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城 瘋狂的坦克 誰將為其背鍋?(組圖)

2019-05-28 00:32 作者: 丁子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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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一輛瘋狂的坦克,衝向學生隊伍。
在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一輛瘋狂的坦克,衝向學生隊伍。(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在1989年六四凌晨,許多人目擊了這樣一幕慘劇:一輛瘋狂的坦克,衝向剛從天安門廣場撤至六部口的學生隊伍,躲避不及者,被坦克履帶碾壓得血肉模糊;死裡逃生者,落下了終身殘疾。這輛該詛咒的坦克究竟碾死、碾傷了多少人,當時傳說不一:有說死了9人,有說死了11人,至於傷者,更是眾說紛紜。這都不足為據。當局不公布死傷名單,別人說了,哪怕說得基本符合事實,也會當做「謠言」來追查。因此,必須拿出實證材料,讓一個個具體的個案來說話。

多年來,我和我的朋友一直把這輛坦克碾死、碾傷的受害者作為尋訪的重點。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尋找到的是:死者5人,傷者9人,一共14人。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齡、單位及受傷、致死部位;其中10人已確知他們的籍貫和家庭地址。他們大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學生,來自江蘇、湖北、安徽、陝西、福建、海南、北京等省市。其中,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所大學的死傷人數就達6人之多。至於這一慘案中確切的死、傷數字,我想只能等待以後的時日來回答了。

方政,1989年畢業於北京體育學院,89年6月4日的凌晨,為救某學妹,被壓斷雙腿。
方政,1989年畢業於北京體育學院,89年6月4日的凌晨,為救某學妹,被壓斷雙腿。(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現在,讓我們忍著悲痛把思緒拉回到89年6月4日的凌晨,看看這群青年男女在那輛瘋狂的坦克襲來時所遭受的悲慘命運吧。

林仁富,遇難時30歲,已婚,生前為北京科技大學應屆畢業博士生。3日晚,他和另一位研究生一起騎車去了天安門廣場。4日凌晨,當戒嚴部隊命令學生撤出廣場時,兩人遂推著自行車沿西長安街向六部口走去。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會有什麼危險。當那輛坦克向他們襲來時,他們都還沒有意識到坦克會從人群中碾壓過去。可就在這剎那間,林頓時成了坦克履帶下的冤死者。他死得不明不白。因為他並沒有任何反抗,而且是按戒嚴部隊的「命令」撤離廣場的。林出生於福建省莆田市,這裡原是一個小縣城。父親是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上有三兄一姐。林家眾多子女中他是唯一進入高等學府的,遇難時即將取得博士學位,且已聯繫好於當年10月赴日深造。林在他的同齡人中本來是個幸運兒,他是林家的驕傲和希望,卻在頃刻之間化成了灰燼。一位優秀青年,遭此厄運,世人扼腕;然而,在強權者的高壓底下,人們唯有嘆息而已。

董曉軍,遇難時20歲,生前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學生,兩年前他剛從江蘇北部的一個小縣城考入北京。父母深愛著自己的兒子,兒子也深愛著自己的父母。6月4日凌晨,董隨學生隊伍從天安門廣場撤離時,走在隊伍的尾部。他也是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下被那輛瘋狂的坦克碾死的,屍體被碾得血肉模糊,不成形狀。兒子死了,父母把骨灰抱回江蘇老家掩埋在自己住家門前小溪對面的岸邊。往昔的一切都已成為夢幻,唯有那由母親的淚水匯成的溪流年復一年地嗚嚥著,控訴著那場慘無人道的殺戮。

王培文,遇難時21歲,生前與董曉軍同屬一所大學,且同屬一個年級。老家在陝西省咸陽市。6月4日凌晨,王與董同時撤離天安門廣場。董在排尾,王則在排頭。他也被那輛瘋狂的坦克軋死,屍骨粉碎。90年代初,我曾按友人提供的地址給死者親屬寫過一封信,也曾向他們轉達過來自海外留學生的人道捐款,但始終沒有收到對方的回信。以後我又曾做過努力,但沒有結果。我想,這多半是出於恐懼吧。

田道民,遇難時22歲,湖北石首市人,生前為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學生。6月4日凌晨,在六部口被毒瓦斯熏倒在地,隨後被開過來的坦克碾掉了左邊的半個臉,其中一隻眼睛完全被碾掉。當時被送往北京市急救中心,但已無法救治,當即死亡。田的父母都是農民,家境貧寒,有兄弟姐妹8人,唯有他一人上了大學,他是這個家庭的唯一希望。田死後其家屬把他的骨灰從北京抱回家鄉——石首市高陵鎮栗林嘴村——安葬,父母至今一提起死去的兒子仍痛苦萬分。

龔紀芳,女,遇難時19歲,生前為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88級本科生,內蒙包頭市人。6月4日凌晨,她隨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至六部口,遇坦克施放毒瓦斯,倉皇躲避時臂部中彈倒地,而且中的是「炸子」。她被送北京市急救中心,終因搶救無效身亡。她雖不是直接被坦克碾死的,但如果不是因為那輛坦克施放了毒瓦斯,也許她還不至於死於非命。

下面是傷者:方政,北京體育學院(現北京體育大學)應屆畢業本科生。4日凌晨,他隨學生隊伍從天安門廣場撤離至六部口時,正遇上那輛狂奔的坦克猛衝過來。當他發現坦克正向著身旁的一位女同學碾去時,便立即猛力把這位女同學推到了人行道上,可他自己卻已躲避不及,倒在了坦克的履帶之下,且被坦克拖了很長一段路程,以致昏死過去。他被送往積水潭醫院搶救,為保住性命,不得不鋸去雙腿,從此成為殘廢,終生與輪椅、雙拐為伴。然而,厄運並沒有到此為止,方在治傷期間,學校當局仍不放過他,對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審查」,且不給他分配工作。方憑著他不屈的意志,在親友的幫助下,去遙遠的海南自謀生路。歲月對他來說是艱難的,但他不甘於成為生活的弱者,始終不息地向厄運挑戰。由此,他贏得了人們的同情和尊敬。

王寬寶,北京科技大學(原鋼鐵學院)碩士生。6月4日凌晨,隨天安門學生隊伍撤離至六部口時,與林仁富推車走在自行車道上,那輛瘋狂的坦克碾壓過來時,林當場軋死,王骨盆碾碎,送宣武醫院救治,連續一週處在病危之中。在最初的幾年裡,醫院為他做過多次大手術,傷口卻遲遲不能癒合;因輸血染上「丙肝」病菌,無法再次手術。他曾給我看過受傷的部位,不忍目睹,整個臀部已無一處完好的地方。但他同樣有著不屈的意志,終於學有所成。

在這場由那輛瘋狂坦克造成的血案中,死傷者最多的是北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除兩人被碾死,還有四位被碾傷。他們是: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他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有的被碾成重傷,有的留下了終身殘疾。

此外還有兩位傷者:一位名叫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他在躲避坦克時被子彈擊中右大腿內側神經,腿大動脈及坐骨神經分支被打斷,現右腿呈萎縮狀態。

另一位名叫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他與方政同時被坦克碾傷,後腦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後截肢。

這裡還應該提到北京某大學的一位女學生。6月4日凌晨,她參加了民眾自發組成的一個臨時救護隊,在西長安街一帶搶救傷員。可是,那輛發了瘋的坦克竟喪心病狂地壓向了這位善良的女學生,把她的一條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俗話說,子彈不長眼睛,可是,開坦克的人難道也不長眼睛嗎!連一個救死扶傷的女孩子都不放過,天下還有比這更慘無人道的嗎!

我常常想,在戰爭年代兩軍交戰時,對敵方繳械的士兵尚且還得放他一條生路,為什麼對那些已經按命令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卻不能放過!何況他們都手無寸鐵,何況他們在撤退時沒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時期竟如此殘忍地濫殺無辜,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下令把坦克開進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輛瘋狂的坦克一樣,已成了完全喪失理智的瘋子。人們難道能期望瘋子做出合乎人類理性的事情嗎!

多少年來,我總想弄清楚這輛坦克所屬的部隊,弄清楚這支部隊的現場指揮員。幾年前,我得到了那輛瘋狂坦克的番號,可惜,在我多次被迫轉移存放在家裡的資料時,竟把當時記錄下這個番號的一張紙片丟了。我期望有那麼一天,那輛坦克能重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作為那場血案的罪證。

補遺:這篇《實錄》本來可以結束了,但我總覺得還有一些話要說,那是有關上面這些死難者的父母和親屬的。一場劫難過後,留給他(她)們的是那無盡的苦難。

林家生活在一個城市的底層,盼著兒子學成之後來改善全家的境遇,可一夜之間他們的希望成了泡影。林仁富的父母一直在貧困中受煎熬,人們很難想像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中期,林家還買不起一臺彩電。前些年林母在電話裡高興地告訴我,她終於用轉給她的人道捐款買了一臺19寸的彩電,兩位老人可以在自己家裡看電視了。我聽了這話卻無法高興起來,心裡只有一種苦澀味兒。林母是個不識字的婦女,起先收到捐款後都由別人代為簽收。後來接受我的建議,終於練習著會寫自己的名字了。我每次收到她寄回的收據,總會想到她的兒子。一個一輩子都不會寫字的老婦人,如果她的兒子在,還用得著再學嗎?兩年多前,八十多歲的林父終因熬不過病魔的折磨離開了人世,臨終時嘴裡還念叨著:「我找仁富去了!」這時,他的話只有老伴才聽得明白了。

由於林母她很早就參加了難屬群體的聯署活動,由於她常常往北京或無錫給我打電話,她居然受到當地安全部門的威嚇和警告。但她始終沒有在當局的淫威下屈服。她的回答很乾脆:「你們來得正好,我正要問你們,我好好一個兒子是怎麼死的?」來人詐唬她:「你是不是又收到北京的信了?是不是丁子霖又給你寄錢來了?」她還是那樣乾脆地回答:「誰為我討回公道,我就跟誰在一起!」每年的敏感時期,她知道我常常遭到當局的騷擾和監控,就常常來電話給我撐腰。她的福建口音我很難聽懂,但我知道她這是在安慰我。我和這位老母親以姐妹相稱,如今已是多年了。

我與董家也一直保持著聯繫。但後來,董的父母來信告訴我,當地的公安警察找到了他們門上,警告他們不准再與北京方面聯繫。為了不給他們帶來生活上、精神上的困擾,我不得不暫時中斷了與他們的聯繫,然而我卻總是放心不下。我一直想去探望他們,因為無錫與蘇北董家僅一江之隔,路程不遠。但我最終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1997年的秋天,正好有一位北京的難友去無錫我的寓所小住,我就託他在返京途中前去探望。不久,那位難友給我帶來了他與董的家人的合影。我這才知道,董曉軍的祖父還健在,從照片上看,這是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但從他臉上那深深的印痕,不難想見他孫兒的死給他帶來的打擊。

關於傷殘者方政,想必朋友們都有所瞭解。在「六四」十週年的時候,他曾寫過一份「證詞」,我不想在這裡重複了。我想說的是:這麼多年來,他沒有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他想從事殘疾人體育事業,但因為他的「六四」傷殘者身份,路又被堵死了;他在海南開過臨時的小賣部,因難以維持停業了;後來,他與別人合夥開了個小飯鋪店,卻又不慎失火焚毀了。不得已,他從海南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安徽合肥,在朋友的資助下,夫妻倆又開了一所規模不大的美容院,但不久又因虧損而停業了。現在,他又利用僅有的文化知識搞起了「家教」,以此來維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最近我與通了電話,問他境況如何,他說現在生活還勉強過得去。命運對方政來說是殘酷的,但他始終自強不息,雖屢遭失敗,卻從不氣餒。他是30年前那場劫難的受害者,但他保持了「89」那一代人的尊嚴和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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