發現被人騙了,沒辦成綠卡。而這一拖就是5年多,總算有了這一次「大赦」機會。

四代「吃洋飯」的人

在溫州,或者說在七都,馬建春要算第四代僑民了。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七都作為甌江下游的一個沖積平原的島嶼,水路發達。有許多外國海輪從甌江進入,而許多七都人就此上了外國人的船---七都許多人是搞捕撈的,有駕船經歷。在七都,這個偏僻而貧窮的江中小島,為洋人做事奔走,也算一條生活之路,對他們來說,甚至是很不錯的生計。所以,七都有「吃洋飯」之說。除了上船,他們有的隨船出國,到香港地區或是歐洲各國打工,女的做保姆,男的開餐館、做裁縫。

直到1950年代,第二代出海人,也是如此出走。1980年代末開始,有了第三代的出海,而到1990年前,形成一波高潮。

當年,第一、二代僑民是異常艱辛的。而到了第三代卻甘苦有異。幸運的是那些有直系親屬在海外的,可以直接移民。他們的祖輩大多在國外立了足,所以他們出國不需要受太多苦,七都人說,他們是最幸福的一代。

但對大多數第三代來說,仍然是苦的。這二十多年來,他們絕大多數是偷渡出去。偷渡的方式多種多樣,也有「高低級」之分。「高級」的方式是在國外有公司的遠親近友,以招短期工的名義把他們招到國外,或是探親,或是短期旅遊擔保。等到了國外,就逾期不歸。

住在馬建春隔壁的小張,就是在等待簽證到美國。她的出國「理由」是旅遊。這個才16歲的小姑娘,塗著重重的金色眼影,染一頭花色黃髮,她說正有人為她辦簽證,等出了國,就不回來了,要在國外讀書。在國外,她說,她有好多親戚,可以保證她的生活。

黃先生屬於幸福的那一類。「你叫我Peter.Huang吧。」他說。

已是中午時分,彼得.黃正等著和家裡一起吃飯,明天,他又將返回美國。這位1966年出生的七都人,在國內跑了十多年印刷貿易。

1991年,他的太太移民美國,然後他也跟著移民,現在紐約。他做禮品、玩具貿易,通過國內的外貿公司做業務,所以經常要回國聯繫業務,全國各地「到處跑」。

在紐約,溫州人很有名氣。紐約有超級市場九個,過去主要是韓國人、臺灣人、廣東人打理,現在則變成溫州人的天下---這就是溫州人。

只上過初中的彼得.黃,到現在英語也不太流利,但與人交流已經沒有問題。他的兩個孩子,女兒9歲,兒子3歲,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完全美國化了」。他希望以後孩子們能在假期回內地學一點中文,「因為他們的根在中國」。

彼得.黃算是在國外混得比較好的第三代。這不僅因為他原來就做貿易,有很好的經商經歷,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個好丈人。

1970年,丈人偷渡去了美國,在1980年大赦時獲得綠卡。他在餐館打工,慢慢攢下錢開了餐館。彼得.黃的內弟先到美國接了父親的班,現在紐約開超市,超市開得很大,「在紐約都有點名氣了」,而老丈人早關了餐館,退休了。

彼得.黃說,「在美國,我也算中產……可能不能算,但就算中小產階級了吧。」

就為了孩子

與彼得.黃相比,馬建春大不相同。他們姐弟三人,都是偷渡出去的。姐姐31歲,1996年偷渡到美國,但直到現在還沒辦成綠卡,所以姐夫至今也沒能跟著出去,現在溫州服裝廠打工。弟弟27歲,是2000年出去的,也在義大利。不過弟弟是在羅馬打工看店,而他是在西西里島。兄弟倆經常見面,吃飯,聊天。

弟弟最初到義大利的落腳點當然是他,而他當年的落腳點是他的朋友。朋友的父親當年也是偷渡出去的,後來辦兒子移民出國。朋友也是打工,剛開始吃喝住全靠這位朋友。在偷渡路上,所有錢財物都被蛇頭搜刮走了,「一分錢也不剩,只有兩手打天下」。

後來馬建春夫婦倆靠擺地攤討生活,當時的進貨錢也全是朋友墊的。

作為非法移民,他被抓過。警察一看是外國人,一查沒身份證,東西就沒收,帶到警署,按手印,拍照片,然後發一張臨時居留卡,竟完事了。馬建春說,只要不是黑社會分子便沒事--西西里島曾經是黑社會最為猖獗的地方。

馬建春的地攤設在離住處200多米的一個醫院門口,院長人很好,不讓警察來找他麻煩,所以他的地攤也擺得挺安穩。

所謂地攤,就是兩張桌子,每天大概淨賺100歐元,一家人生活支出是50歐元。妻子擺的是流動攤(即廣東人所說的走鬼),她賺的錢比他還要多一些,義大利人對女人總是比較優待。他們一家,與另外三個家庭合租一套屋子,有四五個房間,400多歐元一個月。這樣節省著幾年,他們已把26萬偷渡費還清,並且有了積蓄。

馬建春在七都的家,是一個小二樓,但可以說是家徒四壁,這是一個很窮的溫州人的家。馬建春想的,就是要讓家裡富裕起來。

到義大利7年,馬建春還不會義大利語,但打手勢也能看懂。西西里島有1000多中國人,其中大多數來自溫州,所以生活圈裡的語言溝通還算方便。這7年,他從未出過義大利,也從未休息過--平時是捨不得休息,而到了夏季義大利人休假時,又正是他們賺錢的好時機。現在,他有了綠卡,可以從「地下工作」轉到地上,最近他在幫老外的公司卸貨,一天可以賺200多歐元,明顯是多了。

馬建春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把孩子帶大,將來在義大利開個批發店,有固定的收入來源。所以他們夫婦倆拚命賺錢,這就是溫州人。

再過些天馬建春就要回去了。兩個孩子他都要帶回義大利,母親身體不好,不能帶孩子。更重要的是,他要讓孩子在義大利生活和讀書,「我就吃了沒文化的苦,溫州人有文化的話,還要不得了」。他現在只想著給大女兒辦好證,小學一畢業就過去。「就為了孩子,他們一定會比我們現在好,這就夠了。」

然而,不是人人都像馬建春那樣「幸運」。潘媽身邊有5個孫子,屋前是一大片帶著海腥味的蘆葦---這兒離大海並不遙遠,孩子們一溜兒在奔跑。他們中,只有最小的兩個孫子是「外國人」,三個上學的大孩子還沒有獲得外國國籍,因為他們的父母在歐洲還是「偷渡客」。

什麼時候到國外去讀書呢?最大的孩子梅有些茫然---她不知道。父母出去已經好幾年了,只有偶爾的電話回來。她當然想父母,但沒辦法。問她成績如何,梅不太在意地說,不好。

七都人說,在美國,偷渡客是很難拿到綠卡的,而事實上,在歐洲,這樣的難度也在增加,也越來越難了。

梅們的父母什麼時候可以拿到綠卡?不知道。

即便這些孩子將來出國,他們能否擺脫父母們的「城市邊緣人」角色?不知道。

總之,他們要作為「歐洲人」的生活之路,曖昧而漫長。

.相關.

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無論孩子的父母身份如何---有綠卡者、滯留者或偷渡客,只要是在所在國出生,便自動獲得該國國籍,成為該國公民。同時,該名兒童將受到與本國兒童一樣的待遇。

在某些福利性國家,兒童的生活與教育均是免費。而在美國等國,政府給每位兒童每月約500∼600美元或歐元的生活補貼。

除非是在國外已有較多收入與穩定的居所,這些外籍的七都兒童一般都會被送回國內的祖輩處,撫養到5週歲,在國內,他們的生活成本當然很低。

但也有例外。在這些孩子中,一般看不到荷蘭籍的。因為在荷蘭,無論學齡前還是學齡期的兒童,生活等費用全部由國家承包,但政府對孩子父母卻有「苛刻」要求:孩子必須在父母身邊,有人監管。有關部門會定期檢查。因此那些荷蘭籍的中國小孩到了5歲,就必須返回國外上學。

所謂上學,就是進幼稚園。這些從國內出去的孩子,自然不會所在國的語言,但因為是幼稚園,所以一般並不影響他們的學習。而且,這樣的另一個好處是,他們的母語仍是漢語,這更符合孩子父母的想法---他們大多不希望孩子長大後「數典忘宗」。但是,這些孩子在國外長大後,往往也說不好漢語,也不懂中文,這成了父母們的心病。

也有一些孩子,5歲後還是留在了國內。雖然在國外讀書免費,但對一些家庭而言,最大的負擔是每天接送孩子。對於打工者,有的甚至還是非法居留者,要抽出時間接送或帶孩子是比較困難的,請工接送又負擔不起。所以,不少家庭選擇了將孩子送回國內讀書,一般讀到初中,等孩子有自理能力了,才重新出國。於是在七都,上學的孩子裡有相當部分都是「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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