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必須死的及時，才能延長另一個人的生命，這只有在中國移植手術的操作下才能實現。以進步、金錢的名義-包括賺取西方人的錢，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將這個事實披露了出來。道德到底有多沈重？科研如何野心勃勃？金錢如何誘人？西方若不願手染血腥，那麼界限究竟在哪裡？
【編者按：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2013年3月7日刊登了作者Martina Keller的文章「下單訂購心臟」（Herz auf Bestellung）。以下為看中國編輯根據網上的全文中譯版整理，為方便閱覽，本文有刪節，並加註了四個小標：1、王立軍的科研成果 聽了恐怖異常；2、以色列病患在上海的換「心」奇蹟；3、病患接連到中國買心 震撼以心臟權威 ；4、器官來自死刑犯 還不是所有的真相。】
北京律師韓冰12月6日準備在微博上披露這消息的時候，就知道自己身陷險境。這則消息被轉發了上萬次。
「今天上午剛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死刑犯被處決的事。」一位死刑犯被迅速處決了，雖然數天前高院通知將覆核深究此前對該名犯人的死刑裁定，顯然執刑人等不了那麼久，因為有人等著要用其器官，而且要在最好的狀況下把它掏出來。唯有如此才能解釋為何死刑在醫院執行完畢。 「良心泯滅的法官和醫生把醫院轉為執刑場，轉為器官買賣場」, 韓冰如此寫道。
據律師說，該死刑犯被迫簽下了「自願」捐獻器官的一紙之約。犯人家屬連最後一面都見不了，儘管在執刑前家屬有權見上最後一面。「我們會向最高院討說法」，律師宣布了家屬的意願。
韓發布後，該消息在一天之內就被轉發了1.8萬次，5600人作了評論，然後就「被消失」了。
這位被處死的無名人的命運絕非單一事件。中國每年移植的腎、肝、心和肺臟達一萬多個，自己也是一名器官移植醫生的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去年在科學雜誌《The Lancet》裡報導說。報導中披露了60%的移植器官來自被處決的死刑犯，坦白得令人瞠目。
王立軍的科研成果 聽了恐怖異常
一個人必須死的及時，才能延長另一個人的生命，這只有在中國移植手術的操作下才能實現。以進步、金錢的名義-包括賺取西方人的錢，這個報導將這個事實披露出來。
死刑犯被處決的數字在中國乃屬國家機密，據估計每年高達4000名。死刑犯不是以槍斃腦袋就是以注射處決。
中國積極研究如何以藥物注射致人於死地，而不至於影響到死者器官品質。曾任遼寧錦州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去年因一系列政治醜聞而入獄，他曾主持一所心理和法醫研究所多年。他因研究出多種處決方法的成果而榮獲著名的「光華創新特別貢獻獎」，獎金高達近20萬歐元。他在獲獎致辭中透露他發明瞭一種嶄新的器官保鮮液，足以讓一名被注射死亡的犯人器官無損保鮮，並在致辭中表示該成果來自數千人的實驗。
全球各地對這個消息的發布感到恐怖異常。但不為人知的卻是西方與中國體制的千絲萬縷。道德到底有多沈重？科研如何野心勃勃？金錢如何誘人？西方若不願手染血腥，那麼界限究竟在哪裡？
以色列病患在上海的換「心」奇蹟
韓律師和當事人不知道12月份被處決的那名死刑犯的器官給了誰。但是卻有西方病患公布了他們在中國做過的移植手術。史提克利玆（Mordechai Shtiglits）跟太太住在離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維夫（Tel Aviv）不遠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這位63歲的男子，雖然體重120公斤，卻依然精神奕奕，愛吃牛排，最喜歡與家人共渡休閑時光。當他太太在客廳給客人倒咖啡時，他從抽屜拿出一本相冊，裡頭是那次去中國的照片，那次本來可能會是他生命的終旅。
歐洲病患等待數月才能等到的器官-在中國僅須幾天
2005年，史提克利玆坐著輪椅被推向飛機登機，他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他太太和長女陪他抵達了上海。在那裡，他被送進中國最大的器官移植醫院之一-中山醫院，住進了醫院側翼的一間病房，該區的病房專門預留給外國人和富有的中國人。史提克利玆當時結識了來自加拿大、澳洲和香港來的病患，他們與他一樣都來到這裡接受一樁救命的手術。
史提克利玆的心臟已衰竭敗壞，心臟功率僅剩10%。這樣的心臟功率僅能讓他維持生命不死。他出現過多次心臟停動，每次都從死亡邊緣被救了回來。有些夜晚他必須連夜保持坐姿以便呼吸。
他在社巴醫療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住院長達一年半之久，長期等待心臟的來臨。可惜以色列捐獻器官的人數比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來得更為罕有。於是史提克利玆的兒子上網為父親尋找心臟。所有的地址都說：「是的，您可以任何時間駕臨，但是等待心臟的時間可能須要幾個月」。時間，正是史提克利玆家庭認為他們最缺乏的東西。於是最後決定去中國。一般在中國等待心臟的期段不超過二、三個星期，對史提克利玆甚至來得更快。
他住進醫院以後的一個禮拜，中國的手術大夫就通知他隔日就有一顆新心臟。史提克利玆得悉「捐獻者」年僅22歲。他不加追問那人的遭遇，「我那時病得很重，瀕臨死亡邊緣」，今天他這麼解釋，「他們僅僅暗示說那人死於車禍。」
這個說法太沒有說服力了。雖然中國每年死於交通事故的人數高達六萬人，但是中國醫生不可能事先知道哪個傢伙即將死於車禍，而且這個國家至今沒有迅速分配輸送器官的一套中央物流系統。
史提克利玆那顆衰老的心臟於2005年11月22日被移植取出。中山醫院出具的出院證明是乾癟癟的幾行字：入院診斷、化驗數值、給與服用的以及推薦服用的藥劑。一般習慣上會載明關於捐獻者或是捐獻出來的器官信息則隻字未提。
至2011年，中山醫院總共移植了300顆心臟。《時代週報》詢問醫院主任醫師與哪些機構合作來進行這些手術，並未得到答覆。「透明原則，並且允許國際人員調查」世界衛生組織的要求顯然與此地的操作大不相同。
病患接連到中國買心 震撼以心臟權威
亞寇卜•拉維（Jakob Lavee）是史提克利玆多年的醫師。他作為該醫院心臟移植中心部門的主席，多年來無法給予史提克利玆任何轉機。卻在那天看到病人精神奕奕，宣布將要飛往中國，而且兩週後將要進行換心手術。「我面帶微笑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拉維回憶道，「可是他卻認真得不可動搖。」
拉維已經聽說有些病患為了換腎而飛往中國。但是「換心」手術抵達另一個地平線，一個腎或是肝移植，的確可以從活人身上取下一部分，「但是若一個人要換心，意味另一個人必須死亡。」
拉維的病人中，史提克利玆是第一個得以換心的，但不是最後一位為此而飛往中國的病人。這位移植手術醫生聽說過的類似案例起碼有12起。其中一、二位不癒而亡，其他人如同史提克利玆治癒而歸。
身為醫生，拉維當然希望他的病患得到最好的治療，但也不是不惜任何代價。「即便好像是自我處罰」，他令人信服地說：「我也不會去中國，之後意味的當然是我必須死亡。」拉維接著說：「我並沒有控告這樣做的病人。我瞭解當一個人面臨生命威脅，會企圖抓住任何一絲希望。」
史提克利玆從中國回來以後，拉維繼續為他服務。這位心臟權威為史提克利玆的健康進展高興，同時展開政治性反擊，反對他的下一個病患得到一顆中國人的心臟。
一個以色列的制度特色讓史提克利玆輕易地飛往中國：他做手術的時段，所有接受國外移植手術的病患都可以得到以色列一般提供的醫藥保險補償。史提克利玆說，他的手術病歷總共花了17萬美金：包括一等艙航班、同行的夫人和女兒、上海賓館住宿、六星期之長僱用的一位翻譯和特別看護，還包括所有的醫藥費用和藥劑費用。
17萬美金在器官買賣行業裡不算多，中國亦屬器官買賣便宜的供應商。但是單憑史提克利玆自己也搞不定這筆費用。即便只須6.5萬美金的換腎手術，對250位前往中國進行手術的以色列病人而言，私人根本負擔不起。於是拉維決定必須賦予醫藥保險補償以新的定義。
他在專業雜誌刊登文章，馬上得到以色列媒體青睞。他也上電視與史提克利玆進行辯論，還組織了一個由以色列器官移植協會舉辦的會議。他勝利了！2008年以色列通過移植手術法，說明若是在允許器官買賣國度進行的移植手術，該醫藥保險費用申報將得不到任何補償。
自從這項法令生效，再沒有任何以色列人為了移植手術而飛往中國。但是拉維的任務還沒了。
器官來自死刑犯 還不是所有的真相
死刑，乃是移植手術的物流供應來源，這令人髮指，但這還不是所有的真相。要不是加拿大律師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檢察官David Kilgour的努力，我們會把這一切臆想成是《人肉》這部恐怖小說作者意欲翻拍一出令人震驚的電影。
Matas和Kilgour的報導披露出中國也處決勞改營或勞教所的囚犯,並直指操練佛法打坐的法輪功修煉者,他們並沒有被判死刑，但因為他們的器官適用某一病患而必須被處決。
這是真的嗎？這兩名加拿大人不僅收集相關法輪功囚犯在囚禁中面臨的一系列醫療檢查，之後人消失匿跡，或是這些人的遺體被發現缺少了某些器官。他們也訪問到中國做過腎臟或是肝臟移植手術的外國病患,甚至訪問到當年從法輪功修煉者身上掏取器官的同謀。
他們還記錄了冒充患者或親屬的調查員，向中國移植中心做出電話詢問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其中還對2006年3月與中山醫院的一通電話作了錄音。打電話詢問的人要知道是否移植手術可以用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醫生馬上回答：「我們這兒都是用他們的器官。」法輪功信徒被視為最合適的器官施主，因為其他刑事囚犯大多身染乙型肝炎。
一個很重要的標誌顯示，中國移植手術次數上升的時段，也正是法輪功修煉者面臨大肆迫害之際。維也納大學國際法教授、時任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Manfred Nowak，以聯合國的名義，向中國政府發出強烈請願：「urgent appeals」要求告知所有移植手術的器官到底來源何處。Nowak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這項指控斷然以「宣傳」斥回，卻從未駁倒這項事實。
2012年7月，來自全世界5千多位專業人士來到柏林參加第24屆國際移植會議。在柏林ICC國際會議大廳門口，法輪功修煉者擺起了一個攤位，一名身材纖細、名叫劉薇（音）的女子向到會者發送傳單。
40歲的劉薇（音）說，2001年9月，她因為忘記把法輪功的傳單藏起來，被逮捕囚禁了16個月。當時她在北京的德國技術合作公司GTZ工作。她說囚禁期間她遭到惡打，並被剝奪睡眠加以折磨。
她還說道，有一天，一組人員-約10個警察、10名醫生一同來到監獄，對她們進行醫療檢查，只有法輪功學員被點名去檢查。他們對她做了抽血檢查、用超音波掃瞄一遍體內器官。醫生還詢問她是否有任何家傳疾病。這樣的檢查總共進行了五、六次，化驗結果她從來未能得知。
無法承受勞改營內巨大壓力，她開始佯裝譴責法輪功。「我感覺自己好像已經壞死了」，她說。「可是我那時還年輕，希望活下去。」
劉薇（音）2003年1月被釋放後，GTZ又重新僱用她，一年以後她移居德國。她說：「我當時太幸運了。顯然我被拘禁的時間，沒有任何病人需要我的器官。」
當劉在外頭髮傳單時，來自夏麗特醫學院的國際移植會議主席Peter Neuhaus開始開幕致辭，他說看到160位遠道來自中國的同儕蒞臨，感到特別榮幸。一名記者問他對中國死刑犯器官被掏空的感想，Neuhaus說：「這個現象的存在，無人爭議。」但是中國衛生部副部長二、三年前就向他保證過，這個現象已經不再發生。
中國政府的確注意到很多事，也沒忘記讓北京律師韓冰發布的消息完全從網際網路上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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