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到这两份报告是从批评者口中，因而印象不是很好。读过后觉得，从实证分析角度看，这是两篇不错的报告。不但没有回避问题，而且揭露的相当尖锐。这样的报告引起争议是正常的。不过，尽管我不认为这两份报告是简单的奏折，尽管我肯定这两份报告对中国人认识自己的问题有积极意义，我还是从这两份报告中看到中国精英在心态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报告提出的诸多问题都不如报告所反映的精英心态更能说明中国危机的性质：中国真正的问题是精英心态过度保守，这种保守心态扼杀了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
初看起来，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的报告象是奏折。但我认为，这不是奏折。并非一切与政府讨论更好的政策方案的报告都是奏折；对政策内容和后果进行分析以及讨论替代性政策方案，应当是在政策平面与政府对话。一份报告是否应被看作奏折的关键要看其是支持政府政策的基本点还是挑战其基本点。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显然是挑战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基本点：即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忽略甚至牺牲社会公正。他们选择奏折形式更象是一种发表策略，希望藉此提高报告的位势，引起人们关注。他们显然是想刺激人们在公共讨论空间中重视问题。不过，胡鞍钢先生确实一直力图做好体制内政策建议专家；他的这份报告的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在于政治涵义。这份报告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原来的奏折派正在与现领导分手，寄期望于下一代领袖。他们想以此报告提供一条思路，使下一代领袖能除旧布新。
所以，我一不认为这是简单奏折，它是具有挑战现行主导政策的批评文章；二不认为这表明中国的体制内专家刚开始承认严重问题了，中国专家在内部讨论时一直重视这些问题，只不过开始将具体问题与指导思路(或政治路线)挂钩；三不认为他们是长期失意后的绝望因而决定与现体制分手，这是精心选择的一种积极的、面向下一代领导的政治姿态。
对报告动机做政治分析或道义分析并非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评估作者在报告中试图分析解决的问题以及报告是否提出能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我们显然认可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及其尖锐性和严峻性，只是这些问题早就被人们看到并讨论过。不过，我认为，尽管许多人过去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但是从政策分析角度看，这还是一份有份量的报告。将问题以专业规范认可的指标表示出来，这并不是简单的工作。对于现代政府而言，由于日程表上各种问题的超负荷，政府需要根据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排位次，对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是不可少的基本功。而且，在政策平面上讨论如何解决问题，一定要在相互冲突的力量和需要之间平衡有限的资源投入，这也一定要有对问题的定量刻划。对于这份报告的内容，我没有太大分歧，虽然对细节的处理还可以商榷。例如，如果我们一定要以国家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变迁的范围，那中国所有的变化和稳定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真实的相关变化地理范围，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考虑问题，那么中国目前的变化也许是更大变化(全球化)的一部份，或者只有中国的局部在发生某些实质显著的变化。
我认为的最值得商榷的问题在于解决方案。尽管没有明说，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还是期待政府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假定是：只要政府认识到问题并且有足够能力，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在他们看来，许多问题的原因是，一方面市场和自发机制及力量的过度发展导致社会不公正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政府缺乏足够的行政资源去补救这些问题而造成的。按照这样的思路，首先是让政府意识到问题，然后政府制定适宜的措施，约束豪强，规范机制，通过财政和其他宏观措施干预和补救自发机制。在政府认识到问题后，问题就是政府有无足够能力解决问题了；下一步就是强化政府能力和职能，粉碎社会利益集团的反抗。他们的药方是一个明智的强政府。
这样的思路有什么问题呢？在他们的整个分析背后有一个假定，政府与这些问题无关或者可以从这些问题中被摘出去。但是，如果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政府造成的而且在现有政体下根本不可能解决的话，那么强化政府就会使问题更严重。从报告对腐败和不公正的利益分配问题的描述来看，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知道中国现在的政府和政体是问题的根源，至少是问题最严重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腐败不仅是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部分，而且扭曲了民间社会的正常发展。中国目前这些问题恰恰是政府造成的。一是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是问题的主要根源。二是政府的循私枉法扭曲了规则，才使市场等也显得腐败。解决方案应当是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改革，建立民主自由宪政，确保游戏规则的公正和有效，一方面消除政府的腐败，另一方面使市场和独立民间社会健康化。也就是说，减少政府作用和规范政府行为是应当是进一步改革方向。
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可能会争辩，在正常的社会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条件下，平抑和补救市场及自发机制的付作用、实现公平和人道发展，也需要一个积极、负责和有能力和权力的政府。作为面对下一代政府的政策批评者，它们的对话对象是这样的环境。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在适宜的政体下，中国的问题会通过政府得到解决吗？这里才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理论分歧的真正起点。说新左派或说自由派背书现行残暴政府都是误解或曲解。
新左派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道问题，而且会导致经济危机；因此，需要一个政府调节分配资源，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和平抑经济波动。自由主义则认为，大政府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从实践发展看，20世纪中叶的西方实践支持新左派的观点。但至少近二十年的世界潮流更支持自由主义看法。在西方国家，大政府，甚至一个在宪政制约下的民选大政府，带来的问题多于独立民间社会早已是压倒性观点。现在，连某些合法的行为都在寻租行为名下被研究如何加以限制。即使在发展政治学中一度假定的政府在发展中的职能，也被大多数国家的实践证明靠不住，大多事实上成为腐败残暴和无效的政府的辩护。对于东亚四小龙等少数成功案例，也有许多争论。一是殖民时期的行政、法制遗产和西方国家的制约减少了政治上的腐败可能，二是这些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化迟早会有腐败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其表现。然而，实践毕竟是此一时、彼一时；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两种倾向的动态平衡。关于政府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作用机制和后果，还会是长期争论的话题。
回到中国现实，新左派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分析。王绍光先生在对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文章中已经表明这样的观点，民主自由体制的国家提取资源能力最强。其他人还提出直选等激进主义的政治改革方案。是什么使人们误解他们呢？我曾与国内自由派学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觉得，他们对新左派的批判是基于新左派在国内公共讨论空间中的形象，不涉及新左派个人心中所有、但在国内讨论空间中没有公开表述的观点。我认为，这篇报告说明，误解原因之一来自于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策略。在进入国内讨论空间时，选择政策建议形式，而且为减少接受的阻力，回避讨论政体问题，这就在国内公共讨论空间中给人印象，似乎强化现行威权政府是他们的解决方案。而自由主义者确实也有道理，作为负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当考虑由历史性形成的主流冲突所构成的在中国争论的具体环境和人们的一般理解，精心设计和塑造自己的辩论目标、策略和在公共空间中的形象。
更严重的是，忽略这种环境差异，不仅会导致误解，而且可能实质性扭曲自己的观点。就我个人与王绍光先生和其他新左派朋友的交往看，他们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原则。但是，从进入国内公共讨论的策略来看，容易被扭曲为法西斯主义哲学。我这里不是指种族主义和街头暴力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而是他们的社会政治哲学。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都批判经典资本主义，也都关心如何保护在市场中失败的阶层的利益。法西斯主义主张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调解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抑制豪强集团，维持秩序和正义；其前提是威权或极权政体。而社会民主党则强调在民主的游戏规则中通过集体行动表达和维护利益；其前提是民主政体。诉诸政府政策调整以及强化国家职能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在民主政体中可以是社会民主党；在威权或极权政体中则是法西斯主义了。如果生在威权或极权政体中，社会民主党一定在促进工人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同时，要求民主化的政体改革，以便有合法的结社权和罢工权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劳工权益，促进社会进步。在西欧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社会民主党的重大贡献就是组织工人集体行动维护权益时推进政体由威权向民主转化。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中，民运中的工人运动部分更象社会民主党。
其实，就我接触范围看，在40岁以上的学者中，对自由民主主义的认同很普遍。然而，由于认可中国政治强加于公共讨论空间的局限性，他们能够提出的观点被扭曲了。问题是，他们接受了这些限制并且以好象他们没有变革政体关怀的方式讨论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出路。由此，他们甚至服务于消解政体改革的压力。胡鞍钢先生是政策分析专家，我们应尊重他的定位，不强求他有政治选择，只要他在政策分析中不回避困境问题，就体现了专业良知；虽然我们可以进一步希望他进入公共讨论空间时，最好澄清自己政策主张的政治前提，以便读者更准确地理解他的主张。但有政治理念的独立知识分子，在公共讨论空间中应当完整地坚守政治原则。屈从于政治权威强加的限制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在这样貌似独立的公共讨论空间中成长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政治选择思考上的肤浅与麻木。我不能说具体哪个人或团队不该回避讨论，因为每个人都有特殊的处境和考量，去选择最好的角色促进社会进步。但如果整个精英群体的主流都不约而同地这样选择，中国将没有揭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会。
我认为，康晓光先生的报告也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如此赤裸裸地刻划威权政体的政治统治机制并不是威权体制的本意。而且，比较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的报告，康晓光先生的报告更完整地描述了中国政治稳定的动力机制和潜在可能。在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看来，繁荣下的社会不公正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康晓光先生则认为，仅仅社会不公正还不会导致不稳定，社会不公正甚至不是决定性因素；这还取决于稳定与不稳定因素在政治领域的动态较量。其中，政府可以各种严厉和精致的方式控制社会不满。我作为政治学者，肯定政治领域运作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同意康晓光先生的看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威权政体可以维持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而不会有挑战和危机。
对于康晓光先生的研究从学术上进行分析是有意义的。康晓光先生虽然提到一系列政体转型理论，但他并没有深究那些理论与他的思路框架的区别。如果他更深入探究这些理论，可以使他的思考更有现实指导意义。例如，理性选择学派关于执政者与反对者阵营内外派系间的战略互动如何导致自由化和民主化的理论，会使他注意到威权政体内部的转型动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最大动力不是来自反对派阵营、而是来自于他的框架中那个属于威权政体的阵营中。
如果政治斗争阵营的前线是在以执政者和他们控制的国家机器以及神圣三角同盟(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为一方、与以反对派及其失意的不满者为另一方之间划分，那就不会有第三波民主化了。从第三波民主化的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真正战线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存在于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内部；转型动力甚至来自统治集团核心。有趣的是，目前研究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理论的南美政治学者，在威权政体时多以致力于现代化或维持政治稳定秩序需要一个官僚主导的强势国家的说法为当时政体辩护。中国学者应当吸取他们的教训。
在中国，其实统治集团内部和体制内自70年代末开始一直有很强的变革政体的呼声，甚至超过90年代中、后期的留学生群体。胡耀邦先生自79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为中国政改做的努力已广为人知。吴国光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介绍了中国80年代后期赵紫阳主导中央工作期间的政治改革的酝酿讨论情况。现在，我们还知道，赵紫阳、乔石、万里甚至杨尚昆在90年代中、后期对政治转型的期盼，超过了同时期多数在美国受政治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很难说他们比留学生不了解中国；也不能说他们因个人的机会渴盼天下大乱。至于今天中国高层领导心态，转型期待更是普遍存在；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假想争论对手之一就是政界中这样的政治倾向性。当邓小平担心政治局内部出问题并认为这是大陆政局转变的唯一致命危险时，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威权阵营内部甚至核心存在转型的动力来源。
不过，我更想讨论的是康晓光先生所代表的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既然康晓光如此尖锐和犀利地剖析了这样的政权和政治控制机制，既然这样的政治控制机制每天大量产生并不义地维持腐败和不公正，那么他应当得出什么政治结论呢？显然，结论应当是结束这个建立在自私、腐败、残酷和狡诈基础上的政体。作为受过西方政治学训练的学者，最自然的结论应当是选择自由民主政体。
然而，康晓光先生在透彻审视了问题后，虽然没有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期待威权政体以更精致的方式维持下去。康晓光先生也许会说，他也在文章结尾处表示了对民主的向往。可是，当他定义政治稳定为政治领导和政体稳定性时，他简直是认同这样的政体面临的挑战与危机也是他自己本人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或者将其等同于中华民族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这就难怪有强烈背书民主自由理念的独立知识分子对这份本来客观描述的报告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我这些年研究世界各国的转型理论和实践以及目前中国大陆精英的新保守主义。我理解，新保守主义在价值观上认同自由民主理念；出于现实主义考量，他们才容忍或支持目前的威权政体。然而，他们的现实主义已经到如此地步，在其他国家的独立知识分子主流看到民主化必要性、必然性和希望的一切事件和困境问题上，具有保守心态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却都看到了不民主化的理由。我不是激进主义者，一直主张并致力于理性和平的民主化转型，而且在涉及转型问题上我一直保持现实主义的审慎，但很难同意新保守主义的过分现实心态。
例如，康晓光先生看到了执政者是为自己的利益执政。第一代民主理论家由此引出民主政体的必要性、分权制衡的必要性和公民积极自由权监督政府的必要性，新制度主义民主理论家则以代理人理论指导提出更精致的制度，设计规范政府和政治家的行为。在民主主义者看来，正是因为不存在完全为公的政治家以及政治家也自私，才需要制度设计确保他们追求私利时增进公益。但康晓光先生则似乎现实到认可一切政府自我服务的行为，哪怕是腐败和专横，为他们寻求消解反抗和稳定政治的策略。
当然，新保守主义有其辩解；政治变革可能带来动乱；稳定有效政府可以促进现代化；发展初期会有必要的代价；和平开放转型最有利；民主需要某些必要条件但现在中国不具备。然而，所有这些理论预设虽然有道理，但在中国的保守主义精英那里，被过度强调了；过度到这些预设或者是假预设，或者经不住事实检验。如果以经验事例检验新保守主义的假设，他们的感觉已经现实到不现实的地步；他们对启动民主化的每项非议都值得商榷。他们只关注俄罗斯等少数国家的短暂政治实践的后果；他们在所有的议题上都只看到问题的一种可能而故意不谈另一种可能。
在90年代中、后期，当整个世界经历民主化大潮之际，中国却一再失去民主化的时机，这主要是大陆精英的保守主义心态使然。如果以归纳第三波民主化得出的转型理论预期九十年代后期大陆政局，一切转型因素都具备：严重的困境问题，权力继承关头，内部挑战者，缺乏合法性，等等。但人们在90年代初期普遍预期的邓后继承危机及其必然导致的转型却没有发生，江泽民甚至没有遇到什么困境。这主要是何频所说的命运共同体的心态使理性选择学派的转型理论所预期的肯定发生的高层分裂不可能。但这种心态远不是高层领导核心有，而是弥漫于整个精英层。这种保守主义心态限制了高层和底层的可能挑战者，使他们预期不能动员足够的支持者因而不行动或者行动了也无效。
我们已经触及到理性预期学派关于政治转型理论的最大缺陷，即其理性功利人的基本假定。这一假定的重大缺陷是忽略了政治思想和文化对转型的推动和阻碍作用。这些忽略，会使人们错估政治稳定的可能性和转型的动力强度。对中国的90年代政治而言，理性选择学派从精英间战略互动寻求转型动力、忽略精英的保守的政治心态，会导致高估转型的动力和低估政治稳定性。这是我试图在博士论文中分析的问题。
然而，中国没有在90年代发生转型，并不是证实康小光先生的框架。第三波民主化的政治实践显然证伪其框架。在康晓光先生的框架中，对政治心态的因素避而不谈，导致的是错误理解政治稳定和转型不发生的原因。是中国精英的过度保守心态扼杀了转型的可能性。精英的政治倾向在转型期具有关键的作用。在一个精英有正义的政治诉求、有积极的行动意愿、有负责任的行为伦理和有明智的现实感觉的国家，转型会适时发生并平稳健康完成；在一个精英腐败、贪婪、短视和残酷、麻木的国度，转型要么是混乱，要么根本不会发生。理性选择学派用于解释转型动力的利益需要总是存在的，关键是人们要去意识并选择。上帝其实并不偏爱或厌恶任何国家，而是所有国家选择了或拒绝了上帝；其中，精英在和平理性的选择中起主导作用。
如果不考虑那些末世心态的糜烂精英，我们面前的报告正是代表了负责任的中国精英的典型心态。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看到了不公正问题，但他们似乎不认为政府正是病因；因而他们向问题建议解决问题。康晓光先生看到了病因，却现实地接受其为需要维持的现状，这等于是为问题寻求延续问题的方法。这里，我不能说具体的人或事的选择是否得当，我对几位先生的报告的专业水准已经表示了尊敬；而且，我强调了在大变革时代，每个人都需要根据情势和个人特长寻求适合自己的最佳定位，这不一定是政治理念的简单实现；别人很难体会和理解特定个人的处境和精心选择。我谈论的是一代精英的普遍心态导致的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客观的困境，而是精英的保守心态。大陆精英要么世故地回避政治迫害，要么冷酷地认可威权的罪恶，使得大陆执政者得以在无人喜爱、人人不满的情形下稳定地维持腐败、残暴和不公正；而且、没有解决问题的希望。精英的过度保守心态虽然不是导致问题的根源；但却是问题不能解决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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