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说这样一句话 要求抗日的骗子学生全都溜掉(图)

2019-06-23 12:12 作者: 雷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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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蒋介石在二战期间对军队讲话。
1943年蒋介石在二战期间对军队讲话。(Michael Ochs Archives/Getty Images)

国民政府在大陆时,共产党在各个大学里便有坚强的细胞组织,他们对教授和学生使用特别科学的宣传方法。共产党更有若干“职业学生”在各大学内全力从事于共产党宣传,发售共产党书籍,吸收分子。   

一个“职业学生”是已经从某大学毕业的学生,受命进入另一大学,专作推进共产主义的活动。他虽然是学校的学生,但不读书,专以宣传诱人加入共产党为目的。为了掩饰起见,他也按班上课并参加考试。他们的工作方法极为简单,更因其简单而极易生效。他们的情形是这样的:假定一个在上海已经毕业的青年名叫吕希元,跑到北京大学读大一。改名为吕哲元。买一个假证件或伪造一个证件,混进学校。虽然报名的学生很多,并需要入学考试,但由于吕已从大学毕业出来,考取是比较容易的。每一个这种骗子式的“职业学生”之进入大学都夺掉了一个真正要去大学读书青年的机会。共党此种奸计的另一不幸副产品,是当时国民政府为鼓励向学,在各大学普设奖学金奖励成绩优良的学生,由于这些破坏政府的骗子曾读过四年大学,很多数的奖学金就被他们用种种方法得去。

北京大学的共党另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尽量在学校里出壁报,但不透露壁报的来源。中国各大学里的壁报,是由学生编出的,用毛笔抄写小字,报上充满着新闻和文章,贴在注目的地方。一般说来,好像美国大学里贴在布告栏上学生所写的宣言。所不同的是中国学生的壁报并非仅是宣言,而是真正的报纸。在那时北京大学里有三十种壁报,其中有十九种是共产党指导撰写发行的。整个学校里仅有一种壁报是反对共产党的。事实上这十九个壁报每天都由那几个相同的共产党编写出来;像一个单独的单位或共产党细胞一样,每日进行其预定的工作。每一壁报都有不同的名子,都有新闻,但原本都是一个来源,只不过略为改头换面以使人相信学校里有十九个共党组织。

大多数的学生对共产党的工作和诡计仅有极少的认识,尤其是像这种表演,自然会使人相信学校里具有十九个不同的组织,每人在作这种庞大的工作。一个新学生把这种情形,深深的印入心中,以为学校中充满着共产党,因为全校仅有卅个壁报,共党竟占去十九个。那时是一九四八年。我用了长久的时间探求这十九份壁报,尽数月的时间研究它们,用观察,研究,访问所得来的结果,自己作统计。我经常以深度的兴趣与思虑阅读它们。那些消息全是共产党的消息,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偶然有一点不重要和微小的普通项目,亦仅是不连贯的评论,就连这一点调剂项目也是共产党式的漫骂。

当一个人仔细研究了这些壁报,并熟悉了共产党的技巧,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有新闻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但新学生是看不出来的,经由这些壁报,及其他种种手段,有数的几个职业学生便把学校的空气搅坏,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共党占据北平前,北大的共产党在学生比率上总还是少数,但许多学生为了表示“前进”和“适合新时代”而为共党工作。假如一个学生对共产主义表示无兴趣,便彼人视为“腐败”。令人难过的是,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智识份子把当共产党员看作了时髦。

为了加深工作,共产党分子在学校里更占据一间房子,专门出售共产党及左倾的书籍,小册子及报纸。他们卖弄地叫做“学生图书馆”,而忽视学校当局图书馆的重要。他们坚持自己经营这不正当的书店。利用国民政府的资产建立纯共产党的宣传中心,这是一个横蛮侮辱政府的表示,这种行为在日后当他们坚强起来时,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政府与共产党作全面战争时,他们的行为便成为纯粹的叛逆。

但假如当局设法干涉这种傲慢的侮辱政府的行为时,他们便号召罢课,造成不利于政府的宣传。共产党集中力量于反蒋总统和反政府的宣传,不仅在国内而且扩及国外,尤其是对美国。学校当局深知这种情形,但共产党逼使教育家们经常陷于恐惧的包围中,瘫痪教育家们的力量,使不能对捣乱者作有力的决定性的行动。教员们的待遇太差,他们的不满情绪也被利用。

北京大学的职业学生发动一个反非共党教授的运动,特别着重于两三个意志坚强勇敢经常打击共产党的教授。这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战斗,但共党们并不能得胜。这数十个共党在课堂上吵闹捣乱,反对先生,和先生辩争,煽惑其他学生,挑动不满和叛乱的情绪。经常地,像是时钟运动一样,共产党员及被其所愚骗的学生,每次一个,或两个轮流着向先生发难。他们到校长办公室去,以一种极有礼貌的态度向胡适报告那些先生太不成,他们不合格作先生,使学生们得不到合适的教育,学校的名誉将蒙受损失,学生们对此极不慰快,极不满意,因为学生们深欲得到良好的教育以为国家服务。

不多时他们的战术便影响到那些过激派的学生,于是三十个职业学生每人都有了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很快地被介绍入党,于是他们的初步阵容便形成了。此后他们开始组织第二集团,一些同情者和亲共份子易于接受共党意见,在相当范围内可加以训练,但还不能使他们成为共党党员。这集团内许多学生由于政治见解的幼稚和过份的理想主义而相信共党的诺言,以为将使中国变成东方的乌托邦。有许多中国天主教徒都参加了这一集团,我和这些参加此集团的天主教学生若干次谈话中,使我逐渐了解共党在各庞大的国立大学中所用的方法。

像这一类的共党细胞在中国各中学里难发生效力。年青的学生们多在进入大学后才加入共产党,普通多在大学一年级。共党了解大一学生的心理。大一的学生正在开始尝试独立,他已不是一个小孩子,但他也尚未成人,他已能发现自我,而渴望表现他的个性。这就是共产党要集中精力去争取大一学生的原因。共产党对这些年青的学生所下的功夫较对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要加倍,同时集中力量于华南及中部来的学生,学校中以这一带的学生所代表的力量最大。

这些青年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像北方学生那样清楚,北方学生的家庭从一九三○年后便尝到共产党控制或共党影响的滋味。南方及中部各省的学生,当共产党横行该地区时(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他们还未出生。这些青年学生一旦接受共产主义,即使是部分接受,也对共产党发生莫大的价值,因为他们会将共产主义带回他们的家乡。由于中国重视读书人的传统,当这些学生回家时他们的谈论便受人重视,他们写回家的书信被人传阅,被热烈的讨论,不停地传播出去。共党由这种间接的方法得到很大的成就。假如一个在这文化首都,政洽思想中心地的大学学生表示他相信共产主义将造福中国时,他的家属,亲戚,邻人,朋友等也都会相信如此。共产党的干部,鼓励学生们作过份的政治活动,共党阿谀他们假装着征求他们的指示与意见,以期决定他们家乡地方的政治问题。他们用尽方法使他相信他自己是一个“现代人”,是政治上的权威。

另一方面,对付反共党学生们的手段则是无礼的横暴的,而最重要的是不停地予以打击。我认得一个大学的学生,他有一天带了一本反共产主义的书籍到教室去,那本书是一本有系统的思想研究著作,对马克斯的理论有所讨论。共党职业学生立时指责他是“国特”。另一个高叫说他是“国民党份子”,“叛逆时代的人”。这就是携带或阅读反共党书籍的学生所遭受的标准待遇。他们随时受到攻击而无法进修。许多正直的学生为了要安静地进修功课而携带几本共党书藉以欺骗那些捣乱者。但没有人敢直接反对共党学生,因为他们像是如此的有力量。几个共党们便造成巨大的喧扰,并成功地造成革命的空气,这正是达到共党目的所需要的一种情况。

蒋委员长对学生的态度与共党完全不同。他常希望学生们多读书,少参加政治活动。他并非要减少学生们对政治的兴趣,而是他认为学生干涉政治事件对国家不利。因为学生们太年青,见识尚未成熟,经验也没有,如过早参加政治,对其本身不利,对国家也不利。另一方面共产党则完全相反,他们不但鼓励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强迫他们干涉政治。他们这样作法有两个目的:这样可以扰乱国家,在杂乱无章下使共党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那些人群中的活动分子,在那喊叫游行示威的学生群中,在大都市暴动在小地方倡乱的学生中,他们猎取那些他们可以抓住的领袖而加以共产党的训练。

我记得在一九三六年共党曾在汉口煽动学生在蒋委员长的官邸前面游行。他们拿着煽动性的旗帜,列成队伍,走前几步,又退后几步,整夜破喉高叫:“打倒日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时蒋委员长正在积极努力整顿内政,加强国家力量,以有把握对日本作全面战争。他正在争取时间。

共党第三国际使用所谓联合阵线,中国共产党忠实地追随着第三国际,随后他们又忠诚地遵守胡俄的命令。共党的训练也是追随着国际共党的指示。俄国控制的国际共党命令中国共产党不停地破坏阻挠蒋委员长的努力时。委员长正全力负担起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责任。另一方面,不遵守法律的共党匪徒伪称自己为爱国,目的仅在破坏政府避免危险和过早且鲁莽对日战争的努力。

一九三五年,共产党组织民众反日运动,要求政府武装人民,鼓励非共产党集团及各军队派系等联合反日,使国内反日情绪达到高潮。当时中央政府只有在两条途径中选择其一:立即抗日或压制反日的爱国情绪。但在爱国情绪未形成有支配性的力量前,政府只有采取后一途径。同时苏联自然尽力避免日本的挑战,使日本找不到借口向俄国发动战争,而中国共产党却尽力促使中日战争早日发生,以减少日本对俄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牺牲中国换取俄国的安全。

那时学生们对共党帮了莫大的忙,他们盲目地参加共党职业学生的工作仅为了年青好胜心与粗野精神,渴望著作一些“时髦”和“勇敢”的事。由蒋委员长对一九三六年汉口学生在其官邸附近游行一事的处理,可以看出他对这一切事情的内幕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对那些整夜喊叫的学生尽量忍耐。次日清晨他和几位官员走下门阶来,带着许多纸张,桌椅,安放在门口,学生们惊奇地停下脚步,当委员长举起手来请大家注意时他们停止喊叫,肃静下来。蒋委员长立时向他们演说:

“我同意你们,我们必须抗日。”蒋委员长说。“我也要对日战争,但我认为中国尚没有充分的准备以应付此一全面的战争。这对我们的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与苦难,在这种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形下,我怀疑是否能得到胜利。我要确保人民的牺牲与苦难不致枉费。我重复说一句,我渴望着对日作战像你们一样。所以如果你们诸位年青人准备牺牲,现在我只有接受。”

那些学生惊讶非常。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其中一些学生带动地欢呼起来,其他的静静地等在那里。委员长更举步向前直接与学生交谈,态度严肃而极为恳切。

诸位中凡渴望为祖国牺牲的走向前来,在这里签名,报名到我们的军校来,我将加以训练,作为我们军队的官佐,使你们有为祖国对日本作战的机会。”

一切都静止下来,委员长和官员们等待着。大多数的学生都偷偷溜掉。仅仅极少极少数走向前来签名接受委员长所供给他们的报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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