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又俠在軍中（圖片來源: 合成圖 今濤拍暗）
【看中國2025年7月18日訊】自1976年粉碎「四人幫」開始，到鄧小平取代華國鋒、廢黜胡耀邦與趙紫陽，中共高層權力更替均屬「政變」性質。這些最高權力的易位過程並非透過黨內民主程序，如公開辯論、競選或投票，而是秘而不宣，公眾直到勝負已定、局勢穩定後才獲知內情。因此，毛澤東去世後，中國政壇的一系列權力變動均可稱為「寂靜的政變」。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共高層每次「寂靜政變」的背後，軍方始終是決定性力量。在黨內派係爭奪最高權位的鬥爭中，軍方的立場與態度往往決定派系鬥爭結果。由此可得出結論：中共在穩定時期是「黨指揮槍」，但在特殊歷史時刻，槍桿子反過來決定黨的最高領導。無論何種形式的「政變」，本質上都是宮廷權力的更替，政權性質並未發生根本改變，因此中共內部的政變從未帶來真正的自我革命。
從「中共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成立說起
2025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與習近平執政以來成立的諸多領導小組不同，此機構的負責人與成員未公開。過去，習近平親自擔任多個領導小組組長，成員名單也均公開。
新設的「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似乎是對既有小組的整合與規範，強調「對重大工作實施更有效的統領和協調，做到統籌不代替、到位不越位」，並要求「深入調查研究，提升決策議事效能，提出切合實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我的觀察與分析是：習近平此前成立的領導小組，涵蓋內政外交、統戰與資訊等領域，實質上架空了政治局的集體決策和國務院的行政統籌。無論是「一帶一路」巨額投資、雄安新區建設，還是對俄羅斯的「上不封頂」支持，相關政令均繞過政治局與國務院，直接由領導小組執行。這與胡溫時代「政令不出中南海」形成鮮明對比，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某種意義上，習近平的「小組治國」廢止了政治局與國務院的決策和行政權，類似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另立中央的做法。
新成立的「中央議事協調機構」有別於以往領導小組，卻具有相當權威性，負責「謀大事、議大事、抓大事」。這不禁令人產生疑問：既然政治局常委本就負責重大決策，為何還要另設機構？推測答案可能是，中共元老已介入高層議事，該機構旨在協調元老與政治局、全國政協、全國人大、國務院及軍方，形同多方聯席的常設機構，不僅約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重大決策，還為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及二十一大布局，以確保政權平穩過渡。
由此推論，2024年三中全會後，中共內部可能已發生一場秘而不宣的「寂靜政變」。
槍桿子裡面發出異樣的「聲音」
2024年11月29日，習近平軍中親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落馬的消息公開。僅僅5天後，《解放軍報》接連發表系列文章：《帶頭堅持黨性原則》（12月4日）、《帶頭堅持集體領導》（12月9日，作者：邵天江，河南省漯河軍分區）、《帶頭髮揚黨內民主》（12月11日）、《帶頭維護班子團結》（12月16日）。這些文章的標題和內容形成鮮明指向，絕非針對苗華個人，而是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
不禁使人聯想到，當年鄧小平對華國鋒的降維打壓，由《解放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由《人民日報》等黨的喉舌轉載，透過搶佔理論制高點（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無法否定‘文化大革命’），為最終取代華國鋒在宣傳領域搶佔話語權，也透過所謂對越自衛反擊戰，在軍中建立威權，可謂槍桿子與筆桿子，兩個桿子都要硬，而背後的政變過程卻是靜悄悄的進行。
反觀現實，苗華作為習近平親信，其落馬可以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解放軍報》隨即推出的四篇專論，顯然不是基層官兵自發撰寫，而是高層刻意安排的「組合拳」。系列文章強調的是：任何人不得違背黨性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唯有發揚黨內民主，才能維護團結；若不尊重民主，即破壞團結，軍隊就不會圍繞其核心凝聚。終結苗華政治命運的力量，在透過《解放軍報》發出不同尋常的聲音，顯然是在搶佔宣傳制高點，在政治上置對手於不義之地。
透過檢索發現，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解放軍報》未見直接宣傳「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文章。相比之下，2016至2023年間，該報多次強調「軍委主席負責制」，如2018年習近平在中央軍委黨建會議上的講話被廣泛引用。這表明，軍隊宣傳口徑已發生顯著變化。
當槍桿子發出不同尋常的聲音，中共高層可能又一次發生重大變局，而政變過程仍然是靜悄悄的，外界無從知道其中隱秘。
我們再比照一下九十年代初的一次高層政變，江澤民是黨的總書記，李鵬是總理，黨權與政權與背後的極左元老們強力左轉，改革開放進程將被逆轉，此時改革派只能借力軍方，才能使改革開放繼續進行：1992年，鄧小平在楊尚昆陪同下南巡，發出「誰不改革誰下臺」的警告，針對江澤民的左傾倒退。同年3月，楊白冰代表軍方表態，稱軍隊是改革開放的堅強後盾，《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這是一場「和平政變」，軍方的聲音決定了派系鬥爭的結果。
若33年前軍方高層發出的聲音是為改革開放護航，那麼此次《解放軍報》四篇專論，是否在強力反對最高領導人的核心集權？這是否預示著中共將終結個人專權，重回集體領導的共治模式？由此我們也許可以推論：「中央議事協調小組」的設立，正是這一聲音的體現，強調集體領導，而非個人獨斷。協調機構成立前後，一系列的跡象也在映證習近平的威權受損，常委們在一些重大活動中各負其責，過去元老的部下也開始受到重用，為四中全會召開，甚至為中共二十一大召開的謀篇布局已然開始。
‘寂靜政變’難以帶來‘自我革命’
自1976年以來，中共多次發生標誌性「寂靜政變」：
1976年「四人幫」被捕：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聯合葉劍英等元老抓捕「四人幫」，十餘天後才公布。華國鋒仍然堅持兩個凡是，無法終結文化大革命；
1978-1981年華國鋒下臺：透過思想路線轉向和人事調整，鄧小平逐步架空華國鋒，耗時三年，期間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但鄧小平掌權後，用四項基本原則代替了兩個凡是。
1986-1987年胡耀邦被逼退：透過「組織生活會」而非中央委員會公開辯論決定，半年後才公開人事調整。
1989年趙紫陽被免及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動用軍隊鎮壓民主運動，決策過程秘而不宣，屬黑箱操作，製造了‘六四’悲劇。
九二南巡本質上也是啟動政變，繼續改革開放，但只限經濟領域，強力反對政治改革。
2012-2014年王立軍事件至周永康案：從王立軍出逃、薄熙來落馬到周永康被查，過程隱秘，真相未公開。
習近平修憲連任：未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公開討論或徵求社會意見，打破常委年齡和任期限制，實質為精心策劃的「寂靜政變」。
這些政變手段各異，但具備共同特徵：內部啟動、過程隱秘、缺乏黨紀國法依據、控制媒體、改變權力格局。公眾僅見結果，資訊控制與權力轉移展現了中共政治的獨特邏輯。
從2024年7月三中全會及北戴河會議傳言，到11月苗華落馬，再到2025年「中央議事協調小組」設立，時間跨度已超過八個月。種種非常態跡象令人推測，中共內部可能正在發生又一場「寂靜政變」，與曾經發生的政變有諸多相似之處。
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決策專權、在軍隊快速安插親信，以及對元老的高級別監控，導致經濟危機和派系利益嚴重受損，達到無法承受的嚴重程度，在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外交關係嚴重危機的狀態下，政治元老、不同派系、利益集團及軍方可能聯合反制發生政治大變局，也是必然的事情。
驚心動魄的政變靜悄悄的進行，中共利益共同體仍然會維持表面的團結穩定，以免引發全國性的動盪與社會危機，畢竟他們共同生存在一條紅色大船上，保持安靜與表面和諧，是他們的生存智慧。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或二十一大，我們也只能看到結果，難以窺見過程與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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