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执法官员赴美 揭港府违法行为(图)


赵胜今年2月底从香港飞到美国洛杉矶,事业和生命的轨迹都改变路径了。他曾经是香港保安局辖下惩教署的高级官员,并在这个一位难求的执法机构服务了近十年。图为2日香港民运人士在荔枝角收押所登上惩教署的面包车资料照。
赵胜今年2月底从香港飞到美国洛杉矶,事业和生命的轨迹都改变路径了。他曾经是香港保安局辖下惩教署的高级官员,并在这个一位难求的执法机构服务了近十年。图为2日香港民运人士在荔枝角收押所登上惩教署的面包车资料照。(图片来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3月21日讯】赵胜今年2月底从香港飞到美国洛杉矶,事业和生命的轨迹都改变路径了。他告诉媒体,他第一次来到美国就要在这里扎根,这样子的人生急转弯,是两年前想都没有想过的。赵曾经是香港保安局辖下惩教署的高级官员,并在这个一位难求的执法机构服务了近十年,更当上了高级惩教主任(Principal Officer)。然而,2019年“送中”提案和随后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一切却都翻了篇。

“惩教所曾经让我骄傲”

据《美国之音》报导,荔枝角监狱是惩教署下辖的高度设防收押中心,是全惩教系统中最重要的监狱之一,也是个中转站。

每个成年男性如果被法庭宣布拘押后,都需要先送到荔枝角收押所等待重新“分配”。这包括所有被法庭判入狱或上诉失败的囚犯。此外,没经过法庭审判的囚犯也会暂时收押在此。

该监狱关押过的名人包括涉贪案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双学三子”周永康、黄之锋和罗冠聪等。

这里也是赵胜受到高度专业训练,同时被提拔成高官的地方。他说:“我总共在‘荔枝角’服务了五年,第三年时被上司挑中接受在职专业训练,专门负责囚犯中转(reception office)的工作,就是与本机构之外的其他执法部门沟通,与法官和各方律师打交道,阅读和解释法庭文件等等,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类别,未经训练的同级是不能顶替的。这让我非常骄傲。”

有十二三名手下 每天需经手大概五六百囚犯

在进入荔枝角监狱前,赵胜曾经独当一面管理过一座约400名囚犯和大约50名职员的监狱,“里面有毒贩、惯犯、减刑的杀人犯,以及不同国籍和肤色者,中国的,非洲的,美洲的,印度的都有,”

赵胜说,这些犯人国籍不同,语言文化不同,所以会发生很多冲突,“我需要让他们互相了解,能够互相沟通和理解,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此外,我也需要管理前线职员。职员也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个性。我发现,管理职员比管理囚犯困难多了(笑),因为职员也有权力,也懂法律,”

赵胜总结说,香港的监狱系统是个高度专业化、高度文明有序与高度法治的场所;这里的职位也是一份让人尊敬、工资福利让人羡慕的事业,“要放弃是巨大的牺牲,是难以想像的。”

政治犯被变相严苛对待 囚犯被威胁强制检测

惩教系统属于保安局辖下的纪律部队;纪律部队的公务员受到特别纪律约束,皆受过类似于军队的严格专业训练,对于正确跟错误之间的界限一丝不苟。

赵胜说:“法律就是法律,秩序就是秩序,这就是香港,也是我们接受的训练;我们那时都严格遵循书面文件……不过,自从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一些事情变了。发现他们今天的规矩到明天就改了,正确的可以说是错误的,错误的又可以变成正确的……在纪律部队中,我们都觉得,香港政府以前不是这么运作的。以前的黑白分明现在变得似是而非了。”

他还说:“政治犯原有的囚犯权利和人权被彻底剥夺长达好几个月。比方说,政治犯有权利跟区议员(district council member)取得联系,区议员也可以探望政治犯。这些犯人需要与外界交流和获得协助,这也是囚犯的权利。但是,惩教所用新冠疫情作为借口,剥夺了这些权利。就我所知,其他的执法机关其实仍然允许探望。我们的惩教所把这些权利都限制到0了。我的意思是,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安全措施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犯固有的权益,比方说戴口罩,保持距离,建隔离窗等。很多方法都可行,但是,他们这个权利却被取消了好几个月。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

此外,赵胜还看到,疫情出现后,对犯人的新冠检测本来非强制规定(mandatory),而是自愿(voluntary)选择,“我这个惩教所把自愿变成强制,让所有囚犯都接受检测,威胁说如果不这么做,会让其他囚犯不满而遭到他们攻击。有一些未经审判的政治犯不希望被测试,担心基因密码被取走。惩教所于是把他们单独隔离关押好几个星期。我跟上面指出这是违法行为,强调如果把未经审判的犯人关押72小时以上,需要经过保安局局长的批准。但他们毫不在乎,找出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就搪塞掉了。”

外国国民权利被没收

赵胜更看到,有些港人是外国公民,有外国护照。这些人如果被关押的话,是有权利面见他们的驻港领事。

赵胜解释说:“香港法律规定,外国领事不能探视不是他们国家公民的人。惩教所解读说,这些人都是香港市民,不是外国国民。就我对专业知识的了解,有外国护照当然也是外国国民;而且领事是国家级别的关联人,惩教所居然可以不让外国领事探视他们的国民,这种公开破坏香港法治系统的做法,让我们都没有可能适应了。”

赵胜指出,香港发生过雨伞运动,但是执法系统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变化,“大家仍然相信法律,香港制度仍是独立的,是靠得住的(has credibility)。但是,这次运动后,香港当局彻底破坏了香港原本运行的制度。惩教所和政府里很多做法跟以前的法制都相矛盾。”

参与反送中却被降职、“流放”

赵胜离开香港前正式向惩教署辞职。这时,惩教署已取消了他获得的“高级惩教主任”职位,把他重新降回到提拔前的职位,而工作地点也从执法重镇“荔枝角收押所”换到离岛区。

赵胜说:“他们怀疑我参加了2019年八月份的香港大罢工,认定我是反对派’。我碰巧在八月大罢工期间,因腿部受伤请了几天病假。就是在我休假期间,他们迅速判定我‘有罪',把我降级和紧急调到离岛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一名职员‘有罪’,这也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后才出现的‘去证据化’、因疑治罪的新现象。他们假定,罢工期间请假的职员都是他们眼里的‘不听话的人’。”

其实,赵胜只是根据香港当时的法律,做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做的事情,“这在当时是允许的,因为脱下制服,我们也是普通公民”。

他参加了2019年6月9日的反送中百万大游行,“6月10日,惩教署负责院内安保的保安组告诉我,他们在《苹果日报》头版的照片里发现了我。那是一张6月9日的游行照片,巨大的图片中是密密麻麻的上千个人头。他们在这些人头中找到了我。原来,保安组正奉命侦察我们所有人的政治倾向和在这次运动中的动向,包括监视我们脱下制服以后的个人空间。这在从前是没有的,毕竟我们工作之余也是香港普通市民,可以行使作为普通市民的权利,比方说游行表达诉求。”

从那以后,总监督的态度变了,对于赵胜的工作吹毛求疵,而过去则很少批评;且更明显的是,“他会在我面前大喊抗争者是垃圾,暴徒是蟑螂,被警察打死活该,等等,”

被降职以后,一位资深的同事好友向赵胜透露,他可以很安稳地在那个离本岛几乎是最偏远的角落一直工作下去,但是“不会再有继续升职的机会了”。

惩教署是赵胜从香港城市大学毕业后的首份工作,也是在香港唯一一份工作。他因为对事业有野心,对工作有改革的想法跟实施的能力,长期备受重视。

“反送中”运动引发巨变之后,香港的法制跟法治都被改写,香港的文明和秩序也被颠覆,赵胜的人生轨迹也从此换道了。

责任编辑:许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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