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認為,鄧小平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有不少概念是來自於美、日兩國;當年的改革開放如同廿世紀的洋務運動。(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0月10日訊】1991年世界發生了幾件大事,改變了中共。
首先,就是蘇聯解體。嚴格來說,蘇聯雖然解體,但其實不少從獨立出來的國家,在1991年後的政局,還是由前蘇聯的黨政高層所把持;1991年12月向戈爾巴喬夫辭職的時候,克里姆林宮連俄羅斯、白羅斯、烏克蘭都控制不了。在中共眼中,情況就有如京津冀、江浙滬、兩廣等都不再聽命於中南海。蘇聯解體是中共最害怕的結局,亦解釋了為何在過去三十年來,中共很刻意地建立新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小粉紅的意識形態,偉大民族復興的政治綱領,就是這個時空背景下的產物。
但很少人留意到另一個發生在1991年的事,同樣對中共有深刻影響。
1980年代日本的經濟神話是亞洲各國的學習對象。簡而言之,日本透過貿易盈餘,投資建立更高效的生產線,令工業出產的成本更低,從而取代歐美各國,成為世界最有效率的工業國。今時今日我們眼中,日本的產品代表了高質素,但是在1970年代,歐美的消費者總是抱怨日本生產的貨物雖然價廉,但略嫌造工單薄。
當然,也不能排除,這些對日本製品的成見,也是歐美民眾的一種自我保護意識;尤其是歐洲的民眾,先在1950、1960年代被美國的消費主義衝擊,然後就到1970年代日本貨品的湧現。對於那些仍然有戰前歐洲黃金時代回憶的一代英、法、德、意等地的國民,戰後世界的經濟文化轉變之大,彷如隔世。
但是到了1970年代後期,大家也漸漸接受了日本的經濟冒起,甚至見到日本超英趕美的現象,不少國家都想學習它的成功之處。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之前兩個月,外訪的地方就是美國和日本。
當然,當時中國在地緣政治上,必須拉攏以抗衡蘇聯,但不要忘記美日在1970年代是世界兩個最主要經濟強國。有理由相信,中共在1980年代經濟改革的方針,有不少概念是建基於向美、日兩國的經驗學習。某程度上,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就是廿世紀的洋務運動。
晚清的洋務運動,最終不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但也不能說是成功;雖然由晚清到民國初年,見到有一定的經濟轉型,但步伐與歐、美、日卻相差甚多。1949年後,更當世界各國在經歷戰後和平的復甦,新中國卻沉淪在宮廷政治。所以,1978年改革開放時中國的起步點,與理想中的現代化有嚴重的落差。
假如要在美日兩國的模式當中選擇其一,當時中共高層必然是會以日本為仿效對象。正如剛才所提到,1980年代日本的經濟奇蹟,應該加強了當時中共對於以出口為主的經濟規劃思維。
但由1989年起,日本經濟盛極而衰,蘇聯陣營亦在此時步入歷史的墳墓。可以想像當時中共的存在危機有多嚴重。由1992年起,中共的所有社會經濟政策,幾乎都可以追溯到一個最基本的方針:「不要步蘇聯和日本的後塵。」
究竟日本的經濟為何盛極而衰?這個問題甚至連專門研究日本經濟的專家,也未有一個定論。但如果從中共一貫的思維模式去理論,日本經濟盛極而衰的最大原因,是沒有管理好資本市場的擴張。所以在1990年代,中國大陸政府的其中一個政策綱領,就是要建立宏觀經濟調控的機制。
宏觀經濟調控,說穿了就是透過影響匯率和利率,來達至物價穩定和充足就業。但市場經濟的周期,比教科書的解說,更複雜,亦更難精準地控制。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只是簡單的產價增長,而是整個結構裡面的連繫越來越多變化;我的比喻就是:「市場像人的腦袋,發展不是腦袋變得越來越大越重,而是當中的神經末梢的連繫越來越多。」
到達某個發展水平,市場經濟和政策的關係,就不再是單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德勒(George Stigler)在1971年的一篇經典論文中提出「監管俘虜」的概念,意思指市場監管機構與被監管的行業,經過長時間的互動之後,反而會被所監管行業反制、主導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日本的經濟泡沫和最終的爆破,其中一個解釋,就是權傾朝野的日本金融以及工業財閥,主導了政策的結果。
過去幾年,中共最明顯的社會經濟政策,最少有三個。一是對中國各地,尤其是主要大城市的嚴密監控,當中以防疫為名進行的社會改造。二是切割房地產行業與地方融資平台的關係。三是將海外上市的科技企業強行召回。表面上,這三個政策都是不可理喻,但如果明白到中共在集體下意識中最恐懼的兩件事,其實一切都是一脈相承,目的就是不要讓1991年發生過的事,在另一個地方歷史重演。
歷史的洪荒之力,有人能夠抵擋得到嗎?代價又是甚麼?當年晚清洋務運動那丁點成果,最終為何淹没在歷史當中?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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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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