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身體,血汗錢還能藏在哪裡?


藝術創作高於現實是常態,如果反過來,現實的荒誕遠勝於藝術創作,這樣的現實就是病態的了--一個民工比電影《天下無賊》中傻根還要「傻根」幾倍的遭遇,讓我們感受了一下這種病態。

  捨不得掏郵費,這個叫劉強的川籍民工像傻根一樣揣著血汗錢坐火車回家,把錢分別藏在內褲、襪筒等好幾個地方,但火車十分擁擠,他時時小心著自己的口袋,生怕被人偷去,不敢睡覺也不敢吃飯,就這樣過了兩天兩夜,由於長時間精神高度緊張,他神情恍惚,感覺車廂內的人都像小偷,在盯著他的血汗錢,精神幾乎崩潰的他最終在極度恐懼中爬上了火車頂。在急馳的列車頂上,寒風呼嘯而過,他幾乎睜不開眼來,渾身冰涼,手臂麻木,想回到車廂裡又回不去了(1月24日《東方今報》報導)。

  這個極端的現實讓我們看到了民工極端的不安全感。就像水總往低處流一樣,社會中那些最不安全的東西,毒大米也罷,地溝油也罷,列車治安也罷,最終總會壓到最弱勢的人--比如農民工身上,在血汗錢安全到家之前,他們時時面臨著這些不安全因素的威脅,稍有不慎,血汗錢便帶不回家。

  面對這些壓力,很多時候,他們的抵抗武器只有自己的身體,血肉之軀是自己惟一的資本,也是惟一值得信賴的東西。所以,許多民工會選擇隨身揣著錢回家,錢貼近自己的身體才覺得安心;坐火車時,錢會藏在貼近自己身體最敏感的部位,方才覺得放心;當感受到其他威脅時,就會用自己的生命捍衛血汗錢的完整--這便是一個農民工的身體政治,這一切都表現在了農民工劉強身上。

  有人會說,劉強完全可以避免這種壓力的,他可以選擇把錢通過郵局寄回家,如果感覺到小偷威脅的時候,可以向鐵路警察求助--且慢,別忘了,他是一個農民工,他會很在乎那點兒郵費,而且,他的老家不一定會有郵局,那樣取錢會很不方便;一個沒見過什麼世面的農民工,僅僅感覺不安全就去求助,會被罵神經病的。以身體為資本是最原始最本能的自衛方式,現代文明的進步正在於對身體的解放,以許多工具替代了身體。可在我們這個有著巨大發展鴻溝的社會中,一些人在享受著現代文明的便捷與高效,另一些人不得不生活在前現代社會中,一切只能依賴自己的身體,在陌生與恐懼中,他們也只能依賴自己的身體。

  隨身揣錢回家只是農民工身體政治的一個表現。其實,身體政治表現在農民工生存的方方面面。他們沒有知識,是靠出賣自己的體力掙得血汗錢;他們生活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身體來獲得;當無良老闆拖欠他們的血汗錢時,他們爬上那高高的塔吊,也是用身體來討回屬於自己的東西;身體政治的極端,是「匹夫之怒,伏屍二人,血濺五步」,比如阿星、王斌余等人的選擇。面對種種現代性壓力,法律、知識、警察之類武器,都屬於現代文明,他們無能觸摸無力把握,只能依靠自己的身體,用最原始的方式捍衛自己所得。

  除了自己的身體,血汗錢藏在哪裡會更安全?我想,劉強在精神恍惚中爬上火車頂時,心中一定苦苦地想著這個問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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