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成本急涨德、美企业纷欲撤离中国

发表：2008-08-06 09:53

由于工资上涨等因素，在中国投资的德国企业当中1/5有意撤离，转进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尤以日常消费品和纺织业的情况最为显着。而随着中国等亚洲地区船运费用水涨船高，曾经离开墨西哥的诸多美国制造企业重新回到与美国毗邻的墨西哥。

柏林《每日镜报》报道，德国运动用品大厂爱迪达，近日才宣布有意减少中国工厂的产量，把产能外移到其他亚洲国家；随着工资上涨、环保规章日趋严格、节税空间有限、专业人才缺乏、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不断上升。

据德国工程师同业公会估计，在中国投资的1600家企业当中，大约1/5计划撤离。

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德意志银行派驻北京的专家亨宁表示，连中国企业也开始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只生产T-Shirt的厂商，宁愿到越南或非洲”。

资诚会计的顾问凯瑟也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物价上涨8%，带动薪资上扬幅度可达20%，对一些企业来说，孟加拉国国、印度或哈萨克反而比较划算。

除了日常消费品和纺织业等劳力密集的产业，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厂商，也一样考虑撤离中国；亨宁就说，在中国生产量少而且质高的产品，不一定比较划算。

不过，报道说，中国市场实在太重要，出口金额明年可能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一，因此很少有厂商能完全背离中国，德国企业不至于大规模出走。

运费急升美国企业搬回墨西哥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由于国际油价的走高，船运费像滚雪球般大涨，全球化进程也开始变得退缩。现在，将约40英尺长的集装箱（最大运载量约30吨）从中国上海运送至美国东部海岸的船运成本费用约达8000美元左右。然而，十年前该费用仅为3000美元。

由于运费的日渐走高，实际上各家企业在承受着相当于全球关税提升9%左右的负担。故曾经瞄准亚洲低廉的劳动力市场落户亚洲地区的诸多配件生产设施，重新移回到与消费市场较近的地区。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运费的“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再次受到全球关注。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Tesla Motors放弃了于今年年初设定的“全球化”生产新车计划。该企业原定在泰国制作电池、英国组装，然后再进口至美国。然而，取而代之，将所有工厂全部集结到加利福尼亚总公司附近。另外，以DIY（自己动手打造的家具）家具闻名的瑞典宜家（Ikea），于今年5月份在美国国内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启动了第一家工厂。以前，其工厂在亚洲地区。

此外，中国产钢铁产品对美出口量在最近一年间减少了20%左右。与此相反，美国钢铁产量却呈逐渐恢复趋势。加拿大投资银行“CIBC(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世界市场”在今年5月份报告中担忧称：“如今全球贸易的最大障碍不是关税而是运费。照此下去，过去三十年间贸易自由化的努力将化为乌有。”

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BBC分析文章认为，北京想通过提高税收、调整产业布局将劳动密集型企业“挤”出去，同时再引进一些具有品牌、技术、资源优势的外资。这类策略以前曾获成功，如2000年与2005年中国发生的两次外商撤资浪潮，都与中国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有关。当时，中国政府对本国能源企业实行政策倾斜，最后迫使美国电力、赛德能源和西门子等国际电力巨头黯然撤离中国市场。

中国政府对目前的经济困局有应对之策，却是假话。因为当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撤离之际，中国政府预期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企业却并未形成气候。何以会出现这种“麻杆打狼两头空”的局面？这与近几年中国调整外资政策以及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评估有关。

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所图的是这类外企的资源、技术和品牌，因为这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几大要素﹔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2006年8月，中国商务部、国资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收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在核电设备制造、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制造和钢铁领域等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此规定一出，几起筹划多年的外资并购，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集团，都因被指有害“国家经济安全”而告搁浅。

与这条政策同时制定的还有今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提高税率加大外资成本之举已显“成效”，大量港台资本撤资就是明证。但限制外资并购的规定却有碍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因为中国希望产业结构升级，但缺乏相应的技术实力，依靠本国企业的技术开发和生疏的国际市场营销手段，根本不可能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外资想要中国的市场，但还得考虑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这两类问题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监管成本过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所造成，外企为获准一些业务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耗费大量金钱与人力，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它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说明，美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许多纠纷，花费极大力气打官司，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持续不断的侵权问题。德、法在华企业都遇到过被中方合作者偷窃技术另起炉灶之事。这也是外企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并购形式进入中国的原因，因为并购是消除竞争对手并接管市场的便捷形式，还可以降低监管成本与外部成本。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目前，中国面临的困境是：过去，大量出让市场，却并未换来核心技术﹔现在，不肯让出市场，却使具有品牌、技术与资源优势的外资裹足不前。

来源: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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