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共来到四川 天府之国变炼狱(图)

2019-04-25 13:42 作者: 张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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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共来到四川,天府之国变炼狱。
当中共来到四川,天府之国变炼狱。(网络图片)

九十年前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据召集人李达的回忆,代表湖南的毛泽东,当时并不是党员。尽管后来毛被中共尊为创始人,人们至今也找不到他登记入党或被介绍入党的记录。一滩浑水,这就是中共的一大。四川人没有代表出席,幸甚!

远离中共,四川人过得有滋有味。在国民党治理下,老百姓不是奴隶,没有被饿死,被屠杀,被运动,被限制一切自由。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民办报纸每天都在批评政府,揭露社会阴暗面。就连国民党的死敌共产党,也在公然地壮大着地下组织。

很少有人能看透中共。毕竟在夺取政权之前,中共喊的是民主自由,反的是独裁贪腐,扛的是正义进步。不要说青年学子、知识精英,即使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或地方乡绅,都不乏中共的同情者。中共地下党员一旦被捕,通常会有地方显赫人物出面保释。一位老成都告诉我,他几乎没有听说过枪毙共产党。直到中共兵临城下,才大抓一批,杀了几个,那也是在南京政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命令下执行的。

中共军队开进成都时,没有鲜花、口号、标语的夹道欢迎。春熙路上的商铺生意兴隆,茶馆里人声鼎沸,电影院前人头攒动。人们的普遍想法是:这就像从满清到民国,日子不也照旧的过。用当年大北茶厅胡老板的话说:国民党在这儿,我喊蒋委员长万岁;共产党来了,我喊毛主席万岁。有啥子害怕的嘛!

不久开始镇反,胡老板被中共公安拉到昭觉寺墙外的树林里,敲了“砂罐”(枪毙)。当年也是镇反积极份子的作家铁流回忆他目睹胡老板被杀的情景:半边脑袋不见了,那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

四川人的苦难就以这种方式开始。刚刚上台的中共,以镇反和土改的名义,在四川滥杀了三十万人。昭觉寺的老和尚告诉我,每天一批批地枪决,白花花的脑浆溅满草地,鲜血把泥土变了个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令人根本没法念经打坐。

被害者几乎都是无辜者,胡老板就是一个。他为了过当官的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头衔。中共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自首,胡老板第一时间跑到派出所登记。他以为就此解脱了,孰料中了中共的圈套。

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时也是一个。夏之时曾任成都革命军总指挥,蜀军总司令。30年代退出政界,回到家乡合江,潜心研究佛学。中共杀他,为的是凑够毛泽东下达的杀人指标。

我朋友父亲的表兄,乃金堂县某大地主的公子,供职于成都某银行。中共请求他帮忙劝说金堂的反共武装分子放下武器,他办到了。镇反时,那些接受招安的反共分子连同表兄一起,统统被枪决。临刑时表兄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共产党不讲信用。

土改杀人也大同小异。诗人流沙河讲过这样一次经历:十多个地主并排跪在少城公园的审判台上,在喊打喊杀的口号声中,挨个地被要求交出钱财。谁要斗胆回答没有,身后的解放军立刻对准其头部开枪。

从未见过的恐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惧,夜里小孩若不听话老是哭,父母只消说一声:解放军来了!小孩马上收泪止声。随后几年的一场场运动,把四川人彻底打趴下了,中共要的就是这种战战兢兢的效果。然而,四川人怎么也想不通的是:都乖乖地做顺民了,共产党仍然不放过他们。

1958年的大跃进,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是毛泽东企图称霸世界的努力。要大规模从苏联和东欧进口军事工业项目,必须大量出口食品。为了满足毛的野心,中共在四川的头面人物李井泉,搞了个反瞒产私分的运动,以便把粮食从农民手中夺走。其做法之一,就是逼迫农民在产量上吹牛撒谎。

在我的老家宜宾,一些生产队长被倒吊在村里的广场上,拷问他们:每亩生产多少斤小麦?如果实事求地回答“四百斤”,立即挨打。说八百斤吧,还得挨打!结果,有的人不得不把数字提高到一万斤,有的人因拒绝胡说八道而被活活打死。粮食产量就这样被打上去了,中共的征粮指标也就上去了。农民连口粮也不能留,大饥荒出现了,到1960年,名扬四海的天府之国,大批的人在饿死。

李井泉不仅不把夺来的粮食还给农民,反而调运出四川。他的儿子申在望后来辩解说:这是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下的命令,原因是京津沪等地,正面临断粮。疯狂的大跃进,已经使全中国陷入饥荒。从周恩来、邓小平到李先念、李井泉,无人不清楚调粮的可怕后果。他们完全可以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已经表示愿意援助中国。但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为了表现中共有志气,更为了掩盖罪恶,隐瞒真相,以继续向全世界编造中共统治中国的所谓丰功伟绩,他们宁可让四川人去死!

这场人为的饥荒,吞噬了四川百姓八百万,平均九个人就有一个饿死。李井泉因调粮有功,在1961年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管云贵川三省。可怜的四川人,能忍受一家大小饿死,村子饿死一半人;能忍受吃泥土、啃草根、人相食;竟然无人反抗,就连政府粮仓里属于自己的粮食也不敢动。做奴隶做到这份儿上,我真的无话可说。

文革压根就是中共的一场内战,自上而下,波及社会各阶层。在四川,文革的每个阶段都是一场大戏: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最终人人都成了牺牲品。

我曾跟随红卫兵去地主儿子家挖“变天账”;曾在学校里参与羞辱老师的行动;曾流落街头,与黑社会为伍;曾目睹父亲被批斗被毒打;曾到处寻找被造反派抓走的母亲;也曾旁观过最惨烈的武斗,身边横七八竖躺满被打死打伤的工人。

文革在我心头激起的震荡是终身的。它对四川人的影响,远远不像镇反与大饥荒似的单纯,几乎家家户户都被牵连进去。因各种原因遭受不同程度迫害的人,超过一千万。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死于群众暴力的,死于批斗的,死于武斗的,死于自杀的,死于刑讯的,死于监禁的,难计其数。文革中四川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谜。

我父亲也是在这时被整死。1938年他步行从四川去延安,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他的忠诚白费了,梦想也粉碎了。对现实的幻灭促进了人们的觉醒,文革期间四川持不同政见者空前增多。当时满街贴着杀人的布告,你经常能从中看到“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集团首领”的字样。即使活在最恐怖的年代,他们依然敢挑战中共的统治,寻求自由的道路。

(本文有删改)

作者简介:

张朴,四川成都人,旅英华人作家,现居伦敦。迄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人物特写、政论文章等各类作品逾百万字。他是世界名著《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中文译者。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轻轻的,我走了》,被评论家誉为“新移民小说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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