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次子滞留大陆 还有这样鲜为人知的原因(图)

胡适次子:走断了自己选择的路

2018-06-24 00:09 作者: 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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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为胡适与发妻江冬秀,后排为胡祖望与胡思杜(右)。
前排为胡适与发妻江冬秀,后排为胡祖望与胡思杜(右)。(网络图片)

常言道“虎父无犬子”,但这句话在胡思杜身上并不适用。胡适学富五车,胡思杜却学无所成,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不仅都没有毕业,而且最后由于染上种种陋习,被学校驱离。

1948年,27岁的胡思杜从美国回到北京。那年12月,由于北方战局已无法挽回,蒋介石开展“抢救运动”,出动专机空运北京的专家学者南下。胡适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被列为抢救的第一批。12月15日,距北大50周年校庆和胡适的58岁生日还有两天,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不得不抱憾飞赴南京。

可是,倍受胡适夫人宠爱的小儿子胡思杜,却没有和父母同行,而是留在了北京。胡思杜为什么要独身一人留下呢?对此,人们有过种种猜测。据胡思杜自述:“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然而真实的原因,却是由于胡思杜对父亲的不满。

1947年,被美国大学驱离的胡思杜给父亲的老朋友、时任驻美大使馆参事的陈之迈写信,请求发放回国的旅费。陈之迈将此信转给胡适。胡适见信后非常生气,因为胡思杜公费出国留学时已经领过旅费,这次申请属于骗领冒领国家财物,清廉自守的胡适对此岂能容忍?他立刻给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写信,告知杭立武,不可给胡思杜再发放旅费,如果已经发放,请即刻追回。

这件事使胡思杜丢了脸面,因此对父亲耿耿于怀。

胡思杜回国后,有很多大学请他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聘书最具诱惑力,因为他在美国读的就是历史系。然而,胡适对此坚决不同意。胡适心里清楚,儿子在美国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国内那些大学之所以聘请儿子,当然不是因为儿子有多高的学术造诣,而只是因为——他是胡适的儿子。不是凭借自己的才能谋事,而是托庇父荫,这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

那时的知识份子,普遍有这样一个共识和道德底线,那就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决不能用自己的名望为子女谋得不当利益。清华大学建筑系台柱梁思成、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和宗璞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时,因为成绩不理想,照样不能录取。

知子莫如父,胡适知道儿子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因此拒绝了所有大学对儿子的聘请,安排儿子去北京图书馆做工,希望儿子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明明可以做一名体面的大学教师,却被安排去图书馆打杂,这样的落差,使胡思杜对父亲怨气满腹。

以上应当是胡思杜不随父亲南下而选择留滞北京的真正原因。

起初,胡思杜一定为自己的选择得意万分。新政府成立之初,胡适这位中国学界领袖尚属于争取对象,因此胡思杜也得到特殊照顾,被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他极力向上表忠心,不仅把父母给他留下结婚用的一箱金银细软上交,而且把父亲视若珍宝、讬他照看的108箱书籍也捐献出去。为此他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他觉得那几句表扬比金银书籍还要贵重,因为那意味着认同和接纳。

在胡适南飞之前,中共曾专门开通“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胡适不要离开北京,并许诺让他继续担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1949年4月29日,留在大陆的胡适的老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规劝胡适回到大陆。但是,胡适以自己的判断,对以上劝说都予以拒绝。

拉劝不成,自然转为批判。由胡适的亲骨肉发射第一枚射向胡适的炮弹,其杀伤力将巨大无比。于是,胡思杜被选为第一炮手。

1949年9月22日,胡思杜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出炉,并相继在香港《大公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文中列举“战犯”父亲的种种罪状,称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帝国主义的走狗及人民公敌”,“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并明确表示,和父亲断绝往来。

此文一出,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对胡适的打击可想而知。不过,睿智的胡适很快就原谅了儿子,他觉得儿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剪报的眉批上写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

不论胡思杜是真心还是奉命,他射向父亲的炮弹很快有了战果:他被定为副教授,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然而,胡思杜没有想到,既然胡适成了“敌人”,而他作为胡适的儿子,他就背上了原罪,无论他怎样表白自己,无论他如何狠毒地咒骂父亲,这个原罪他也永远洗刷不掉。

从1951年11月开始,由于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而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顺带着就又刮起了一场持续10个月之久的批判胡适的狂潮。扣在胡适头上的罪名越来越多,“异族胡适、文化汉奸、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尽管胡思杜“大义灭亲”有功,但是此时的胡适已经被批倒批臭,他即使再发射炮弹,威力也大不如前,因此原罪的重负显现出来,他越来越受冷落,交了几次入党申请书都如石沉大海,提干更是成为幻想。

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大家“鸣放”,以帮助党整风。胡思杜以为出头的机会来了,于是立刻响应号召,给院部领导提了几条教学改革的建议。然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一出“引蛇出洞”的“阳谋”。

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点名“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于是,一夜之间,胡思杜从狂热的积极份子变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随后,反右运动展开,胡思杜在劫难逃,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胡思杜的精神崩溃了。至此他才明白,无论他怎样信誓旦旦地和父亲划清界限、无论他怎样不顾人伦地咒骂父亲,他也永远是胡适的血脉,而这个血脉是有罪的。

人们无从得知此时的胡思杜是否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不过,1957年9月21日晚上,他用一根上吊绳告诉了人们答案。那年,他36岁。

他的远房堂兄胡思孟——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工人,由于和胡适有社会关系,也被打成“黑帮分子”——来给胡思杜收尸。院校领导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自杀”。他在郊外挖了个坑,把胡思杜草草埋了。

1962年,胡适在台湾病逝。至死,他都不知道小儿子已经先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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