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古拉格群島的報告

2006-08-16 19:48 作者: 嚴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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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因為言論、文字而招來牢獄之災,流放充軍,乃至殺身之禍的,不論在受害人數及慘烈程度上,肯定都是世界之冠。不過歷朝歷代都以個案為多。遭禍者少則一人、幾人,多則全家,大不了株連九族,也就是幾百人吧!這已經轟動一時了。然而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因文字言論招禍的競有五十五萬人之多。這恐怕是亙古未有。而上世紀一九五七年我們「偉大的」反右運動,竟然使五十多萬民族精英,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牛鬼蛇神」,接著便是受不盡的折磨,無盡頭的苦難,餓其體膚,辱其人格,連累妻子,禍及父母,如此史無前例的創舉,即秦始皇再世,朱元璋復生,康熙、乾隆泉下有知,也會驚詫莫名,自嘆不如的。所以難怪毛澤東也不無得意地說「秦始皇算老幾?他焚書坑儒,一次不過殺了幾百個儒生,我們鎮壓反革命一次就鎮壓了XXXXX人」。這也可算是「偉大領袖」的「名言」 吧!

個人作為這五十幾萬分之一,又列倖存者中一員,雖已年近古稀,也覺得有必要為這段歷史作個證人,以便為歷史的正義法庭,貢獻一點微薄之力。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四川成都有個新刊物問世名為《星星》詩刊,當時由於前蘇聯已開始「解凍」,國內的文化專制也出現了鬆動的跡象,這個以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為主力的詩刊,以嶄新的面孔出現在廣大讀者的面前,不再是過去那些老一套的「歌德」(歌功頌德)式的作品。它宣稱「大江東去的豪放歡迎;小橋流水的清婉也歡迎」。這對鐵桶似的文化專制顯然是個挑戰。就在這期創刊號上,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是一大亮點。若站在今天來看,這樣一首詠物言志的詩,可說是普通極了。然而對於「萬歲文學」、「歌德作品」已經讀厭煩了的中國人,一談到這樣的詩,猶如餓極了的飢民吃到了一塊窩窩頭,雖然粗糲一點,但還可充飢。於是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中)反響強烈。大家互相傳閱、傳抄,雖非「洛陽紙貴」也是風靡一時了。

文化專制中,豈容如此「另類」聲音出現?所以不久便有人在《四川日報》上開始發難,說這詩有問題,是宣揚什麼「反動骨氣」云云。今天我們在聽一些民主國家的電臺廣播,如果它播出某人一篇文章時,往往都會加上一句「該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並不代表本臺的立場。」本來作為新聞傳媒,它只是有聞必錄,客觀報導。但是在中國卻不是如此。特別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日報》就代表黨中央,《四川日報》就代表四川省委,它上面發表的文章,就代表該「組織」的立場,所以一人發難層層加碼。問題到了後來,根本不談詩的本身,而是變成了對作者的人身攻擊。尤其可笑的是,《四川日報》竟刊出一篇文章,說該詩作者流沙河是金堂縣地主余家的九少爺,還請出一位農民來 「控訴」。

當時二十歲的我,正從學校畢業參加工作不久,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個文學青年。對《草木篇》一詩很有好感。看到我喜歡的作品和作者,被人如此糟蹋,真是氣不打一處來。假如這事發生在今天,我再生氣,也會一言不發,躲得遠遠的。但可惜那時我還沒有現在這麼「聰明」,所謂血氣方剛、疾惡如仇。而且更相信當時的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於是拿起筆來就向《四川日報》寫信投稿,也不管說得說不得,只求一吐為快。更為愚蠢的是,不但不匿名,反而真名真姓真地址,生怕人家找不著你似的,所以最後都在「組織」的掌握之中,白紙黑字,「罪證」如山。《這是為什麼》社論一發,翻手為雲,復手為雨,一網打盡,在劫難逃。

所以我覺得我當右派,一點都不「冤枉」,沒有誰來對我施展「陽謀」,動員我提意見。是我自己「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但我比武松、魯智深差遠了,而對方又比蔣門神、鄭屠戶強大一萬倍,所以「出手」的結果,自然是我被打得鼻青臉腫——不,粉身碎骨!



今天,稍有點民主憲政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左派」、「右派」,不過是不同的政治派別,不同的政治觀點與主張而已。「左」、「右」本身並無優劣之分。關鍵要看他們的政治主張是否能給民眾帶來好處,本身是否廉潔奉公。然而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所謂「左」便是「革命」、「進步」,「右」便是「落後」、「保守」。這還不算,1957年《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公然聲稱「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動派」。說「右派」就是「反動派」、「反革命」,這些獨具中國特色的大帽子,往誰身上一扣,誰就立馬被妖魔化,親人不敢相認,朋友見而避之,這還算好一點的,更有甚者,為表現自己「革命」、「進步」,以求入黨榮升,便馬上反目成仇、落井下石,忘義滅親,賣友求榮,什麼出賣靈魂、出賣人格、不要臉的醜事都被當成「高尚之舉」,大肆提倡加以施行。

所以我成為「右派」之後又爆出了一個在當時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收聽敵臺」。人類進入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無線電、原子能是兩大標誌性的進步。有了無線電,世界變得更 「小」,彼此距離更「近」,雖萬里外發生的事,也朝「發」而夕「聞」。就在這人類飛速進步的歷史潮流中,卻有那麼極少數人,偏要實行閉關鎖國的愚民政策,對世界的進步和他自己的一切醜行,決不讓民眾知道半點。誰要不從命,那就是大逆不道,「裡通外國」,世界公認的新聞自由竟被如此玷污!

一九五六年在波、匈事件發生時,有天晚上,我無意中在撥弄一臺收音機時,忽然聽見一句「倫敦BBC廣播電臺現在報告新聞。」我出於好奇便聽了下去,誰知這 「一念之差」,便注定了自己日後要被釘上「十字架」的命運。雖然干擾音不斷,但由於那臺晶體管收音機質量不錯,基本還能聽清。真是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原來世界上竟有那麼多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原來這些事情的真像竟被謊言完全顛倒。若干年後,通過歷史資料大解密,終於證實當年那些「老外」,確實比我們的記者誠實。例如朝鮮戰爭的發動者,確實是尊敬的金日成先生,而非「美帝國主義」,又如1956年波蘭、匈牙利人民是在反對前蘇聯帝國的壓迫,而不是「反革命動亂」。當一個人知道自己被人欺騙後,只要他正義感未完全麻木、便會感到噁心、憤怒,於是便想傾吐,何況年少氣盛的我。於是便在私下閑談中,朋友私人通信中,有意無意地吐露出來。一成右派,自然要深入揭發批判,落井下石者,紛至沓來,「有關人員」乘勝追擊,最終便坐實了「收聽敵臺」之 「罪」。

從事實上說,這並不冤枉。但從法理上說,則是大冤特冤。因為我做的這一切,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或曰天賦人權。公民有知情權,有權利知道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公民也有權利對這些事進行獨立的思考與評價。也有權利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加以表達,這是一切民主國家公認的人權標準。再說一九五四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此在字面上也予以承認了的。不過那時的憲法,還不如毛澤東寫個便條,或隨便說句閒話。因而在個人專制、一手遮天的情況下,什麼公民權利、言論自由,在那些滿腦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權貴們的眼裡,幾乎是一文不值。正應了那句俗話「秀才遇著兵——有理也說不清」。人家不是說了嗎?「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就是獨裁」「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真坦白得好可愛、好可愛喲!夫復何言哉?只有進監獄了。

#p#三

在受盡肉體與精神的折磨,在經受了逼供、誘供、手銬、腳鐐、單獨長期禁閉等一系列強有力的專政手段之後,我終於被迫選擇了「坦白從寬」之路。「坦白認罪」之後,獲得了寬大處理——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1958年9月6日,我被送進了四川省瀘州專區監獄。這在當時已是皇恩浩蕩。據說人家是看我還年輕,還可以「改造」得過來,才如此高抬貴手——然而他們終究沒有料到,我的思想、我的信念,他們是永遠無法加以「改造」的。——用他們的話就叫「堅持反動立場」,用古人的話,則叫「匹夫不可奪志」。

當然,要做到堅守自己的信念,也沒有這麼輕鬆,要想堅持不讓人家把你的大腦像病毒攻擊電腦一樣徹底搞垮,也決非易事。用現代的詞彙叫「心理戰」,那時卻有個「新名詞」叫「思想改造」。這「思想改造」據說是人人有份,乃至全民有份。但在「人民內部」是「自覺改造」,而對「階級敵人」,則是「強迫改造」。至於「人民」與「敵人」是隨時可以易位的,今天你服從「我」,你就是「人民」,明天你「逆我」 (哪怕是無意的),馬上就可變為「敵人」,你就該去享受「強迫改造」了。

怎麼個「強迫」法呢?首先要徹底侮辱你的人格,毀壞你作為人的起碼尊嚴。你是「敵人」了,你被「專政」了,特別是進監獄、勞改隊了,你就是一個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壞人」。這一點要強迫你自己去承認。要強迫你自己去痛罵你自己,你必須挖空心思,搜索枯腸,花樣翻新,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進行侮辱性的痛罵。誰罵的詞句越刻薄、越狠毒,誰把自己罵得不是人,不是個「東西」,甚至連畜牲都不如,那誰便是「認罪服法」、誰便是「深挖了犯罪思想根源」的「好表現」。而那些飽食終日的獄吏、勞改幹部們,便坐在一旁端著茶杯,點燃香菸,有時還皮笑肉不笑地欣賞著囚徒們進行的自我侮辱的比賽。

這種對人的尊嚴的侮辱,可以說無處不在,比如開會、出工、學習、吃飯、甚至睡覺前,必須先集合唱歌。而對於歌卻有特殊規定,除了歌頌所謂「大好形勢」和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頌揚之外,其餘的歌一律不准唱。更可悲的是,不知從那裡弄來的詞曲,給你編成一首首自唱、自罵、自侮辱的所謂「歌曲」,如「我們是罪人、罪惡污滿身,獲得政府寬大,勞動改造求新生,我們感恩不盡……」又如「勞改當中兩條路,我們犯人要認清……」以下便是什麼「抗拒改造、死路一條、接受改造、前途光明」等等之類,把聖潔的藝術美好的音樂,用來作這種賤踏人格尊嚴、摧殘人性,從而使人心靈麻木的毒劑,真可謂「用心良苦」矣!

有人就說「什麼白公館、渣滓洞,說得那麼可怕,國民黨也只要求被捕的共產黨人寫個悔過書,就可釋放你。我們從早到晚,悔了一千次過,把自己罵了一萬遍了,還說思想沒改造好。看來國民黨還是很講仁慈的。」這話,當然只敢在私下說,若被獄吏聽見那還了得?也有人就因為一言不慎,便丟了性命,後面再講。

其次,在盡情摧毀你人格尊嚴的同時,再進行所謂「正面教育」。這個「教育」的內容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強大的謊言,對你進行疲勞轟炸。首先把過去的歷史全部否定,所謂「舊社會」全是「人間地獄」。其次把世界其他國家也基本一概否定,於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難,等著中國人民去解放他們。除了「歐洲的一盞明燈」阿爾巴尼亞和「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外,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政府幾乎全是壞蛋。唯有中國形勢一片大好,一天等於二十年,神奇的事情說不完。到了六O年代遍地餓殍,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吃得一肥二胖的勞改幹部,還在說「共產主義在向我們招手了」。文革時期國民經濟已瀕於崩潰了,監獄汪政委,還在諄諄教導我們,「看大好形勢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鍋裡頭、碗裡頭。」當然,他老人家的「鍋裡頭碗裡頭」是肯定有保證的,我們卻在飢餓中幹著超負荷的「強迫勞動」。

有人說「謊言重複一千次,就可以變為真理。」人家卻有耐心重複一萬次。更重要的是,人家把一切信息全部封鎖,你根本不知世界上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例如,連人類首次登上月球這樣劃時代的大事,因為是「美帝」創造出來的,當時中國的普通民眾,也不得而知,更遑論關在勞改營中的政治犯了。先讓你變成「聾子」、「瞎子」,然後讓你時時刻刻只能去聽他重複著的美麗的謊言,最後讓你進入「催眠狀態」,把你的大腦變成他的跑馬場,任其踐踏。於是他便說,你們這些犯人,就是舊社會的殘渣餘孽,孝子賢孫,你們就是「美蔣」的走狗,後來還加上「蘇修」,你們就是妄想變天復辟,所以才犯罪。就這樣胡攪蠻纏,把你正當的、合法的、正義的行為,加以莫須有的醜化,以便從精神上徹底打垮你。以便讓你老老實實接受他的精神枷鎖。

當然,監獄、勞改隊裡,確實也關押了一些惡人壞人,例如殺人放火、強姦、搶劫以及身為幹部甚至共產黨員,卻貪污、墮落、違法亂紀最後被繩之以法,這些人理應受懲。但他們和我們這些因文字言論而受到政治審判的「良心犯」,完全是兩碼事。所謂「良心犯」,這是國際上的通用稱呼,即這些人是因受良心和正義感的驅使,表達了和當局不同的主張、立場和態度,例如南非的曼德拉、印尼的蘇加諾、南韓的金大中、緬甸的昂山素姬……不管地位高低,事件大小,他們從來都不能與殺人、放火的刑事犯混為一談。但當時政治犯卻被視為比刑事犯更「罪大惡極」,不僅混在一起關押,而且還要受刑事犯的監督。甚至有的勞改幹部,還對刑事犯說「你們是人民內部犯罪,和那些反革命有本質上的不同,要好好監督那些反革命,靠近政府」。於是有個叫李有恆的犯人,他是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為肚子餓,和他父親爭吃一條紅薯,一怒之下,一棒子把他父親打死了,被判無期徒刑。他竟公然在小組學習會上說「我是打死我父親,是人民內部犯罪,不像你們這些反革命,要反對共產黨,就憑這一點,我的本質就比你們好!」天下之無恥、荒唐事,還能有勝於此乎?



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本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然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情況恰恰會倒了過來,民族裡的許多優秀精英淪為階下囚,不學無術,無德無能乃至寡廉鮮恥之徒反奉為座上賓。聽說在1980年審問江青的時候,她有一句堪稱「經典」的供詞 「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上個世紀,五、六十乃至七十年代,監獄勞改隊裡的幹部大多數都是些不學無術乃至大字不識幾個,不可理喻的暴徒。但人家有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對上司忠實,說白了就是:你叫他「咬誰」他就「咬誰」。這在當年還有個很摩登的名詞叫「樸素的階級感情」。就憑著這「感情」,他們對於政治犯,特別凶狠,一點不如他意,輕則耳光、拳頭,重則吊打捆綁、手銬腳鐐,不准吃飯,無所不用其極。北大才女林昭成為政治犯後,竟被反銬180天,上廁所都不打開,張志新槍決前被割斷喉管,李九蓮綁付刑場時,用竹籤把舌頭和下齶釘在一起,死後還進行姦屍挖去乳房。這些醜惡之舉若稱之為獸行,都抬舉了他們,野獸哪有這麼壞?而且這些事都是見諸國內報刊,決非「美國之音造謠」。我在勞改營中目睹的,親自領受的、肉體折磨,可借用個貶義詞曰「罄竹難書」。例如把手銬的一個鐵圈銬在你左手腕上,另一個鐵圈銬在右手膀上,不出幾分鐘,被銬人雙手因血液循環障礙,由紅而紫、由紫而青,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慘叫,勝過任何恐怖影片。執刑人還給這種銬法取了個很「藝術」的名稱「左右開弓」。還有一種「土銬」,是用鐵鍛打而成,剛剛把一雙手卡進去,中間穿進一根鐵棍,外加一把鎖。這種銬,銬上以後,吃飯只能像動物一樣把嘴伸進碗裡去一口、一口地「含」起來。有個姓何的囚犯,被繩子把雙手雙腳捆成一團,名曰「四馬攢蹄」。這還不算,一個幹部還把一碗水潑在繩子上,繩遇水而膨脹,最後,此人雙手被捆成殘廢。酷刑成風五花八門,最後甚至驚動了毛澤東,他在1974年下了個禁止酷刑的批示,在監獄勞改隊中公開傳達,這其中有句話,我還記得,毛說「這些法西斯方法是誰發明的?」此後只能說稍好一些, 1962年我因病不能出工,被一個姓孫的指導員打倒在地,用腳踩,踩了再踢,踢了再踩,直到昏死過去,一次在山上挑糞,一個姓宋的分隊長,說我挑少了, 「磨洋工」,用一根樹條,劈頭蓋腦就給我打來,回去還不准我吃晚飯。有個姓甘的隊長外號「甘扁擔」,他經常手中拿著一根扁擔,不是挑東西,而是哪個囚犯不合他意,就扁擔「伺侯」。無獨有偶,還有個「余一腳」,此人經常穿雙皮鞋,誰被他看著不順眼,三句話不對頭,就給你一腳。這些傢伙難怪毛澤東都說是法西斯。最近電視上大炒特炒美軍在伊拉克虐俘、虐囚,比起我們偉大的勞改幹部來,美國人那兩手只能算「小兒科」,不過人家那「小兒科」被他們的「自家人」—— 美國記者揭露出來(這就是新聞監督的力量,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優越)以後,美國政府公開向全世界道歉,相關責任人判刑。我們呢……

#p#當然,在勞改隊幹部中,也有一些人是通情達理比較文明,有一定知識,在那個年代,這樣的人,不僅如鳳毛麟角,而且被他們的上司和同事所不認可,稱之為「小知識份子」,「立場不穩」。特別在「文革」中,這些人處境更加困難,往往干了二十年還是個普通幹事。而一個叫伍映堂的半文盲連讀個報都錯別字連天,「挑畔」讀作 「挑半」,「迫擊炮」念作「追擊炮」,「吹捧」念成「吹棒」。他一邊拿著一條蒸紅薯吃得津津有味,一邊又在給囚犯「訓話」,以至吐字不清,醜態百出,但由於人家「階級立場堅定」,開口「死右派」,閉口「死反革命」,對人凶狠,不到三年就「榮升」為中隊指導員。



近年文藝界有人爆出歷史「猛料」,說「反右」後不久,毛澤東在一次與文藝界人士會見時稱:魯迅如能活到1957年,他要麼不開口,要麼進監獄裡去繼續寫(大意如此)。清楚表明專制必須扼殺任何不同的聲音。至於監獄裡,就比社會上要「更上一層樓」了。不但不許「說」、「寫」,連「看」也有嚴格限制。報紙只准看人民日報、四川日報,刊物只有紅旗雜誌,書只准看毛著。馬、恩之作,不禁止但也不提倡,其他的則一概斥為「封、資、修」,每隔一、二個月,就要來一次名曰「衛生大檢查」。名為「衛生」,實則對政治犯是要檢查文字,從每個政治犯的身體到衣物翻個遍,哪怕一個小紙條也要細細查看,牢房裡更要細細搜查,只差沒像電影上「皇軍」說的「挖地三尺」了。要是魯迅在這種環境裡,他能「繼續寫」嗎?能有中國版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問世嗎?

不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們幾個知心的難友之間,仍不時傳遞著小小字條,互相鼓勵,這在當時,那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動」,可以招殺身之禍的。當然長篇大論的東西無法寫,都是小詩短詞。先後和我有這種文字交往的有作家曉風、教師顏思堯、李仲言等人,大家都明白現實的殘酷,但也從不放棄對未來的憧憬。「黑夜漫長亦有邊,春風不日到江南,冰山頹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談笑間」、「隔牆欲問榮枯事,笑指樓臺夜半鐘」、「我有壯懷當許國,願君妙手可回天」這些文字都是看後即付之一炬,但卻永遠刻在了心裏。最危險的一次是在「文革」中,其時「紅衛兵」喊叫著「語錄」,滿街打砸搶燒,接著「武鬥」之火更勢若燎原,面對這罪惡燃燒的歲月, 「左家莊」的英雄好漢們,硬要將無恥進行到底,我的一位難友寫成一首《滿江紅》詞,開頭是「獨倚危欄,風吹雨,心潮若決,凝目處,愁雲萬里,烽煙遼闊」正當我讀到「遍地腥雲飛血雨,一街狼犬誦馬列」時,也許是我太入神,竟沒注意到一個勞改幹部走到我面前!「嚴家偉你看啥?」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就憑這首詞我和那位朋友都可被送上「絞刑架」。好在這位張幹部是個「大老粗」,我斷定他不可能懂什麼詩詞。於是我也不知從哪兒來的這麼大的勇氣,乾脆把紙送到他面前說「我正在學毛主席偉大的詩詞滿江紅」,並特別把「滿江紅」三個字指給他看。這三個字他大約也認得,也許是「滿江紅」三字充滿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詩詞,誰敢說三道四?於是他便說「好嘛!要好好學習主席的偉大教導改造你們的反動立場」。說罷揚長而去。我怕他再回來,連忙將紙丟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後我與這位難友重逢,怎麼也回憶不起這首詞的全文了,也不願去編幾句來湊。就像維納斯的斷臂也是一種美一樣,我們就留下這帶著遺憾的殘缺美吧!

但並不是所有的時候,都有這麼僥倖。特別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檢舉,在出賣人,已變成一種「美德」的氛圍裡,有的刑事犯殺人放水,品質本就惡劣,有的人本來並不壞,卻在這個「大氣候」裡學會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減刑,也是在「文革」中,我和滕友泉、鄭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裡推車,下一輪煤車未到,我們就在巷道邊坐下等。日復一日,免不了閑談幾句。那天也許是合該出事,滕友泉是個農村善良的青年學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滿言論,便成了「反革命」犯。鄭清原是部隊退伍,回鄉作社隊幹部,胡作非為,強姦婦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講到自己過去的事。鄭清便大肆吹他在農村搞了好多個女人,還有十幾歲的處女,說他 「判刑都值了。」滕友泉這時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爺爺、父親是地主,槍斃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淚仇了」。我一聽,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說「我去解個小便」。煤井巷道裡是可以隨便找個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來,煤車就來了,這事我以為就敷衍過去了。誰知十多天後,中隊辦公室叫我去,一進屋只見「周中隊」、「王指導」還有前面提到的「張幹事」,分別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見這「三堂會審」的架勢,我知道出事了。他們先是和顏悅色地說「我們認為你近來還是有進步,學習主席詩詞,這好嘛!你還年輕,要好好靠近政府,將來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這些都是鬼話,一邊唯唯諾諾,一邊打主意如何對付他們。後來終於「言歸正傳」,問我「你近來聽見什麼反動言論沒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卻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說勞動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說完,「大老粗」老張就吼道「哪個問你這些球不能疼的事?我提醒你,你們三個人在井下推煤車歇氣時說些啥?」真是「圖窮匕見」。我也明白了,這肯定是鄭清告的密,滿腔怒火,卻不敢發作。於是便想來個「圍魏求趙」。我說「張幹事提醒我,我想起來了,鄭清近來極不認罪,經常吹噓他的犯罪行為」,於是便說他如何吹噓,玩弄了好多個女人,還有處女等等,我想讓他們知道,鄭清就是這麼個壞種,他的話能信嗎?可人家才不這樣認為。老謀深算的王指導,冷笑著對我說「你檢舉的這個問題,我們要追究,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現嘛!但我要告訴你,還有人說極端反動,反動透頂的話,你是聽見了的,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說我沒聽見,我解小便去了,就這樣在逼供和抵賴中僵持了兩個多小時,這時,那位「大老粗」張某發怒了,連罵帶吼地說「你這個傢伙不老實,你當真沒聽見?你賭個死人咒給我聽。」我抓住他這個低級失誤說「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賭死人咒,還敢拿全家人來賭咒,不過共產黨好像是不信賭咒的吧。」弄得他滿臉通紅。當時,「我」 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個人了。家中其他親人都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非正常死亡了」,我還怕賭什麼「咒」啊!就這樣「拉鋸式」地搞了將近半個下午,最後「周中隊」想了個「收場」的辦法,他說「你沒聽見他二人在說什麼,至少看見他們二人在一起說話」,於是叫我寫個所謂「旁證材料」,寫明時間、地點看見他二人在一起說過話,至於內容,我推說解小便去了,沒聽清楚。

沒隔多久,滕友泉便被送入單人牢房單獨囚禁,一年多以後,滕友泉竟被判處死刑,其中一條「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囂要報我家三代血淚仇,實屬不堪改造的反革命份子。」鄭清因此記一大功,我則記一大過。

滕友泉被殺之前,我被調到監獄醫院「勞動」。因為當時監獄裡有個幹部叫柳文生,此人有一定文化修養,心地善良,特別喜愛學習,也尊重知識,所以不時和我談些文學之類的問題,在那個年代真是太少見了。因為他和醫院負責人私人關係較好,就給我和作家曉風說了個「情」,把我們二人調去醫院學當「護士」(而那時監獄醫院也確實缺少有文化的人),使我擺脫了礦井下非人的苦役。也使我撿回了一條命,否則很可能就死在不堪重負的苦役中了。勞改場所像柳文生這樣的人,在那個年代太少、太少。這不知是囚徒的悲哀,還是當局的悲哀?

死囚的遺物一般交醫院洗後封存,如有家屬來領就給他。滕友泉的幾件衣服和一條被單交給我清洗的,我彷彿還能觸摸得到難友的體溫,依稀看得見上面的血痕,一條鮮活的生命,就因為那麼一句話便消失了,我悲憤,更有幾分自慚、自責,甚至在心裏罵自己不該去寫那個什麼「旁證材料」,你雖寫的是沒聽清楚談些什麼,但至少證明滕、鄭二人談過話,加強了鄭清「孤證」的力量,滕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幫凶的責任。尤其使我欽佩的是,我和滕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間,還說過不少在當時也是不得了的「反動話」,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個堅貞不屈的人啊!

「人們,我愛你們,但你們要警惕啊!」這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讀中學時,就讀了他的《絞刑架下的報告》,我當時對這句話似懂非懂,這件事終於使我品出了話中的份量。

#p#六

法律給別人定了刑,人家服滿了刑期,這件事就完了。這還是指一般刑事犯,真正有罪的人而言,至於政治犯,他出獄後,競選議員、總統都大有人在。比如曼德拉、金大中,還有現在被中共迎為座上賓的臺灣的李敖不都是如此嗎?

1972 年在「文革」喧鬧聲中,我終於把「牢底坐穿「,但事情卻遠沒有完。「法」外施「威」又來個戴上「反革命帽子」,強迫「留隊改造」,稱為「就業人員」。實際上除了能拿少得可憐的幾個工資外,一切幾乎與犯人差不多,他們內部甚至叫「就業員」為「勞改釋放犯」,把囚犯與「就業員」合稱「兩類人員」,甚至進出勞改場所大門,就業員必須立正、脫帽,放下手中東西,向站崗的武警兵喊「報告公安員,就業員XXX請求出去」或者「進來」,那兵叫你走,你才敢走。遇到個別的兵,偏要捉弄人,他看見門口站了一大堆人時,他就要擺「威風」,叫你一次、二次重新報告,等大家像看「稀奇動物」一樣「欣賞」你,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惡劣的是,遇到毒日當頭,或下大雨時,你站在那裡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傘,把你晒個夠或淋個夠,他才放你走。甚至「就業員」要想找對象結婚,也要受到種種刁難,我妻子和我結婚前,幹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說「你們知不知道嚴家偉是反革命,現在還戴有帽子,也就是四類份子、管制份子,你要是和他結婚,你家裡人今後想要參軍都不得行,你們一輩子都伸不到皮。」這一切對於已進入法治文明社會的人聽起來,真無異天方夜譚上的故事。如果說那些人可恥、卑鄙、不算刻薄吧!

就這樣在被侮辱、被折磨中,像牛馬牲口一樣地活了下去。「沉沉百憂中,一日如一生」終於來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一個所謂「老幹部」的家裡給他作靜脈注射,剛把藥注完,他叫我給他打開桌子上的半導體收音機,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還不知電視為何物,就這個「半導體收音機」,比今天的什麼電腦、數碼、高檔手機都更能炫耀自己的身份。我小心翼翼地打開旋鈕,誰知傳來的是一片哀樂聲,他瞪我一眼,「你收的什麼臺?」我說 「我根本沒動調頻」,我當時真害怕要是收音機裡冒出一句:「這裡是美國之音」或BBC之類,那我就「死定了」。好在不是,而是我們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緊接著它就告訴我們一條最最重要的消息: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與我們永別了!

這位「老幹部」真不愧是老幹部,我還沒反應過來,這位幹部的政治敏感性,就充分地發揮了出來,他一邊頓足捶胸、一邊嚎啕大哭,邊哭邊叫「我的媽呀!這怎麼得了啊!天呀,我也不活了呀!」我正在莫名其妙地望著他,看那只有哭聲沒有眼淚的表演時,誰知他老婆走了進來,問我「怎麼回事,你把針打錯了呀?」真是天大冤枉,有口難辯。可當時誰敢說「毛澤東死了」這句話,那還了得?!我只好沉默。我這一「沉默」,更引起他老婆的懷疑,以為我當真利用打針,整得他老公又哭、又叫,便一把抓住我「死右派」、「死反革命」的罵了起來,我進退無路,急中生智,也來了個「即興表演」,於是我也如喪考妣般地放聲大哭(不過因為尚未達到明星的演技水平,所以只是干吼並無眼淚),我邊「哭」邊喊「哎呀,不得了啦,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離開我們走了呀,這怎麼得了啊?」誰知我自作聰明,反而越弄越糟,激起了他老婆的「革命義憤」,順手就給我一巴掌,破口大罵道「放你的狗屁,你這個死右派,還膽敢攻擊我們的紅太陽」,罵著,又準備對我進一步採取「革命行動」時,我的「大救星」 終於出現了,這時上面來人通知「老幹部」快去開會,並說「偉大領袖逝世了」……
我提著診療箱從他家裡走出來,聽著那陣陣傳來的安魂曲,我在心裏對自己說「一個時代結束了,中華民族歷史上這最黑暗的一頁終於翻過去了」。

這時屈指算來,我成為政治犯已二十年,人生有幾個二十年啊!我當然是最大的冤枉與不幸。但與我相同遭遇的人,有被殺害的,餓死、病死的更不計其數。有的雖生命尚存,卻已半傻半痴,甚至精神失常,相比之下我又是幸運的一個。更幸運的是,我的頭腦還清清醒醒,沒有人把我的思想「改造」得了一點,沒有人能動搖得了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信念。這就是陳寅格先生所說的,保持自由的思想、獨立的人格。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判斷也是正確的,我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看到了柏林牆的倒塌,看到了蘇聯大帝國的瓦解、看見東歐走向民主、看見昂奈克、齊奧塞斯庫這些暴君終於被繩之以法,真是:「眼看他蓋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我們今天的社會,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雖然還有嚴重的腐敗、社會不公與歧視,離民主憲政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我們畢竟能公開談論民主,畢竟不再稱人權是「資產階級的貨色」而寫入了憲法,在國內畢竟還能有如焦國標、劉小波、余傑、戴晴這樣不同的聲音。但這些進步,決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哪個「大救星」恩賜的,而是人民的覺醒所推動才取得的,也包括我們那一代人所作出的犧牲。這就是歷史給我們的公正的結論。它比任何「平反」、 「改正」更重要、更光榮,更足以自豪。更可以讓我理直氣壯地大聲說「我當年無悔、青春無悔」。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仍然作同樣的選擇!這大概也就是孔老夫子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

因此我願將這首小詩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生逢劫難避危機,空度英年亦覺惜。
白髮無情書老態,青梅有趣憶兒時。
浮生煙雨五更夢,亂世滄桑百首詩。
目擊妖氛漸入土,終能聞道莫嗟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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