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乱终弃!中共成立后的三轮高干换妻潮(图)

2018-06-15 08:30 作者: 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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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率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与江青同居。(网络图片)
毛泽东率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与江青同居。(网络图片)

中国作家鲁直人曾在《动向》杂志撰文揭露,中共自建党以来,高层利用权力满足淫欲致使性关系紊乱是一贯的,始乱终弃,在延安时就流行这种风气。

抢占他人妻子的“第三者”

鲁直人阅读已经过世的原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1915~2005)的回忆录,得知中共早期党魁之一的凯丰,曾横刀夺爱,充当过破坏他人家庭婚姻、抢占“革命干部”妻子的“第三者”。

陈辛仁是1935年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当年陈辛仁20岁,房纪17岁。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任职,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的宝鸡工作。分别后三四年时间里,陈辛仁也曾接到过女方的四五封来信,但一直没有实现把房纪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突然找陈辛仁谈话,开门见山地劝他并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饶漱石直截了当的说:“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已经被调到凯丰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番话,陈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婚变,悲愤之下表示不理解。就在与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来的一封信,简单写着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地址上是让何凯丰来转的。

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断定,那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已经高攀大树做靠山了。后来又得知,凯丰在占夺房纪的同时,还凶狠地抛弃了与其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赶出家门外的,也是一个婚变的受害者。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轮换妻

“文革”期间,受到审查的陈辛仁从项目组口中得知,凯丰到了关外之后,为了另娶新欢,又像抛弃发妻一样地把房纪给遗弃了,房纪又成了凯丰喜新厌旧的牺牲品,凯丰同时对外还散布“王茜已经死了”的谎言,不过化名王茜的房纪并没有死,仍孤独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时年才52岁。

事实上,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从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供出罗亦农的人,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

毛泽东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

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看到了封建性的专横与野蛮,这才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抨击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乱象。

第二轮换妻潮是1953年,中央文件明确指出:凡过去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属于封建婚姻,不算数;因此,1953官场大离婚开始,不离婚的是极个别现象。第三轮换妻潮是“改革开放”以后,先富起来的人们纷纷换妻……

有一个史料,贺龙从前线来到延安,冲着王实味这帮子文人大骂:“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骂娘!”现在看来,那些骂娘的,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讲出了一点真话,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惨遭砍头的杀身之祸。而像凯丰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抢夺民女的流氓行径,没人批判,“延安整风”期间,凯丰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丑行受到惩处,反倒成了整风运动中督促学习和检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连被他欺骗抢夺来的房纪,后来也成了骇人听闻的“抢救运动”中的一个牺牲品。到了今天,随着权力的不受约束和金钱的腐蚀毒化,中共官场上淫乱更为变本加厉,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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