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患难老友白健生 我与白崇禧最后的关系(组图)

2018-12-08 11:49 作者: 黄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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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上将。<br />(右)抗战期间,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
(左)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上将。
(右)抗战期间,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健生白崇禧)上将。

近因迁居,检拾书物,见旧存民国五十六年(1967年)一月廿二日“港九各界追悼白崇禧先生大会特刊”上载有我所写的短文两篇:一为《我和白健生先生最后一次聚散写影》;一为《白崇禧先生事略》(我被派担任在追悼大会上报告白氏生平事略,这是报告原稿)。两篇内容全为真确史实,绝非普通应酬虚文,倘《春秋》的篇幅,能假我以录存,曷胜感幸之至!

——庚戌小暑记于九龙   

一、我和白健生先生最后一次聚散写影  

抗战初期,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桂林合影
(左起)抗战期间,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桂林合影。

我的患难老朋友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先生逝世了!他的故旧乡亲,突闻噩耗,莫不悼惜。我和他从少时共事以来,四十年间,无论是同在省内,或各处一方,始终彼此精神契合,一心都放在国家民族上面,他的德性、才能和勋绩,各报刊上评述已多,不必我来再事表扬。他一生重要的事实,近年来我记述广西的往事,曾尽量辑录发布,也无须再赘。现在只记他和我最后一次聚散的情形。   

(一)

我们最后相聚的地方是海南岛,时间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十二月三日至二十一日。那时,他是华中军政长官,我已承中央批准辞去军政本兼各职。因为军事情势上南宁已不可守。我在前一晚、他于翌日午,先后离邕,因我中途停留北海一宿,故同在十二月三日飞抵海口市。

我们在海南岛十九天里,他乘舰出海指挥作战,曾小别一周;其余几乎每天都有会议或晤谈,凡商讨的都属当前军国要事,全不及私。节届大雪,风候萧索,雄师丧亡,政海生波,大家的心情是极端苦闷的。因由桂入越的败残部队为数尚属不少,他嘱我赴越筹生活的照顾和善后的安排。法国驻邕龙领事田友仁那时也迁到海口市,我请他办理入越护照,但他转报法方很久得不到答复。我因在琼办不通赴越手续,十二月二十一日和白氏握手分袂,飞往香港进行;白氏同时南飞榆林港视察。不料,此别竟成永诀!

白氏为解决军费、与外交当局协商越事等问题,于十二月三十日离琼入台。三十九年(1950年)一月五日,他由台北以电话催我赴越;六日,再以电报指示我到越行动的机宜。但因法越对我方心存疑忌,我终去不成;后来改派李鹤龄(品仙)兄,还是去不成。二月二十日白氏通告在港同志,表示他决不在中枢担任实际责任。果然不久即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二)   

一般亲戚故旧入住台湾以后,每每不愿外间亲朋来信,以免扰及自己的安宁,白氏自更难例外。民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日本友人清水董三氏自东京赴台北日本驻华大使馆任职,我曾讬他带一短笺问候白氏:“居港岁余,徒惹是非,了无益处,遂于去冬来游日本,虽乏善足述,惟清静多矣。旭尚未能读日本书报,尊处倘有新书可惠赠否?日常生活如何?棋道想更大进。”但杳无回音,我再不敢和他通问。事已过了八年,他托人到港告我道:“前承托日友带信到来,正值我环境最坏的时候,尤其是经外国人递来,虽属普通问候信,毕竟是了不得的事,莫说我不敢覆信,连接收与否当时我还在踌躇呢。”我才明白其中的缘故。不仅他自己这样,民五十年秋间,他的夫人来港探亲,小住数旬,也不敢和我们这些人见面,力避涉嫌,如临深履薄,苦情可见。

有一次,白氏和陈倪任兄闲谈在港各同志的近况,谈到我,白说:“患难老朋友中,我对旭初始终敬佩,始终深信。”陈兄自台返港来访,述以告我。此时白氏环境已较前稍舒。   

(三 )

近数年来我的左眼患白内障,白氏知后,屡次劝我赴台割治,说有眼科名医林和民氏曾经为他七十六岁的姊姊割除双目白内障,恢复了正常的视觉,病宜早治,到台一切由他负责。我因医生说,如果先割坏的,有时反影响到好的,应待两眼都坏后再割为宜,而未即接受他的美意。

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台湾准备盛大庆祝,他来函约夏煦苍(威)兄和我偕往参加,俾得班荆道故,畅叙离情。我又因故未能赴约。去年秋冬间,我一病数月,他得自传闻以为我已痊愈,八月三十一夕函请我赴台休养,这竟是他给我最后一次的信。我因先已安排入院割治摄护腺,未能应命。由他迭次的传语和手书,似有千言万语,非当面畅谈,不能倾尽别来十多年的积愫。而我却因由台到港的知好,总说他爬山打猎,轻捷如常,以为来日方长,良会有待,那知道蹉跎复蹉跎,竟成了毕生恨事,唉!

(四)

我近年闲居无事,曾将半生身历情事辑为掌故,共数十篇,在期刊发表。

白氏得阅后,于去年四月八日来信说:“台湾之中央近代史研究所搜集香港的《春秋杂志》合订本为参考之书,禧曾借阅,专心拜读吾兄所写之广西对国家贡献的事实,载于《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一文中,持论公正,文实并懋,不仅乡人好读,国人亦皆称颂也。广西自吾侪主政后,即决心参加广东革命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北伐抗战,无役不从,中外皆知,毋庸赘述。今赖吾兄秉笔直书,使海内外洞悉广西光荣的历史,立言之功,真不朽也。”

他对我此举,似颇惬心怀。但同时交给我一种使命,信的后半说:“吾兄身居海外,心在国家,费三年以上的时间,宣扬广西对国家的贡献,博得乡人与国人的好评。弟希望吾兄写完广西史事后,如有暇晷而感兴趣时,望将太平天国之政治思想、田亩制度、运动战术等项,择其有价值者分别发表,使国人知道太平天国之革命真相,绝非如满清臣仆诋为流寇所可比拟。太平天国的重要干部,桂人居多,遭满清恶意宣传百有余年,耳目淆乱,是非颠倒;弟站在民族革命立场,极盻吾兄秉春秋之笔,续写太平天国革命之贡献,且为洪杨革命诸贤昭雪历史上之沉冤也。”

我接信时已在病中,只简单地先答复谓,事体重大,是否为我之才力所能胜任,待病愈后细加考虑再定。然而现在他已不及等待了!   

(五)  

他的自传,在数年前便已动笔,并曾许我待将来印出时即持赠一部,这遗稿现在不知如何?

知音人杳,何可复得?挽以长联,藉抒我情,如下:   

从建立策源地而北伐,从结束阋墙而御侮,数千里纵横驰骋,名满山河;志大未全伸,抗日廻天功特着。
在共事模范营为少时,在分头服务为中岁,四十年声应气求,心存乡国;老来空有约,乘风话雨愿终虚。

二、白崇禧先生事略

白崇禧先生一生的重要事迹,在他的行述中已有简明的记叙,现在我只提出最为人所景仰的几点来报告。

大家所以景仰他,是因他才德兼优。他的才,不仅长于军事,并且长于政治。在军事方面;既擅长指挥作战,又优于帏幄运筹。在政治方面:处常有建设新猷,处变能迅速定乱。至于他的德:第一是公,第二是忠。以下我再逐项举出事项来作对照。

(一)指挥长才

他在统一广西时期,经常统军作战,无不获胜,已大显他的指挥身手,这且不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他屡次指挥的完全不是广西兵,而是和自己绝无关系种种色色的部队,依然是战无不胜。如:

甲、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指挥的是:第一军第一、二、廿六各师,鲁涤平的第二军,石铎的第十九军,周凤岐的第廿六军,一个月工夫便收复浙江全省,进克淞沪。

乙、龙潭一役,他由沪返宁,火车行抵无锡,知龙潭已失,急指挥第一军卫立煌的第十四师,并向各处电调杨杰的第十八军、赖世璜的第十四军、曹万顺的第十七军赶来,和南京方面何应钦、李宗仁两总指挥的部队,东西夹击,血战七昼夜,将孙传芳军七万人完全消灭,南京危而复安,北伐乃得继续。

在此仅举两例,其余各次战役皆然。   

(二)运筹卓见 

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副总参谋长,自战争开始到日本投降,曾有极重要的建议,现举两事为例:

甲、对淞沪战役,他以淞沪夹在黄浦江和长江中间,港湾河汊,纵横交错,地形不利。且日军在租界内占有坚固据点,便利其发挥海陆空军的威力。而我因后方交通澁滞,集中费时,在此与敌进行阵地战,未见有利。为持久战打算,不宜投大量精锐徒供牺牲,只应作有限度之抵抗,以消耗敌方力量。但统帅当时似因另有期待,对这建议未予采纳。

乙、日本宣布投降后,他建议:当前的基本任务,在于迅速接收华北和东北,确实控制曾沦陷的地区。因此,应责成日军暂驻原防,确保交通,严防破坏。同时,应由接近华北的战区赶速派队收复华北各省,进而安定东北。待华北各省完全安定后,再接受日军投降。但这意见也未被中央所采行。   

(三)建设新猷  

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从民国二十年(1930年)起,他在广西领导积极推行“三自”政策以实现三民主义。结果是全省治安良好,征兵容易,人民乐业,生气旺盛,政治清明。

(四)轻易定乱   

见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奉派处理台湾“二二八事变”。当时军民双方各死伤过万,他到台宣慰,一切从宽,人心大定,乱事遂得迅速了结。台人对他非常感念,纷纷到台北参加他的丧礼。

(五)处事至公   

甲、他所指挥任何的部队都乐为效死用命,就因他一视同仁,公平待遇,绝无偏私。

乙、在我主政广西十余年间,他从未介绍一个税务人员。其他职务人员,他虽偶有介绍,但都不是他的私人,而是为事择人的。  

(六)尽忠为国  

蒋中正总统第一个出席白崇禧葬礼并慰问白家遗属
1966年12月9日,蒋中正总统第一个出席白崇禧将军的葬礼并慰问白家遗属。

白崇禧病逝,蒋总统亲笔题词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将军病逝,蒋总统亲笔题词“轸念勋猷”挽额并旌表他“忠贞为国”。(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这点更是人所共见。他自民国十三年(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后,便努力奉行三民主义。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他绝不离开中国国民党,也不放弃国民政府。故逝世后,蒋总统特旌表他“忠贞为国”。

我这个十分简单的报告,自然还不能完全显现白先生各方面所有的伟大,但仅仅这几点,已足令人悼念难忘了。

(《黄旭初日记》、《黄旭初回忆录》,香港《春秋》杂志1960年代出版,台北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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