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類憶舊連載 (十四 )

作者：焦國標編發表：2010-10-20 15:15

文革前同學們私下相互交談中也都特鄙視向老師告密的人，雖然背地裏有人幹這事，但在公開場合，告密總還是招人恨、不光彩的。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個道德律令失靈了。只要他是五類分子階級敵人，就可以檢舉揭發，不僅不是惡行，反而受到鼓勵。告密成為政治覺悟高的表現。一切行為，只要打著革命的旗號就可以理直氣壯進行。

我們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學宋爾仁是一個比較複雜、比較特別的人。他家住在門頭溝煤礦，隱隱感覺他出身不會太好。他從不說父親是幹什麼的，似乎刻意隱瞞。他喜歡文學，激動的時候曾經在宿舍裡大聲背誦萊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詩。但有時候又特粗魯，能說些礦工才說的那些髒話。對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軟，也不怕背上欺負弱小的惡名。

無論團幹部怎麼勸，他也不申請入團，不靠近組織。對班主任敬而遠之，政治學習能不參加就不參加。一句話，他在班裡屬於比較後進的同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開大罵女人。週末宿舍裡沒幾個人時，他聲色俱厲地對我說：「天底下最壞最壞的是女人！你知道嗎？最毒莫過婦人心，比毒蛇蠍子都毒！」說這話時，他的眼睛閃閃發光，唾沫星子四濺。

當時我們正是青春期，對女性充滿了好奇和神往。他這番言論，讓我感到極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這方面受過傷，跟女的有過交往，被女的拋棄過，傷了心，才那麼恨女的。一個高中生，小小年紀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別是個流氓。再加上他很少說自己的經歷，也很少談對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看法，讓人看不透他內心深處到底在想什麼，所以我對他總保持著戒備之心。他平時寡言少語，不愛在人多的地方說話。為人挺講義氣，自己吃點小虧，別人沾他點便宜，從不計較。

宋爾仁喜歡梳個大背頭，上唇留著一綹小鬍子，又是個三角眼，這些都讓我聯想到壞人。有一次借書，他原形畢露，更加深了我對他的不好看法。聽圖書委員說，他要借一本《紅與黑》，但學校規定這種書只借給老師，學生不借。圖書委員好心給他另外借了一本革命小說，他卻勃然大怒，跟圖書委員吵了起來，警告圖書委員別把他當猴耍，借什麼書用不著你管，眼珠子幾乎要瞪出來，兇惡異常。

宋爾仁對積極要求進步的人都比較冷淡，對我卻是個例外。那時候我想入團想瘋了，成天掃廁所，一週寫一次思想匯報。有人說我是假積極，動機不純，可宋爾仁對我很好，覺得我比較直率。後來我又因為打了那位背後說我壞話的同學，挨了個記過處分，同學們都與我疏遠，唯宋爾仁跟我見面依舊打招呼，不嫌不棄。他從家裡帶來的紅薯、花生、瓜子，總主動塞給我。上山摘來的白杏、酸棗什麼的，也都給我吃過。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錯，享受著他對我的信任和友好，內心裏對他卻充滿警覺，覺得他思想複雜，居心莫測，別被他拉攏腐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一個週末，他回家了。宿舍裡沒有人，我坐在他床鋪上，發現他枕頭下面放著一本日記。出於好奇，我就偷看了。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組當政的時候。一看大吃一驚。他的日記裡充滿對社會、對形勢的不滿。說什麼「現在烏雲籠罩著祖國天空」，「我們的國家處於最危險的時刻」，「人民在受苦受難」，等等。好反動啊！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說成是烏雲密佈。我當即把這本日記給了一個要好的同學看。他翻了幾頁後也斬釘截鐵說：「絕對是反動日記。」我問：「怎麼辦？報告工作組？」「對。」

於是我和同學一起很興奮地把這本日記交給了學校工作組，同時很為自己過去對宋爾仁的懷疑得到了證實而沾沾自喜。工作組馬上派人把宋爾仁從家裡抓了回來，單獨禁閉，並在大會上宣布宋爾仁書寫反動日記，惡毒誣蔑我國的大好形勢，誹謗文化大革命，隔離審查。據知情者說，宋爾仁最初表現很老實，蔫不出溜，終日埋頭寫檢查交待。剛開始也沒有人動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歡拳擊的同學參加審問，冷不防給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爾仁當時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個後滾翻，從椅子上翻了過去。

就在那天夜裡，他逃跑了，以後徹底銷聲匿跡，再也沒有回學校。可惜，我舉報了宋爾仁也沒當上左派，連軍訓也沒資格參加。工作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幾個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學習。自從宋爾仁逃走之後，一晃多少年過去，我們班的同學誰也沒有見過他。

流浪美國期間，倍感孤獨和寂寞，經常回憶過去，宋爾仁的影子也常浮現腦海，我這才感到自己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宋爾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舉報宋爾仁。同學任道昂說我踩著別人往上爬。在宋爾仁這件事上確實如此。

30多年之後，當我寫《血與鐵》，想找宋爾仁核實情況，當面道歉之時，才發現他早已不在人世。據同學說他大約1968年初到了黑龍江省德都縣黑龍江兵團一師六團，幹過餵豬、種菜、採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語，沒什麼朋友。大約1974年娶了一個當地女人。他特別能抽煙喝酒，等到吐血時才看病，但為時已晚。1977年因肺結核病故於北京，留下一個兒子。

可以說，我交了他的日記本對他的殺傷是巨大的，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這是我這輩子幹的最缺德的事。我對不起宋爾仁。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惡假你之名。特寫出此故事，讓世人知道，並懇請同學宋爾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諒。

茅於軾先生來信鼓勵：我非常欽佩你的這項工作。我建議不光是黑五類，還有殺關管。如大中電器的王佩英。

巫寧坤的煉獄 作者三妹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的巫寧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學陸志偉校長的急電，聘巫擔任燕京大學英語系教授。他毫不猶豫地放下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接受了「祖國的召喚」。上船前，他問來送他的同學李政道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服務。李政道笑著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巫寧坤當時不明白腦子怎麼個洗法，也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

到燕大剛六個星期，三十歲出頭的巫寧坤就趕上了全國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運動伊始，他們這些高級知識份子先去中南海聽周恩來長達七個小時的政治報告，回到學校後便開始了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與自己的過去劃清界限。

緊下來是三反五反運動。燕大自己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作為運動重點，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在這裡變成反親美、反崇美、反恐美。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共北京市委派來的一個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全校停課搞運動，陸志韋校長靠邊站，成為美帝國主義分子，無休無止地在大小會議上檢討交代問題。全校師生揭發批判他「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罪惡政策」。許多教授也一改往日的溫文爾雅，滿嘴黨八股，上臺批判校長。校長的女兒也慷慨激昂，做大義滅親的發言。批完校長批各系主任，再批各系教授。在文學院的一次批判會上，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講師被控組織反動小集團——十人團。被批的教授、講師，有的下跪求饒，有的聲淚俱下沉痛檢討。

巫寧坤想不出自己回國才短短几個月究竟有什麼錯，可眼看著一個個他平日敬重的前輩都痛心檢討，他也不敢自居另類，便如法炮製，在批判會上痛罵自己，深挖歷史，從家庭出身到長期在美國受資產階級教育，再到迷戀西方文學，諸如此類，都引為罪。他滿以為可以過關了，不料話音剛落，英語二年級的一個男生跳出來，說他的檢討「膚皮潦草，談遠不談近」。這個學生舉起一本小書，指著封面，義正詞嚴地質問道：「你從美國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談話中散佈資產階級思想，居心何在？」該書封面上畫著一隻手，指甲腥紅，手裡舉著一杯香檳。那是一本破舊的普及本《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班上一男生前不久從巫教授處借去的。

接下來是「忠誠老實運動」。全校教職員人人必寫一份自傳，交代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歷，重點是交代各自的政治歷史問題和與美國的關係。工作組宣布，黨的政策是「自覺自願，不追不逼」。巫寧坤先在三人小組會上交代了歷史，接受了盤問，又到文學院教授會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啟發幫助，最後還寫出了一份自傳。他自認為萬里歸國足以證明自己的愛國心跡，誰料自傳交上去沒幾天，人稱「燕京攝政王的歷史系教授翦伯讚約他到府上談話，態度的倨傲無禮令來自自由美國的巫寧坤吃驚」。「只見翦嘴裡叼著香菸，噴雲吐霧，對巫寧坤說：‘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歷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這是對你利害攸關的，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麼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真正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巫寧坤回憶說：「一個同仁竟然如此無禮，而且公然威脅，一下就把我惹毛了。」這次談話埋下了巫寧坤以後三十年的苦難，還牽連到他全家跟著受苦。

緊接著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一律停辦。燕京和輔仁兩個大學按科系分別並入北大、清華、北師大，兩校的教職人員聽候統一分配。洗腦態度好的教授留在了北京，巫寧坤被發往天津南開大學。

南開將巫寧坤安置在兩間小平房中。他住一間，母親住一間。每週兩三個下午，教師們都要參加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學習材料包括毛澤東的著作、黨報社論、黨中央文件等等。每次開小組會，首先洗耳恭聽一名積極份子朗讀文件，彷彿聽者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接著進行討論，人人都得發言，暴露思想，聯繫實際，說明學習文件如何幫助自己認識了錯誤，提高了覺悟。任何參加學習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認為抵制思想改造。

不久巫寧坤發現，你永遠是錯的，黨永遠是正確的，提高政治覺悟是永無止境的。大家發言都小心翼翼，聽上去很真摯。小組長認真記錄，散會後向負責政治學習的黨員幹部匯報。此外，晚上全校教師還得上馬列主義夜大學。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寧坤按時到系裡參加政治學習。一坐下來，就聽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開會，會議的議程是幫助巫寧坤同志認識他到外語系任教一年半以來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錯誤。身邊的教師一個接一個發言，揭發批判，把巫寧坤平時私下的不滿言談都翻了出來。散會後，以前經常交往的許多同事都疏遠了他。他的好友，從美國歸來的查良錚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說：「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

值得慶幸的是，這時巫寧坤在南開大學遇到了他的終生伴侶，時為外文系學生的李怡楷，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將。怡楷天生樸實，天真無邪，使巫寧坤覺得南開倒還不是個太壞的所在。他們很快就結婚了。後來的苦難證明寧坤找對了人，怡楷是一個患難與共的好妻子。

婚後好景不長，幾個月後，肅反開始了。全校召開動員大會，會後文學院立即召開全系一百多名教職員大會。主持會議的黨員聲色俱厲地宣布巫寧坤是南開暗藏的頭號反革命分子，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集團成員包括查良錚、李天生和一個德語講師。積極份子爭先恐後發言，大喊大叫，氣勢洶洶，拍桌子打板凳。一位曾任溥儀皇帝俄語翻譯官的俞姓講師，被嚇得當場昏倒。

巫寧坤開完會剛回到家，就來了四個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門而入闖了進來。他們自稱是公安人員，窮凶極惡地亮出一張搜查證，先對巫寧坤搜身，再對他的母親和懷孕的妻子搜身。一個男的問他：「你有手槍和別的武器嗎？」巫寧坤說：「沒有，甚麼也沒有，只有一枝筆。」另一個男的又問：「你的發報機在哪兒？藏在哪兒了？」他意識到，他們已把他當成暗藏的美國特務。緊接著，全校又開了幾天批鬥巫寧坤的大會。

一九五六年二月，黨報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政策的報告。報告檢討了建國以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在知識份子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要求各級黨政領導人要與知識份子交朋友，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給予他們更多的自由，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不久，中共天津市委一位幹部約巫寧坤談話，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開大學人事處通知他調往北京一所培養機要外語人材的學院任教。巫寧坤帶著妻子和新出生的兒子又回到北京。

還是好景不長，一九五七年到了。曾痛恨自己與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寧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要求提意見的誠懇邀請。在鳴放的激動中，他還用英語高呼：「不自由，毋寧死！」

於是，巫寧坤在各種場合說的話，以及別人無意中聽到他說的話，都被指控為對共產黨內政外交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攻擊。革命同志人手一冊油印的《巫寧坤右派言論集（供批判用）》。在大批判中，巫寧坤的唯一權利是承認加給自己的任何罪名。任何企圖解釋或澄清事實的努力，都被大聲斥責為對革命群眾的反攻倒算，是堅持右派反動立場死不改悔。南開的一位老同事楊教授，聲嘶力竭地揭發巫寧坤當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戲劇的女教師揭發說，她曾親耳聽到巫高呼「不自由，毋寧死！」她質問巫：「有沒有這回事？」巫答曰：「有過。」她立即怒吼：「用美國的反動口號進行煽動！」革命群眾也跟著怒吼。一名黨員還指控他曾說過在滾沸的大油鍋裡油炸黨員。群眾吼道：「這是發泄惡毒的階級仇恨！」。

經過眾多同事的無情批鬥後，巫寧坤被定為極右派，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在妻子第二個孩子臨產前，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巫寧坤被一輛軍用吉普車押走，關進半步橋監獄（北京市第一監獄）新開業的一個下屬單位北京市勞動教養所。此後的三年勞動教養，趕上三年大飢荒，苦難雪上加霜。勞役、飢餓、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的邊沿走過。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處上訪，要求釋放巫寧坤，他會死在勞改營。

三年勞改出來後，巫寧坤作為臨時工被安排到安徽大學教書。他把這段時間叫做「暫回人間」。好景總是兔子的尾巴——文化大革命來了。巫寧坤首當其衝，又被揪出來。批鬥大會，下放勞動，歷史又一次重演。他被單獨下放，妻子帶著孩子被下放到幾十里外的另一個村子。全家在農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被安排到安徽師範大學任教，一家人的苦難才大體畫上句話。

巫家苦難的的結束並不等於中國所有家庭的苦難也一併結束。一次次不同的政治運動，從來都是打擊百分之五的少數人，利用多數來實行暴政。中共的整人運動從來就沒有停止中斷過，它可能對這個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卻又去迫害別的家庭。巫寧坤這樣的知識份子家庭回城之後，中共又製造一系列的整肅運動。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批四人幫運動，整肅六四暴徒運動，整肅法輪功運動，等等，這些運動同樣使許多不同的家庭陷入災難。尤其是為時十年直到現在仍未停止的整肅法輪功百姓的運動，就像當初警察非法押走巫寧坤和眾多右派一樣，無以數計的法輪功修煉者也被押走。他們只因信仰法輪功，沒有任何刑事罪行和合法審判，就被非法押送勞改和抓進監獄。而且許多家庭中父母是被雙雙抓走的，孩子不准上學，流浪街頭。電刑以及各種聞所未聞的酷刑也在整肅法輪功運動中普遍出現和使用。無以數計的法輪功百姓家庭遭受非法迫害，無以數計的法輪功修煉者被折磨致死。

香港北大校友岑超南先生來信鼓勵：為民請命，功德無量。

周扒皮的後人 作者孟令騫

我在1990年9月8日的《大連日報》看到一篇署大舅名字的文章《還是當今的時代好》，開頭第一段是：「我今年54歲。我爺爺周春富是小說《高玉寶》中的地主周扒皮的藝術原型，土改時被鎮壓。我父親周長義是周春富的三子。我1952年小學畢業考入初中，1957年到瓦房店水泥廠當工人，1961年響應黨的號召還鄉務農，一直到現在。」此文是該報搞的「我愛社會主義徵文」中的一篇，由閻店鄉一個叫王貴新的宣傳幹事採訪整理。

多年後我輾轉找到王貴新，他對十多年前那次採訪記憶猶新。閻店鄉是《高玉寶》作者高玉寶的家鄉。王幹事先是找到高玉寶的弟弟高某某，發現這一家人懶地荒，家裡又窮又髒，簡直無法下腳。王覺得這種人家有悖於徵文的主旨，不適合報導。失望之際，他靈機一動：何不寫寫「周扒皮」的後人？就這樣，大舅這個地富子弟便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民的代表被報導出來。那年，我把這篇文章帶回家，讀給母親聽。母親聽後說：「你大舅就能白話。」看得出，她語氣裡還是流露出了自豪感。

那篇文章我反覆讀了幾遍，文中的大舅並不能代表我所知道的大舅的全部。大舅是姥爺家族裡最懂政治的人。集體批鬥地富反壞右的時候，大舅舉著拳頭率先大聲喊「打倒階級敵人」，背後卻去找給爺爺家扛過活的一位公社幹部，問：「我爺爺真的是那樣（半夜學雞叫）嗎？」生產隊扒廟時，他鼓搗著堂弟裝肚疼，不去扒。可是為公社修水庫時，他卻挑著大號筐，一遍遍從公社指揮點幹部的眼皮子底下熱情萬丈地走過。大隊通知地富分子自帶乾糧，參加公社不記工分的修橋勞動，他卻每天從生產隊收工回來都要跑去給老爹送餅子咸菜，好趁機換換累得搖搖晃晃的父親。

富農子弟嫁娶難，可大舅20歲就結婚了，而且媳婦很漂亮很能幹。大舅在縣水泥廠幹兩年後，私自將自己的名字周有學改成周明緒，寓意緊跟形勢明事達理。姥爺非常氣氛，爺倆大吵一架。大舅趁熱打鐵，將自己的小家搬到媳婦所在的大隊。遷戶的理由響噹噹——同地富家庭決裂的。公社幹部大為肯定。

大舅的大女兒十七八歲時即出落得如花似玉，初中畢業不久就有媒婆登門。大舅傾向於一位公社幹部的跛腿兒子，可是女兒卻和村裡一個地富後代偷偷好上了。勸說不從，摔杯打碗無效。大舅通過嫁女改變政治命運的交易破產了，暴怒之下伸手打了大女兒。有一天傍晚，大舅看到了女兒自殺的遺書。這件事對大舅打擊甚大，陰雨天或者晚上更願意蹲在炕上孤坐，夜很深了也不睡覺，吸菸，喝幾口悶酒，沒完沒了翻看那幾本舊書。天長日久，他背後倚靠的土牆被腦袋磕出一個瓢形的淺坑。後來，那個淺坑被一張報紙裱糊上了。那張報紙有張鄧小平的照片，大舅說他感謝鄧小平。

四類分子摘帽之後，大舅這個外來戶在那個屯子很快當上生產隊長。兩年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舅更是如魚得水。他是先知先覺的農民，先是圈地墾荒，和兒子起早貪黑開了很大一片荒地，又召開家庭會議，商量湊錢買三輪車搞運輸。當年他哈腰流漢種的經濟果樹，如今兒子已經受益。他的小女兒回憶，那時大舅幹什麼活都不知道累。正在念高中的她，有一個星期天，早晨起來晚些，突然聽到街上院裡哞哞的牛叫聲，原來兩天沒回家的爹從外地趕著一群牛犢子回家了。他要養牛了。

在大連日報刊登《還是當今的時代好》的第二年，剛剛五十有五的大舅，生命被胃上的癌魔擄獲走了。他一定沒活夠。

姥爺周長義原來有六個孩子，最小的兩個在大飢荒中夭折了，剩下大舅、大姨、母親和小舅。母親在世時每提起這些陳年舊事都忍不住眼圈發紅，不知是為他們那命運多舛的爹媽，還是為那兩個可憐的早亡弟妹。活下來的四兄弟姊妹的青春歲月，一直是在「地主崽子」的叫罵和白眼中度過的。

關於小舅，小時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讓我和弟弟坐在籮筐裡，用扁擔挑著我們走二十里路去姥爺家。母親常提起小舅的一件事是，十幾歲時小舅去姑姑家，回來時姑媽給他一筐地瓜。到村口別人給了他一條小狗，他覺得過意不去，竟隨手把地瓜送人，忘了自己家還常常吃不飽肚皮。有一次我在他睡的西炕上翻出一本安徒生的故事書，於是第一次知道世上有個高貴的豌豆公主，睡在十二層褥子上，最底層下面掖藏個豌豆也能讓她感覺到硌得腰疼。地富子女找對象難，老舅快到三十歲才找上媳婦。媳婦一隻眼睛藏著玻璃花，娶親那天，村裡的許多孩子圍著新娘子好奇地看。

我的母親，膽子小，自尊心強，做事瞻前顧後，與姥爺有些相似。我三歲時家裡蓋房子，墊地基的黃泥都是她在孩子剛滿月時一筐筐挑回家夯實的。山上地裡農活累的時候，她會回家撕下日曆牌上的半頁紙，捲上一隻旱煙抽幾口。有一次她跟我說，在家當閨女時，從生產隊幹活回來，姥爺常常讓她談談白天上山幹活或者晚上下田搶工的事情。無非是隊長又訓了哪些人，工分能評幾分，或者政治學習點沒點咱家的名，諸如此類。姥爺之所以打聽這些，無非是擔心自己的孩子在隊裡表現不好。母親那時候是十六七歲的小丫頭，白天幹了一天活，累得要命，坐在炕沿上講著講著就打起了瞌睡。姥爺這時候就把煙袋遞過來，讓她吸幾口提神。她就這樣學會了抽煙。

後來我家裡生活好些，當村小學教師的父親能揣上一盒半盒香菸時，抽時也會給母親一支。母親一般不抽，只等哪天幹活累了，才把攢的幾根煙卷拿出來抽上一支解解乏。我和弟弟參加工作後，回家時會給她買幾條煙，可母親卻說她已經戒掉了，堅決不讓花這個錢。只有當時還在上學的三弟，參加工作後依然給母親買煙，他知道母親其實還在抽。

大姨年輕時像辣椒一樣厲害。村裡一位當權派人物看上了她，一次上山勞動時破天荒地給她這個地主後代派了個輕快活。收工時，四處無人，那人突然淫褻地抱住了她。年輕的大姨身子一掙，嗷地一嗓子，掄起鐮刀就向那人砍殺過去。那人嚇得玩命在前面跑，大姨玩命在後面追，集體的一棵棵莊稼唰唰倒在憤怒的鐮刀下。這動人心魄的駭人一幕，秋後竟為姥爺家多贏來半袋子好糧食。我十幾歲時，聽說大姨突然「得神」了，有穿越陰陽兩界的能力。幾年後，附在她身上作祟的某個東西又突然離去，從此她的性格也變得溫順了許多。

大舅的幾個子女大部分在農村務農。我接觸較多的是他的三女兒。聽母親說，我這個三表姐在大連打工，並嫁在那裡。2003年，在報社工作的我竟意外地接到了三表姐的電話。

她在大連城郊一個山旮旯裡包了荒山溝，有山有水有果園，雇幾個人在那裡養雞照看果樹。她說她想開個雞湯館，問我叫「半夜雞叫」行不行。她覺得，周扒皮的曾孫女開這樣一個雞湯店一定是個不錯的賣點。我告訴她工商局不會批，她在電話那頭笑得很厲害。她邀我有空去她的果園轉轉。

從市中心開車，一個小時就到了。一百來畝的溝地藏在山坳裡，一派田園鄉野風光。各種果樹在四周高高低低圍合，中間迎面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坡上，依著地勢張起三四米高的漁繩網，裡面圈養著柴雞。突然一聲哨子響，只見坡上坡下數不清的雞，歡叫著飛跑過來啄米叨菜，場景煞是壯觀。幾個雇工在這裡忙活，工頭是個老實厚道的人。他們都知道三表姐的家史，常跟她開玩笑，先是叫她東家，後來叫她老闆，現在叫她領導。這裡有一座二層小樓，但三表姐大部分時間住在市裡，那裡還有個小營生。

三表姐多年來養成了讀書看報聽廣播的習慣，對建設和諧社會、新農村和綠色生態都有著新奇的敏感和功利性的理解。她一直在為這個山莊的出路著急，因為近幾年大連周邊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搞起了特色山莊，生意一個比一個火。看了電視劇《劉老根》，三表姐就一直在動腦筋。搞旅遊這裡還不成熟，開飯店一定要有特色。他跟我探討能否搞點綠色生態農業。這裡養了很多雞，全是散養，吃蟲吃螞蚱，在市場上都能賣出好價錢。母雞下的的蛋個個是環保綠色的，能不能也讓城裡人像熱衷到櫻桃園採櫻桃一樣上山來撿雞蛋？還有，可不可以給所養的不餵激素的豬打耳環做標記，讓人來認養。城裡的一家人到山溝裡認養一頭豬，定期來看看，年底來殺綠色年豬豈不快哉？或者在電腦網路上發照片拍購，何如？

三表姐就這樣「城鄉結合地」生活著。我在她那裡獲知很多周家後人的信息，她還幫我找到了過去太姥爺家的幾張老照片。那年我到瀋陽出差，下了火車，突然想起三表姐說過五姥爺周長武的兒子周俠在南站做生意，並告訴我，隨意打聽一個商販就能找到他。我便向一個攤亭詢問。那人連說知道知道，並很快在一個本子裡翻出周俠的電話。周俠幹的是雜貨批發，生意有多大無從知曉，但人緣極好是肯定的。他儀錶堂堂，為人精明爽快。說起爺爺的往事，他說：「我們不記恨，也不提這個。過去我們家可以說是為特殊教育做貢獻了，現在就讓我們做自己吧。」

60多年過去了，階級鬥爭已經隨著歷史的煙塵漸漸模糊。周家的後人們，有的已經遠走他鄉，有的還生活在原籍。他們用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再次富了起來，今天仍然是當地遠近聞名的富裕人家。傳說中太姥爺周春富的苛刻似乎漸漸被人淡忘，相反，他的為人厚道正慢慢被追憶起來。2008年7月，《先鋒國家歷史》雜誌的一位記者來到黃店村尋訪周扒皮。曾在周家打過短工的孔憲德說：「農忙的時候，就去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他還得給我工錢，不給工錢誰給他幹？一天的工錢能買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給你幹。」孔憲德的哥哥孔憲丞在周家做過幾年的長工：「一年掙8石糧食，養活全家。」周家的老街坊，83歲的閻振明說：「周春富腰間常年捆著破布條，就知道勤儉、勤儉，然後買地。都說老頭狠，那是對兒女狠，對夥計還行，會使鋤、能扛糧就行。」黃店屯93歲的老人高殿榮，至今還住在土改時分給她的周家的三間老屋裡。她回憶起周春富時只說了一句話：「不是惡人，不霸道。」

桃曲舊事 作者許崇平

我插隊的陝北桃曲村，有兩戶人家，是兄弟倆。弟弟賀廷貴，貧農，一副挺不直的身板上架著似笑非笑的臉，家中零亂齷齪。哥哥賀廷雲，富農，清瘦精幹，透著一股靈氣，普普通通的窯洞收拾得窗明几亮。這賀廷雲還是村裡第一把種地高手，隊裡僅有的幾塊可以條播麥子的好地，都是他搖耬播種，長出的麥苗壟又直又勻。弟弟賀廷貴好吃懶做一輩子，哪樣農活也提不起來。土改來了，賀廷雲因勤勞致富掙了幾畝地，被劃為富農。弟弟賀廷貴游手好閑，一事無成，落個貧農的美名。

賀廷貴只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養老送終。這件事令他痛心疾首，無奈之下，從十里外的丁塬村招了一個上門女婿。當時陝北的習俗，娶媳婦男方必須向女方付彩禮。彩禮大約是四百元左右，聽說其中一部分還必須以銀元（袁大頭）支付。這就是陝西十大怪中的一怪：城裡的姑娘不對外，鄉下的姑娘高價賣。付不起彩禮的貧寒人家，或成分不好的人家，兒子只好做上門女婿。

賀廷貴的女婿屬於後者，家裡是富農。他小名叫更令子，姓韓。當地風俗，做上門女婿的人要「賣掉」半個姓。比如更令子入贅到賀家後，要改姓賀，後面再保留自己原來的韓姓。這是很丟面子的事。讓更令子更傷心的是，結婚後雖然有了兩個兒子，但是據說在賀廷貴的調唆下，婆姨和他的關係始終不好，動不動就威脅要離婚。有一次吵鬧之後，更令子為了表示對婆姨的一片痴心和對家庭的責任，竟然用菜刀剁下自己的一截小拇指，希望以此挽救這樁婚姻。1974年，我們這些北京知青陸續離開桃曲村之後，更令子帶著婆姨離開了賀廷貴的小院子，住進我們知青曾經住過的窯洞。可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又是一場吵鬧之後，喪失理智的更令子再一次揮動了手中的菜刀。他這次不是自殘，而是結束了這個讓他又恨又愛的女人的性命。

以前只是從書本、報紙、電影、戲劇中得知貧下中農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干社會主義。到了農村才知道，其實只有農民這個群體概念才是真實的，哪裡有什麼貧下中農？哪裡有什麼地主富農？這些人為劃分的農村階級成分都是無稽之談。村裡一個姓張的貧農老漢，從河南逃荒而來，60多歲，滿口牙掉光後又重新長出一口新牙，剛死了第二任婆姨。村裡人都說這老傢伙命太硬，克婆姨。一天在村邊等著上工，說到桃曲村在合作化之前的富裕殷實，一時興起，齜著滿口參差不齊的新牙，扯著喉嚨說：「還是單干好呀，現在誰要是能讓我單干，我磕一個響頭，馬上就走！」

更為浪漫離奇的是一個叫史誌平的外來戶，本是延川縣的窮苦人，當年隨土改工作隊來到桃曲。他一邊忙著給桃曲村的人劃成分，鬥地主富農鬧革命，一邊忙裡偷閑看上一個富農的女兒。富農開始不願意女兒下嫁，史誌平硬是用駁殼槍成就了這門親事。不過這個人倒也是個情種，不愛革命愛美人，就此解甲歸田，在桃曲村落地生根，成年累月守著婆姨，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我已經記不得當時是如何介紹他的成分了，只記得窯洞裡擠滿了他和婆姨生養的漂亮後代。

桃曲村人傑地靈，頗有「儒村」風範。二百多口的小山村，居然能湊出一個戲班子（宣傳隊），吹拉彈唱，一應俱全。村裡有個戲臺，晚上在明亮的汽燈下，能演出一套全本的地方迷糊劇《紅色娘子軍》，周圍十幾里的村民都來看戲。苦大仇深的吳瓊花的扮演者是桃曲村唯一的地主賀文郁的女兒虎妞。

賀文郁60多歲，留著鬍子，腦袋總是不停的擺動，後來才知道那是帕金森症。他的兩個大兒子曾經都在外面工作，因出身地主，雙雙被舉家遣返回鄉務農。兄弟倆雖然平日裡低眉順眼地勞動生活，但言談舉止間還是不同於其他人。二人是村子戲班裡演奏器樂的大腕。虎妞是戲班的臺柱子。賀文郁最小的兒子小名俚太，是村裡唯一在縣城上中學的孩子，後來考上大學，留在延安市工作。

到桃曲後不久，生產隊在我們借宿的村小學院子裡開了一場批鬥會。批鬥對象是賀文郁和他的婆姨。批鬥會一開始，先由大隊書記馬雲池鄭重其事地傳達公社的要求：早請示、晚匯報時拿《毛主席語錄》的姿勢要像林副主席那樣。馬雲池右手虎口握住小紅書，恭恭敬敬地放在乾癟的肚皮上做示範，看上去還真有幾分相像。接著副隊長辛全喜就從全國山河一片紅講到農業學大寨，又從農業學大寨講到全國山河一片紅，聽來聽去好像賀文郁也做了什麼貢獻似的。村裡人在太陽底下都聽得昏昏欲睡，只有地主分子賀文郁在中間搖頭晃腦帕金森地站著。他的婆姨則早已坐在了地上，四周爬滿了一圈孫兒孫女。大約一個小時後，辛全喜的車軲轆話不知轉了多少圈，總算累了，於是隊長賀振國宣告收工。地主婆姨爬起來，拍拍滿身的黃土，在孫子孫女簇擁下回家。

賀文郁沒走，掏出旱煙袋，朝別人借個火，坐到剛才隊長的位子上，悠閑地抽上一袋。村民走過來，走過去，對賀文郁該叫叔的叫叔，該叫爺的叫爺。維繫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封建禮教、宗法制度又一次戰勝了階級鬥爭觀念。我在桃曲插隊三年，印象中只開過這麼一次批鬥會。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我懷疑就這一次還是為了做樣子給北京知青看的。

桃曲有52戶人家，除了馬史範辛蘭張各姓各有一戶人家外，其餘都姓賀，是一個典型的自然村落。地處偏遠，古風依舊，賀氏家族嚴格按照輩分取名字，次序井然。當地習俗，隔輩就可以開玩笑，孫子輩可以拿爺爺輩開涮。村裡輩分最大的是賀永福兄弟五個的老爹，當時大約70多歲，羅圈腿，雙手各柱著一個枴杖，走起路來像一條划槳的破船，全村男女老少（除兒子兒媳）都拿他開玩笑。外姓人可以隨便和任何輩分的賀姓人取鬧，「問候」他們的親人，但絕對不可對姓賀的人說「我日你先人」，那可犯了大忌，就像掘了他們姓賀的公共祖墳。我們也是遭了很多次白眼之後才知道賀姓的先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哪怕意淫也是不可以的。

来源:看中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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