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温州的“外国孤儿”

二月中旬的七都，还残留着春节的意味。老人们牵着孩子在屋檐下晒太阳，跟这些老人们说再见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冷不丁冒出一句“骨朵拜”。很多人还在串门吃请饭－－与回国的侨胞兄弟姐妹们道别。

在七都，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直系亲属在国外谋生的。而满街窜动的小孩，几乎就是一个小型联合国－－－他们中90％以上都持有外国国籍。

几个十岁左右的小孩正在七都的街头玩耍，他们特别愿意在照相机镜头前挤着一堆做鬼脸。一问他们的国籍，正好分别来自5个国家。

这些孩子，一点也没有“洋味”。不要说与国外的孩子相比，即使与中国城市，甚至富庶农村的小孩相比，他们都显得有点“低层”。

丽丽是个三年级的女生，在七都镇小学读书。她的国籍是法国，父母也都在法国那边。但是对于法国，丽丽没有任何记忆，因为她在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了国内。自然，她的父母也很少回来，她的所有关于父母的记忆几乎都来自电话，“一两个月打一次，都是爸爸妈妈打回来的”。说到3年后小学毕业就去法国，丽丽还是有些自豪：“我到那边读初中！”

和丽丽不同，有一些孩子的父母是在生下他们后才“出去”的，他们只能留在国内读书。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说，她再大些也会出国。她的奶奶周红香说，两个孙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孙子是在法国出生，今年正好5岁，过几个月就送出去读书。孙女们还要她带几年，不过她们的爸爸已经有了绿卡，过几年就能把她们一起办出去。

出去，出去……

一位文气的年轻人从小巷中匆匆而出，左手拎着红色礼盒，右手牵着一位俊俏的女孩－－－温州女孩都很漂亮，他喜气洋洋地介绍说：“这是我新娘。”

这对新婚夫妇坐在七都满街跑的“摩托客车”上。新郎告诉记者，他现在意大利，明天就要和新娘一起回法国。这位新娘也是在意大利找的，同是温州人。

“我们都是偷渡出去的。”新郎说着，脸上很坦然。他是6年前出去的，6年来，这是第一次回国－－－因为他和妻子都刚刚拿到了绿卡。

回想当年，苦味犹在：他和一伙人在蛇头的带领下来到云南，通过中缅边境，经泰国、越南，到马来西亚，再到印度尼西亚，然后用蛇头给的假护照，坐飞机到达欧洲。

“走这样的线路出国当然苦！走了几个月，你知道，都是用腿走过来的！天天在山上走，还有就是躲在山上。呵呵，不过都过去了。”新郎说他明天就要走了，这次是带太太回来看看爹妈。

在七都，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如果碰到了，最好问一声“你是哪国人”，一般不会错－－这个镇，12.7平方公里，有6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8000多常住人口，另有15000人在海外，这还不包括他们在国外出生的数千个小生命。

“我也是偷渡出去的。”吟州村的马建春说。

马建春今年29岁，“出去”已经7年。本来也不会回来，这次主要是因为母亲生病了，“是……癌症。”马建春迟疑了一下，说出这两个不愿说出的字。

本来，同许多偷渡者一样，他也回来不了－－7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回国，是因为刚在最近一次意大利“大赦”中拿到了绿卡。

马建春的妻子没有回来，“因为费用太大，那边也有些生意不能停下来”。这样，他带着两岁的女儿和7个多月的儿子回来了。这样的回家别有深意，他不仅是回家看看妈妈，照顾她几天，也是要让老人看一看从未谋面的孙女，尤其是孙子。

在家乡，马建春还有一个女儿，已经11岁了。当年他出去时，孩子才4岁。今年正月初六，马建春回到家，看到女儿完全是个大孩子了，他问女儿，“还认识我吗？”女儿说，有点认识吧，你好像是我爸爸。

恐怕要再过几年，大女儿才能见到妈妈了。马建春想在女儿上初中时把她接到意大利去读书。他们已经有绿卡，为孩子办绿卡也就不远了。

1997年10月，马建春与妻子一起开始了偷渡出境的艰苦岁月，一切按蛇头的指令行事。其实和他们接洽的并不是蛇头，蛇头是谁他至今也不知道，一切都是蛇头的马仔与他们联系的。而起初也是由人介绍后，通过电话与马仔的马仔之类的人联系。跟这些人取得联系很方便，在七都，几乎随时可以找到这样的机会，这在当地是公开的秘密。

在电话中，他们与马仔们谈好价钱，夫妻俩合共26万人民币，先给定金，其他的钱等到了目的地后再打电话通知家人付给。按马仔的指令，分散着坐车来到北京，这是集合地。然后才由马仔出面，在其带领下来到中俄边境，穿过俄罗斯，经捷克、奥地利，最后到达意大利。

几号到的意大利，他已经不记得了，只知道一共走了37天。过原始森林，涉河流，翻雪山……“那时候已经到了冬季，天气很冷，不容易啊……”

选择去意大利，主要是因为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也在那边，而且，意大利每过三四年就有一次对非法居留者的“大赦”。马建春1998年就尝试办过一次，大约花了15000元人民币，结果发现被人骗了，没办成绿卡。而这一拖就是5年多，总算有了这一次“大赦”机会。

四代“吃洋饭”的人

在温州，或者说在七都，马建春要算第四代侨民了。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七都作为瓯江下游的一个冲积平原的岛屿，水路发达。有许多外国海轮从瓯江进入，而许多七都人就此上了外国人的船－－－七都许多人是搞捕捞的，有驾船经历。在七都，这个偏僻而贫穷的江中小岛，为洋人做事奔走，也算一条生活之路，对他们来说，甚至是很不错的生计。所以，七都有“吃洋饭”之说。除了上船，他们有的随船出国，到香港地区或是欧洲各国打工，女的做保姆，男的开餐馆、做裁缝。

直到1950年代，第二代出海人，也是如此出走。1980年代末开始，有了第三代的出海，而到1990年前，形成一波高潮。

当年，第一、二代侨民是异常艰辛的。而到了第三代却甘苦有异。幸运的是那些有直系亲属在海外的，可以直接移民。他们的祖辈大多在国外立了足，所以他们出国不需要受太多苦，七都人说，他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但对大多数第三代来说，仍然是苦的。这二十多年来，他们绝大多数是偷渡出去。偷渡的方式多种多样，也有“高低级”之分。“高级”的方式是在国外有公司的远亲近友，以招短期工的名义把他们招到国外，或是探亲，或是短期旅游担保。等到了国外，就逾期不归。

住在马建春隔壁的小张，就是在等待签证到美国。她的出国“理由”是旅游。这个才16岁的小姑娘，涂着重重的金色眼影，染一头花色黄发，她说正有人为她办签证，等出了国，就不回来了，要在国外读书。在国外，她说，她有好多亲戚，可以保证她的生活。

黄先生属于幸福的那一类。“你叫我Peter.Huang吧。”他说。

已是中午时分，彼得·黄正等着和家里一起吃饭，明天，他又将返回美国。这位1966年出生的七都人，在国内跑了十多年印刷贸易。

1991年，他的太太移民美国，然后他也跟着移民，现在纽约。他做礼品、玩具贸易，通过国内的外贸公司做业务，所以经常要回国联系业务，全国各地“到处跑”。

在纽约，温州人很有名气。纽约有超级市场九个，过去主要是韩国人、台湾人、广东人打理，现在则变成温州人的天下－－－这就是温州人。

只上过初中的彼得·黄，到现在英语也不太流利，但与人交流已经没有问题。他的两个孩子，女儿9岁，儿子3岁，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完全美国化了”。他希望以后孩子们能在假期回内地学一点中文，“因为他们的根在中国”。

彼得·黄算是在国外混得比较好的第三代。这不仅因为他原来就做贸易，有很好的经商经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好丈人。

1970年，丈人偷渡去了美国，在1980年大赦时获得绿卡。他在餐馆打工，慢慢攒下钱开了餐馆。彼得·黄的内弟先到美国接了父亲的班，现在纽约开超市，超市开得很大，“在纽约都有点名气了”，而老丈人早关了餐馆，退休了。

彼得·黄说，“在美国，我也算中产……可能不能算，但就算中小产阶级了吧。”

就为了孩子

与彼得·黄相比，马建春大不相同。他们姐弟三人，都是偷渡出去的。姐姐31岁，1996年偷渡到美国，但直到现在还没办成绿卡，所以姐夫至今也没能跟着出去，现在温州服装厂打工。弟弟27岁，是2000年出去的，也在意大利。不过弟弟是在罗马打工看店，而他是在西西里岛。兄弟俩经常见面，吃饭，聊天。

弟弟最初到意大利的落脚点当然是他，而他当年的落脚点是他的朋友。朋友的父亲当年也是偷渡出去的，后来办儿子移民出国。朋友也是打工，刚开始吃喝住全靠这位朋友。在偷渡路上，所有钱财物都被蛇头搜刮走了，“一分钱也不剩，只有两手打天下”。

后来马建春夫妇俩靠摆地摊讨生活，当时的进货钱也全是朋友垫的。

作为非法移民，他被抓过。警察一看是外国人，一查没身份证，东西就没收，带到警署，按手印，拍照片，然后发一张临时居留卡，竟完事了。马建春说，只要不是黑社会分子便没事－－西西里岛曾经是黑社会最为猖獗的地方。

马建春的地摊设在离住处200多米的一个医院门口，院长人很好，不让警察来找他麻烦，所以他的地摊也摆得挺安稳。

所谓地摊，就是两张桌子，每天大概净赚100欧元，一家人生活支出是50欧元。妻子摆的是流动摊（即广东人所说的走鬼），她赚的钱比他还要多一些，意大利人对女人总是比较优待。他们一家，与另外三个家庭合租一套屋子，有四五个房间，400多欧元一个月。这样节省着几年，他们已把26万偷渡费还清，并且有了积蓄。

马建春在七都的家，是一个小二楼，但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这是一个很穷的温州人的家。马建春想的，就是要让家里富裕起来。

到意大利7年，马建春还不会意大利语，但打手势也能看懂。西西里岛有1000多中国人，其中大多数来自温州，所以生活圈里的语言沟通还算方便。这7年，他从未出过意大利，也从未休息过－－平时是舍不得休息，而到了夏季意大利人休假时，又正是他们赚钱的好时机。现在，他有了绿卡，可以从“地下工作”转到地上，最近他在帮老外的公司卸货，一天可以赚200多欧元，明显是多了。

马建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孩子带大，将来在意大利开个批发店，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所以他们夫妇俩拼命赚钱，这就是温州人。

再过些天马建春就要回去了。两个孩子他都要带回意大利，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带孩子。更重要的是，他要让孩子在意大利生活和读书，“我就吃了没文化的苦，温州人有文化的话，还要不得了”。他现在只想着给大女儿办好证，小学一毕业就过去。“就为了孩子，他们一定会比我们现在好，这就够了。”

然而，不是人人都像马建春那样“幸运”。潘妈身边有5个孙子，屋前是一大片带着海腥味的芦苇－－－这儿离大海并不遥远，孩子们一溜儿在奔跑。他们中，只有最小的两个孙子是“外国人”，三个上学的大孩子还没有获得外国国籍，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欧洲还是“偷渡客”。

什么时候到国外去读书呢？最大的孩子梅有些茫然－－－她不知道。父母出去已经好几年了，只有偶尔的电话回来。她当然想父母，但没办法。问她成绩如何，梅不太在意地说，不好。

七都人说，在美国，偷渡客是很难拿到绿卡的，而事实上，在欧洲，这样的难度也在增加，也越来越难了。

梅们的父母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绿卡？不知道。

即便这些孩子将来出国，他们能否摆脱父母们的“城市边缘人”角色？不知道。

总之，他们要作为“欧洲人”的生活之路，暧昧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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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无论孩子的父母身份如何－－－有绿卡者、滞留者或偷渡客，只要是在所在国出生，便自动获得该国国籍，成为该国公民。同时，该名儿童将受到与本国儿童一样的待遇。

在某些福利性国家，儿童的生活与教育均是免费。而在美国等国，政府给每位儿童每月约500～600美元或欧元的生活补贴。

除非是在国外已有较多收入与稳定的居所，这些外籍的七都儿童一般都会被送回国内的祖辈处，抚养到5周岁，在国内，他们的生活成本当然很低。

但也有例外。在这些孩子中，一般看不到荷兰籍的。因为在荷兰，无论学龄前还是学龄期的儿童，生活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包，但政府对孩子父母却有“苛刻”要求：孩子必须在父母身边，有人监管。有关部门会定期检查。因此那些荷兰籍的中国小孩到了5岁，就必须返回国外上学。

所谓上学，就是进幼稚园。这些从国内出去的孩子，自然不会所在国的语言，但因为是幼稚园，所以一般并不影响他们的学习。而且，这样的另一个好处是，他们的母语仍是汉语，这更符合孩子父母的想法－－－他们大多不希望孩子长大后“数典忘宗”。但是，这些孩子在国外长大后，往往也说不好汉语，也不懂中文，这成了父母们的心病。

也有一些孩子，5岁后还是留在了国内。虽然在国外读书免费，但对一些家庭而言，最大的负担是每天接送孩子。对于打工者，有的甚至还是非法居留者，要抽出时间接送或带孩子是比较困难的，请工接送又负担不起。所以，不少家庭选择了将孩子送回国内读书，一般读到初中，等孩子有自理能力了，才重新出国。于是在七都，上学的孩子里有相当部分都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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