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無疑是一個民族英雄，但是否人如其名、名符其實呢？答案卻是否定的。比起李廣、岳飛、文天祥、鄭成功甚至宋末同樣駐守揚州的抗元英雄李庭之來，史可法只顯〈名節〉，不見功績。
南明重臣史可法，是一個地道的理學儒帥，只因為李自成攻佔京畿、國君自殺，便從理學標準出發，弒君之仇，不共戴天，始終將李自成當作頭號敵人，而根本不顧稍後滿清入關，民族征服已成為首要危險的形勢。在史可法的錯誤指揮下，南明政權白白浪費了一年（1644年三月至1645年三月）的時機，既沒有乘虛出擊滿清，又沒有及時加強防禦，進退失據、戰守皆廢。及至滿清擊潰李闖，傾力來攻，江淮崩潰，揚州已成孤城，明軍士氣低落，兵少將寡，根本無能抵禦十倍於己、擁有大炮的清軍，此時死守揚州，如同坐以待斃。面對這種形勢，清醒的統帥一定會放棄在揚州與敵決戰，及時將主力撤出揚州，保存實力，將大部隊化整為零，沿途襲擾清軍。而野蠻的滿洲人不戰而下揚州，可以讓揚州人民免遭屠戮之災（多鐸佔領新城後，再次致書史可法誘降：「若好讓城，不戮一人）。但是史可法完全為儒家忠臣標準的教條所左右，思維僵化，指揮明軍坐以待斃、以卵擊石、自取滅亡。他明知道滿洲人極端野蠻邪惡殘忍，抵抗會遭致屠城之禍，卻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搞無謂的犧牲，史可法完全把〈忠孝節烈〉放在了揚州人民的生命之上。被俘後，由於敵人有尊崇之心，史可法明知道如果自己投降，完全可以促使多鐸打消濫殺無辜百姓的念頭，史可法卻一心要〈成仁〉，他把個人的名節看得比揚州城一百萬人民的生命更重要。
比起史可法在揚州的事跡，一個橫向對比的鮮明的例子是：在美國獨立戰爭中，1781年，困守約克城的英軍統帥康沃利斯，在突圍無果、敗局已定的情況下，為避免軍民無謂的犧牲，率八千英軍向美法聯軍投降，把恥辱留給自己，把實實在在的福杫留給廣大部下和約克城的廣大居民。相比之下，康沃利斯將軍是多麼的人道和理性。
史可法以其中規中矩的行為成就了儒家理學的楷模，但這帶來的實際效果卻是南明永曆政權的迅速敗亡，明朝在南方的抵抗從此陷入群龍無首狀態、徹底分崩離析。可以說，史可法的愚蠢理學教條行為，葬送了明朝的最後一線生機，還大大的累害了揚州人民。
儒家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儒家理學的〈忠孝節烈〉用來鼓勵個人上進、指導個人的潔身自好，或許有些積極意義；但用來指導國家事務，則是完全荒唐的。敗局已定，頑抗只會殃及無辜、更加悲慘。生命權是一切權力的基礎，人權高於主權，一切為了某個目標要人送命的理念都是站不住腳的，更何況為了所謂的個人〈名節〉而讓國家、人民無謂地遭受更大的災難呢？那只能是徹頭徹尾的愚蠢！ 可見，儒家和儒家理學價值觀的羞恥標準，實在是反生命、反人權、反理性的劇毒猛藥！儒家崇尚的虛榮，到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地步；儒家理學定下的羞恥標準，更是到了〈求取名節、坑殺活人〉的地步，成為一把不折不扣的〈以理殺人〉的精神屠刀。
〈以理殺人〉的儒家理學不僅埋葬了崇禎王朝，也葬送了明朝像南宋一樣對抗金國一樣，形成南北對峙局面的生機。
誠然，史可法堅定抵抗外族征服、不畏犧牲，這種精神值得中華民族永遠景仰，但是他恪守儒家教條的虛榮和愚蠢，由此造成的慘痛失敗和巨大的無謂犧牲，始終在他那民族英雄的光環上投下濃重的陰影。
可是，今天，有人還要挖掘和刻意提取史可法身上負面的東西，以維護一小撮不法份子的專制統治之用。今年五月，中共突然一反僵賊泯時代刻意淡化、貶低史可法、岳飛英雄形象和歷史地位的做法，在揚州大搞弘揚史可法精神的活動，大樹〈忠孝節烈〉觀，但同時對三百六十年前在揚州罹難八十萬冤魂諱莫如深、隻字不提。
中共翻出儒家糟粕，灌輸反人道的愚忠思想，藉以維護其反動統治之圖謀一目瞭然。同胞們對此應保持警惕，免得在弘揚中華文化的時候，誤中中共的賊計。
曾節明 星期三 2005年6月8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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