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於轉軌過程中，這個過程用李慎之先生的話說，就是後極權主義。這個過程已經持續了20年了，目前看來，仍將持續下去。
在轉軌中，原來的權力結構根本沒有受到有力的衝擊。因而，政府並沒有放棄其控制的權力。相反，在此之外，它又獲得了新的權力，集中的體現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極大地擴展了經濟方面的權力。
這樣的權力結構導致了一種歷史上罕見的情形：政府以原來的權力為後盾，來保證自己獲取對資源的控制權，並維護自己尋租的交易得以順利進行。城市拆遷就是這樣的典型：國家先根據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利用極權主義的暴力手段，宣布城市全部土地為國有；然後，又利用這種權力逐個剝奪平民的財產，轉手將其出售。所謂暴力拆遷，這種暴力卻是完全合法的。
然而，經濟權力卻腐敗了政治權力。因而，權力已經不再具有統一而強硬的意志。由於官員們已經對意識形態和政體的目標幻滅，因而，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的，更多地是赤裸裸的利益而不是信仰。因而，他們的行為不再是簡單地服從上級，他擁有了一定的政策選擇餘地。他在揣摩上意、自己的地方利益、社會輿論的壓力、在政績、名聲、權位之間，進行權衡、選擇。這樣，輿論的自由度，又是因地而異的。
這樣的權力結構對於媒體和公共知識份子的話語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個基本特徵是，整個輿論環境是高度不確定的。一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自由輿論空間。政府儘管仍然在理論上控制著所有媒體，但這種控制正在被空洞化。起碼據我自己的觀察，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者已經基本上佔領了媒體，尤其是近年來活躍的媒體。
當然，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又不純粹是形式上的，事實上，這種控制仍然是非常有力的，並且藉助於極權主義的操縱體系而極有效率地對媒體的日常報導實行著控制。問題並不在於這種操縱體系多有效率，而在於它的背後有暴力作支撐。
因此，在後極權主義時代，輿論空間是高度不確定的。知識份子和媒體必須不斷地探索話語的界限。官方根據形勢和最高層的旨意，時而放鬆，時而收緊。知識份子和媒體則不斷地猜測官方的底線。我們知道存在一個禁區，但界限在哪裡，卻是不很清楚的。
宣傳部門之所以不能明確地劃定一個界限，可能是因為，宣傳部門自己都不知道界限在哪裡。這又是因為，最高層處於尷尬境地：他知道必須變革，但他又受到舊意識形態的束縛。而且，意識形態的破產，連宣傳部門也默認了。他們也知道，他們做的事情是不正當的。因此，他們的管理活動才像從事地下工作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官方與知識份子展開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這裡沒有規律可循。我們也不能斷言輿論空間會一直擴大。老鼠可能飛起來，但完全可能一夜之間被捉住，喪失大部分輿論空間。但從整體上看，是否喪失空間，卻不取決於媒體與知識份子。遊戲真正的主宰者仍然是官方。
南都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迄今為止，我們依然無法清晰地看出，到底誰是幕後的操縱者、始作甬者。但其手法再次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喪失了正當性，而且那些意識形態官員已經清楚這一點。不要小看這一點，這是他們的致命弱點。因此，他們只能通過經濟問題來處理意識形態問題，而不能理直氣壯地訴諸意識形態正統性本身。這是極權主義向威權主義轉變的一個象徵。
而且，南都案之後，輿論的尺度並未全面收緊，這再次確認了官方意識形態控制的限度，除非發生緊急事件，這種限度總的趨勢是趨於放鬆，即使他們想收緊，也已經喪失了控制的意志和一部分能力。
註：本文由燕南網（http://www.yannan.cn）首發，原題為
《南都案無礙自由輿論》，現題為推薦者所加。(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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