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比《悲慘世界》還悲慘(圖)

父親和我同時劃右派比《悲慘世界》還要悲慘

2015-04-01 13:03 作者: 劉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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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5年04月01日訊】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法國雨果小說《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為飢餓的外甥偷了一塊麵包,弄得自己一生悲慘。儘管他的「罪」微不足道、情有可原,但畢竟是犯了偷竊罪。在反右派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份子的人,有幾個是真正有罪的呢?大部分人不但沒罪,而且有功,他們的許多言論都是至理名言。但他們一生悲慘,還延及下一代,那個世道,比法國的《悲慘世界》還要悲慘啊。

父親和我的遭遇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父親被劃右派與耿伯釗有關

我的父親胡復(1886——1969)原名胡蔭棠,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因二哥胡廷翼(中將)被軍閥王佔元槍殺,他要為哥復仇,故改名胡復。父親是湖北鄂州華容區胡家大灣人。在北平中央法政專科學校法律系畢業,獲學士學位。畢業後在國民黨黨政機關當職員,曾在武漢、重慶、廣州等地流浪。「解放」後,父親帶著母親回到武漢,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熊晉槐介紹,加入湖北省社會科學工作協會學習。1950年7月,省統戰部派他擔任民政廳秘書,並參加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2年,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是省政府中唯一具有統戰性和諮詢性的工作部門。基本任務是組織參事進行調查研究,向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密切與各界人士的聯繫,反映社情民意;參與審查某些地方性法規、草案和政府發布的規章制度;編寫文史資料,參加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參事室於1950年8月成立,設有政法、財經、文教三個組。幾十名原國民黨軍、政上層人士及知名愛國民主人士被任命為省政府參事。參事們在穩定當時政治形勢,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國民經濟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參事室主任由極有威望的耿伯釗擔任。

耿伯釗(1983-1957)湖北安陸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早稻田大學肄業。1905年加入同盟會。回國後,任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1913年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926年後,任武漢市政府黨委委員、國民黨政府參軍處參軍、武漢行營參議、湖北省銀行常務董事。武漢解放前夕,參與組織湖北和平促進會。1949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建國後,歷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

1957年6月初鳴放期間,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6小時,談話內容由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上。耿伯釗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號施令,發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布某一指示和文件,於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施令的事情。實際上,這種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結果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8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談話中提出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儲安平向毛澤東周恩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

耿伯釗和當時絕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一樣,對現政權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熱誠的建議。反右開始,他也和當時絕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一樣,首當其衝,遭到批鬥,被劃為右派份子。接著,還把參事室的所有民革成員如晏道剛等,不管他們有沒有言論,都一網打盡,統統劃成右派。我父親也在其中。耿伯釗在悲憤中自殺身亡,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受到毀滅性的摧殘。

我被劃右派與父親有關

我父親是位比較開明的國民黨員。早年跟隨二哥胡廷翼(烈士)參加武昌首義、北伐等。以後因要負擔兩位早逝哥哥的遺屬和我們全家大小十多人的生活,大部分時間在國民黨政府機關做職員養家餬口。抗日戰爭暴發,國共統一戰線建立,我的父親因在漢口市政府工作,經常能看到一些「左傾」書籍,他就偷偷帶回來給我。他還經常向他同事誇耀:「我這女兒思想左傾。」他以有這樣的女兒為榮。1938年,武漢快要淪陷。國民黨省政府遷往恩施,把武漢的一些公立學校遷往鄂西等地,組成聯合中學。我跟著同學們遷往恩施屯堡女高分校。我逃往重慶的父親經常給我寄來《新華日報》。

全國解放前夕,我的父母正在廣州,父親不肯跟著他們單位逃往海南島,決心靜等「解放」。全國「解放」後,他們回到武漢,父親很快參加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我們全家正慶幸父親成了民主人士,萬萬沒有想到,這正是我們全家災難的開始。我們哪裡知道,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發過一個電報,談到在革命勝利後要讓民主黨派離開政治舞臺。斯大林復電,叫他不要著急。到了1957年,毛主席認為時機到了。

鳴放時,我們報社領導指示記者站趕快發回鳴放稿件,罵共產黨的也發,好達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有的記者站表示當地未鳴放,發稿困難。領導指示,到統戰部門去找。也就是說,到民主黨派中去找。統戰部門也多次動員民主黨派人士敞開思想,對共產黨提意見。聽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都談。等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了,領導說:「一瓢水潑到地下了,想收也收不起來了。」還說,這是上面佈置的,叫做「打悶棍」。這就是說,反右運動的打擊重點就是民主黨派,就是這些曾經用他們的書刊引導我們青年學生走向革命、投奔共產黨的民主人士。

那時候,我正在人民日報內蒙古記者站工作。剛開始反右派,感到太突然、匆忙了,害怕又要搞錯好些人,就代表黨小組(我是黨小組長)向支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農牧部黨支部)領導匯報:

「就整個肅反運動來說,成績是大的。根據事後調查,弄清了許多人的問題。但單就肅反鬥爭會來說,缺點大。因為挨斗的人多,結論是反革命的少,在許多好人心上留下了傷痕。」

「從公布的材料來看,胡風與美蔣並沒有組織上的聯繫,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它材料?」

我的匯報引起支部的懷疑,人民日報記者部把我調回北京批鬥。這當間,父親從武漢給我來信,說他們參事室的主任耿伯釗是右派,他們「如夢驚雷」,正批鬥他。可是不幾天,《湖北日報》刊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揪出耿伯釗反黨集團,其中就有我的父親。說他是地主,是吳國楨的干將,他誇耀兒子在臺灣當將軍等等。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去責問父親,怎麼至今還和我哥哥有聯繫?他回信說,報上登的不是事實,老家沒有一分地,怎麼會是地主?他在漢口市政府時曾在市長吳國楨手下當股長,談不上是他的干將;他和我哥哥「解放」後一直沒有通音信。還說,他們參事室鬧宗派,他曾經打過「老虎」,現在人們報復他等等。本來,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錯好些人,聽父親這麼一說,相信把他也搞錯了。

為了維護新聞的真實性。我給父親回信,問他:參事室裡有沒有共產黨員,有什麼意見可以告訴黨員。有什麼錯誤要好好檢查,不要「無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說」。黨不會冤枉人的。《湖北日報》如果弄錯了,也可以告訴他們。我想,讓父親去提醒《湖北日報》,比我去好。《湖北日報》當然不會「更正」,但會引起內部注意。

我為什麼要父親去找黨員呢?因為他說他們民革鬧宗派。我想:「民革嘛,鬧宗派是十分可能的,共產黨員能夠客觀一點,可以公正地處理問題。」

我為什麼要勸父親不要「無中生有」呢?因為在我的印象裡,歷次運動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錯誤,好些人只求自己過關,亂說亂咬,給組織增添許多麻煩。運動過後,我不止一次地聽見領導同志抱怨:「你瞎說一氣,害得我們到處為你調查!」我當然要防備於未然,不讓父親去害組織、勞民傷財,自己也落個不好的罪名。

誰知這麼一來,記者部說我不但有「攻擊肅反、為胡風翻案」等右派言論,還有「包庇右派父親、給父親出壞主意」的行動了。於是,把我也劃為右派份子。這就是說,我這「行動」起了「劃右派」的決定性作用。也正因為如此,我更清醒地知道,我不是真的右派份子,因為我從思想到行動,都沒有絲毫包庇父親的意思。我的「主意」不但不壞,而且很好。

無論是文鬥、武鬥,超負荷勞動,肉刑、變相肉刑、游樓、活埋,無論是在農場、在報社,還是在干校,也無論是否加重處分、夫離子散,我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右派份子,而且不斷申訴,認為反右派運動必須甄別、平反,以至21年來,我成了被群眾孤立、專政的頑固右派,受到比一般右派更多更大的打擊、痛苦。

我父親在高壓下認了罪。1958年,72歲高齡時被送到農場養雞、種地。他和母親在武昌,住在公共廁所旁邊的貧民窟裡,卻把在家鄉鄂州唯一的祖傳財產——一幢大房屋捐獻給大隊,被大隊翻蓋成大禮堂,以後又被拆毀。近年來,一些新聞媒體和海外遊客,來家鄉尋找革命烈士胡廷翼的故居,大失所望。

父親在農場拼著老命不停地幹活,受到好評。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76歲才結束勞改,調省文史研究館,根據自己經歷寫一些文史資料,如《靖國軍在鄂西》等等,還做了許多學習筆記。學習會上,發言積極,受到讚揚。1969年3月,我在房山人民日報五七干校時,母親打來電報,說是父親病重,讓我請假回去。可是,不准假。直到5月初,打來電報,說是父親已去世,這才讓我回去奔喪,未能見父親最後一面。十年後,在1979年,父親的「右派」問題獲得改正。以耿伯釗為首的其它「右派份子」也先後被改正了。

最苦的是我與父親相依為命的母親劉嗣鴻。她長期多病纏身,不能得到較好治療,要靠父親和她妹妹(我的四姨媽)照料。父親去世後,母親喪夫思女,病情加重。我多次向報社領導請求回去照料母親,或者把母親接來北京,卻不被允許。1970年10月,四姨媽有事回家,我母親一個人生活。11月7日一清早,母親腦溢血病發,鄰居們把母親送第三醫院急救,已是中午,母親已經癱瘓。

我在7號上午,就收到母親病危電報,經過再三哀求,才准許我8號動身回去。我趕到武昌,已是9號清早1小時,立即來到醫院。母親住在急診室的觀察室裡,不讓住院,也沒人護理,由我護理。12月1號,母親開始抽搐,2號下午,在父親逝世一年半後,母親跟著去了。

父母和我三人一生悲慘,我們三人犯了什麼罪?誰也說不上來,父親和我的「改正」結論上沒有寫。

(作者曾為人民日報老記者)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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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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