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媒体控制：屠婴、避孕与堕胎
要从中国的媒体了解中国劳工的真实状况是十分困难的。尽人皆知，今日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和传统专制不同，传统专制下的书报和新闻检查主要是事后追惩，好比屠婴；共产专制下的书报和新闻检查却主要是事前预防，好比避孕。共产党政府不但设有它的书报与新闻检查机构(如各级宣传部)，并动用专政工具对发表“反革命”言论（现在改成“颠覆政府”）的人定罪，而且它干脆把一切出版机构与媒体都直接抓在自己手里，派出党放心的人去领导去把关。这等于加了双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让党不高兴的消息或言论几乎没有公诸于世的机会，偶有漏网之鱼也不必去抓起来关起来，只消动用党纪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就足以解决问题了。
互联网的发明向共产党的避孕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互联网上发布消息或言论是很难事前预防的。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不为政府喜欢的新闻或言论得以公诸于世的机会。为此，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网络监管系统，一方面，通过设置网络筛检程序对许多所谓“敏感”词汇进行过滤－－这是把避孕术用在互联网上；另一方面，只要发现了有“危险倾向”的文字便立即删除－－这好比堕胎。但尽管如此，互联网的出现还是为那些不为政府喜欢的新闻或言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另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对那些它不喜欢的新闻或言论实行惩罚的难度，只要这些新闻或言论已经公诸于世，政府要惩罚不能不找出一点说得过去的理由，显然政府不能为它不喜欢的每一条新闻或言论都找得出惩罚的理由，于是到头来，政府不得不容忍很多它不喜欢的新闻或言论，不得不容忍很多它痛恨的记者或作家。民工孙志刚被殴打致死一事就是首先公布在互联网上而引起强烈反响，然后才被官方媒体发表，从而形成舆论压力，最终促成了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这件事可视为互联网重大作用的一个突出事例。
这里，我们还要讲一讲海外媒体、海外的互联网的作用。海外媒体和互联网的作用有二：一是发表自己的消息和文章并努力传送到国内以外，二是还能帮助国内网民 “出口转内销”。国内的人把他们在国内无法发表或一发表就被删除的文章或新闻发送到海外媒体，然后再“出口转内销”，通过电台或互联网又传回国内。尽管中国政府设有强大的防火墙屏蔽海外互联网以及对境外电台大力干扰，但这种屏蔽和干扰的效果毕竟是有限的。有关中国劳工状况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劳工集体抗争的事情，主要都是通过海外媒体和互联网而得以传播的。
2、所谓“改革阵痛”，所谓“分享艰难”
如果说在八九之前是改革的蜜月期，几乎各种人都从改革中得到好处；那么，此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八九之后的改革造成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很多劳工－－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则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对此，官方的说法是：改革是必需的，国有企业是大锅饭、铁饭碗，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要提高效率，要使企业盈利，减少亏损，维持生存，必须裁员，很多职工下岗失业就在所难免。在官方媒体（包括报刊、文学作品、电视剧等）上也开始出现了对下岗工人状况的报道和描写。在这些报道和描写中，对劳工的窘迫状况（包括对伤害事故）多少有所披露，但最后总是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改革的阵痛，并强调党和政府的关怀，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弱势群体，例如设立下岗工人中心，安置再就业，介绍致富经验，等等。
几年前，国内发表了一部反映改革期间中国社会问题的小说，题目叫“分享艰难”，写的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的故事。这部小说描写到一些群众的贫困，也描写到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的权钱勾结，违法乱纪，还描写到官场的腐败倾轧，有时还通过个别受害群众之口冒出几句直接骂共产党的话来。然而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却是主张让受损害的群众和共产党官员分享艰难。它强调的是，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大家好，但是在其过程中，免不了会让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尽管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切身利益，因而有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但是大家毕竟都生活在一起，要有同舟共名之感，这就要求彼此间多体谅，多沟通，多协调，多包涵。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让遭受损害的群众和政府和官员分享艰难。小说里写到一位负责官员讲授其为官之道，他说：“做政府的法人代表，特别要注意别在群众闹事时让步，要让也得等将来，免得让群众养成遇事就闹的习惯。”
有不少文章和报道谈到下岗工人如何克服困难，打出一片新天地的成功经验。在这些文章和报道中，有的下岗工人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我们要克服依赖思想，不能老靠国家，指望着让国家养自己一辈子，要靠自己，要自己养活自己，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主人就要发扬主人翁的精神，要自力更生－－这话听上去更象是嘲讽。
3、中国劳工问题的实质
从中国的官方媒体上，我们最难读到任何有关劳工抗争的报道。仅仅是通过海外媒体和国内的互联网，我们才能对中国劳工的抗争有所了解。
乍一看去，中国劳工的抗争似乎要求很低，他们无非是要求有口饭吃而已，他们要求得到足够的失业救助，补发拖欠工资，等等。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似乎也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近些年来，官方也不断谈到保护弱势群体的问题，建立社会保障系统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劳工问题远比这严重得多，复杂得多。
就拿失业问题来说吧。不错，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有破产，工人有失业，都是正常情况，中国既然还不富裕，政府手里也没有很多钱，无法提供符合西方标准的福利待遇。但问题不在这里。工人们很清楚，如果企业是私有的，你是雇主，我是雇员，雇主当然有权解雇雇员。然而如果企业是国有的，你厂长和我工人都是企业的主人－－或者同样都不是主人，那么，我工人凭什么就该被你解雇？你厂长凭什么就有权力解雇我？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等于是全体国民合伙做的一个生意，在其中，厂长和工人，政府首脑和普通百姓，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分工的区别，只要工人或百姓没犯错，厂长或总理都无权扣他们的工资，让他们失业。我们完全赞成中国的经济必须改革。我们也知道，虽然改革的目的在于增进全社会的利益，但是在改革过程中，难免会有部分人的利益会受到暂时的损失。换言之，我们必须为改革付代价。问题是，这笔代价应该由谁来付？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先应该由谁来付？旧体制分明是共产党一手搞起来的，因此，改革旧体制所需的代价首先应该由共产党来付。共产党理当引咎辞职，最起码的，也该放弃对权力的柯断，接受分权制衡，接受人民的监督。可是，共产党非但不付任何代价，把自己先前执政所造成的所有恶果全部转嫁到对此恶果毫无责任的民众身上，而且还趁改革之机大发横财，把民众辛辛苦苦几十年创造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这怎么能让人服气呢？民众不服气，起来抗争，反而要遭到共产党的残酷镇压。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事情吗？
有网友发表文章，指出：“弱势群体”一词误导民众。政府表示要关怀弱势群体，表面上似乎是表示关心，实际上是推卸责任，因为那些老工人和下岗工人都并非由于自己的原因或者某种自然的原因导致的贫困，而是因为政府非法掠夺了他们的劳动保险金从而使他们沦为赤贫。过去共产党实行低工资制，这等于是让职工交付了高额保险金（以及住房发展基金），现在政府非法侵占了这笔钱，政府理当退赔，怎么还好意思说是关怀呢？假如说在公开的抗争中，劳工们只是提出很低很低的要求，那不是他们不明白，而是他们害怕遭到镇压（事实上，就连很低诉求的抗争也往往遭到镇压）。假如说在前些年，还确实有许多劳工对自己深受剥夺的状态缺乏认识，那么越到后来，觉悟的人越多。越来越多的劳工认识到，中国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公开的抢劫，是一场在专制暴力保护下的公开抢劫。不少人说，我们打不过人家，没办法。许多人都表示，八九如果推迟一年，工人就会起来，八九民运的结果就会大不一样了。
这才是中国劳工问题的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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