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法租界善鐘路二百三十七號,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漂亮的洋房,原來也是國民黨官兒們的公館,可是,現在卻給華東中共特務機關主要部門的「情報工作委員會」所佔住了。
情委會是由陳一民、歐陽(即楊易)、馬福和、張浩、陳偉才、張明操、丁正(即高方中)………等共有廿餘人所組織的。我奉調情委會叨陪末座時,已經是一九五 ○年初春了。當時,凜冽的朔風已經過去了,福開森路和霞飛路邊的法國梧桐,那光禿的樹枝上,又吐出嫩綠的葉兒了。想起離開北京已半年多,紫清一會兒來函, 希望我能早日調回京,一會兒又來函,說她懷戀江南,假如我不能即回京,那麼,在一九五○年江南鶯飛草長之日,她一定要南下了。唉,兒女情長,真令人「怕見 陌頭柳色」了。可是,大家都在一股空想主義的革命熱情下,許多年來,青春就這樣消磨去了。
當我搬進善鐘路二百三十七號,和情委會主任委員胡靜波(即胡均鶴)一塊兒相處久了之後,就使我有許多驚奇的,從前意想不到的發現。從他的面部表情上,從前 偶爾在某些場合和他碰上,他臉上總會呈現欣喜和微笑的,可是,後來慢慢便可以看出,勉強的欣笑下,是隱藏著沈重的憂鬱的,表面上,似乎覺得他對他目前自己 所處的環境非常滿足,但實際上,他是牢騷滿腹的。更因為我和他有一點同病相憐的共通點,說話更容易投機起來。
他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齡了,所謂「大革命」時代,他已經是一個火般熱的共產黨員,但在一九二七年清黨的風暴裡,他卻給中統(當時是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統計 科,葉秀峰任科長)逮捕了。任何人,談革命是容易的,但臨到了生死關頭,便難於遵從主觀理想去抉擇了。最後,他走上了自首求生道路。自然,跟著他自首的是 組織上對他嚴厲的處分──開除黨藉!本來,照著人類一般的心理學來分析,他既已決絕於共黨,而共黨亦已摒棄了他,他為什麼還會跟共黨恢復關係呢?說到這 裡,就不能不怪國民黨的荒謬與錯誤了──這種錯誤影響,筆者也曾直接間接體驗到的。國民黨的衙門和官兒們,不論是個人態度和機關的傳統上,對待這些共黨轉 變分子,總是像對俘虜般看待的,那怕是給國民黨賣命了十年八年,但被塗在身上底俘虜痕跡,還是無法洗掉的,那怕他工作能力多強,但國民黨各級黨局,總是不 肯輕易給他大權的,總是不肯如待他們自己嫡系幹部一樣相信他的。在宗派傾軋如烈火般利害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內,他們常常是畏讒懼譏,英雄無用武之地,加上目 擊國民黨底貪污、腐化、無能,對政治前途的黑暗,絕望,乃迫使每個「轉變同志」常常感嘆著:「寧回老家受察看!不願在國民黨內活受罪!」於是,摸索回「老 家」的念頭,每個轉變後不久的人,又常常會油然而生了,雖然身在國特機關中可能一不小心,因被發覺而受到「殺身之禍」,但千千萬萬的人,卻為了上述的許多 原因,而甘冒生命危險與組織接上關係。何況當中共未能達到全面勝利前,雖然表面上是「黨紀似鐵」,但在「利用主義」的原則上,對可能有所貢獻的叛徒,還是 網開一面,讓他(她)恢復工作關係,俾便利用利用的──但「利用主義」的原則,到了全面勝利後,便完全變質了,或者是利用一時,即給予「走狗烹」,或者又 學會了國民黨「視若俘虜」的一套,給他們與精神上,物質上無窮的虐待,使他們不安於位,只好作遠走高飛之想。而胡靜波是在中統工作了十多年之後,才與中共 組織再接上關係,到江南解放時,他也為中共工作了十多年了。雖然他給利用得早,沒有馬上碰到「走狗烹」的遭遇,但從他臉上那沈重的憂鬱,他是免不了受到被 「視如俘虜」那一套精神虐待的。
「假如我像你這麼輕的年紀,而又在文藝工作中走過那麼遠的途程,我今天就要用盡一切方法,投身於全靠自己的創作來具體表現自己,來具體地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了………」。
一天,午飯過後,我和他先後到花園裡晒太陽,邊翻閱著報紙,偶然跟他談起「無形戰線」這情報性的文藝作品,對我們政治保衛幹部的教育意義時,不提防,他卻 向我說了這樣的話──這些話,言外之意,顯然是一方面表示了他對本身工作的不滿意,厭倦,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對我底處境的關切與同情。
「可是,一再請求,上面還是不容許我變更工作方向…………。」
「上面的固執,確也使人有點為難!」他點著頭說。
「還是請胡主委幫幫忙,給我多反映反映,照我的興趣,我寧願像姚雪垠一樣,下工廠去,希望寫點工人生活和鬥爭的作品,或者參加土改隊到農村去,使能反映一 點農民的真正生活和鬥爭,而不願意當這個把情委,既下合興趣,又毫無貢獻,還受「歷史清白」的同志們的奚落,唉!…………。」我把頭搖幾下。「還是請胡主 委幫幫忙!」
「就是幫忙不到的!」他也搖搖頭了。「我除了情委會的正規業務外,一切我都是沒有發言權的!你看得到,解放這麼久了,但組織還沒有把我的愛人(即太太)底 職業解決。而跟著楊部長由老解放區來的同志們,像石光同志的愛人便由組織硬插進待遇優厚的上海區鐵路局當專員,張浩的愛人便由組織硬壓進中國銀行,劉然如 的愛人便由組織硬壓進花紗布公司。其他如此之類的更不勝枚舉,男的領全家供給,女的領優厚薪水,生活太舒服了。可是,像我這樣的同志,卻苦透了。你還幸 運,你的愛人在京參加了藝術工作,依我看來,你還是叫她在京給你多想點變更工作方向的辦法吧,或者你多向楊部長直接提出!」
「不曉得楊部長最近對我的印象和批評怎樣呢?前些時,王寧和田昆都為我提出,關於恢復我的黨籍問題,而受到他一筆批駁了,要我還要繼續充分表現再說,唉,真不知挨到什麼時候才行?而我的愛人卻在京恢復黨籍了。」
「像夢一樣渺茫!」他仰望著天空,緩慢地,拉長噪子吐著一串沈重的嘆息。白雲緩緩的流過半空,一字兒的雁行掠過雲端。他用手指向天空「像它們多麼自由自 在!……………陳同志,不要說你了,我恢復工作關係十多年了,現在的工作崗位是情委會主委,可是,黨的小組,黨的支部會議,我卻沒有權利參加──我恢復黨 籍的希望,一樣像夢一般渺茫!」
「可是,郭奕民為什麼黨籍又恢復得那麼快呢?容正仁被國特逮捕後還出賣了大批同志,可是他恢復工作關係不到兩個月,便恢復黨籍了,這種不成文怯,我真有點不………。」我悶在心頭的忿懣,幾乎要冒出來了。
「客觀條件不同呀!………」他冷笑了,我也發出會心的微笑。
其實,這些話是我挑逗他的,我何嘗不知道,郭是老楊的宗派心腹,容是他的拉皮條高幹呢。
胡靜波是沉鬱和寂寞的,他常常含笑地走出門去,參加部裡的各種工作會報,他卻常常愁眉苦臉地走回來,他除了歷史上這點「不清白」的污點,飽受人們的歧視之 外,還遭受著楊帆及其嫡系幹部,如一室主任石光,二室主任田昆等許多反情逆理的排擠。即使是職位低過他的二室秘書(兼情委)劉然如,也常常借端排擠他。這 種歧視、挂擠毫無疑問是以楊帆為「宗」的宗派主義精神在策動的。
一邊是窮凶極惡的嫡系宗派氣□迫人,一邊自然是「不清白」的人們暗地裡無形地聚攏起來,用各種曲折迂迴的方法來對抗歧視與排擠。於是,在情委會內,宗派主 義的紛爭,便不絕如縷了。因為情委會內的廿多個情委,大約五分二都是「歷史不清白」的,五分一是由李、楊等從老解放區帶來的,既是嫡系,又沒有作過地工被 捕自首過的所謂「清白之家」。另五分之二則既非嫡系親信,歷史上又未犯過所謂大錯誤的(但小錯誤是可能犯過的),這些是無所謂的,但這派人中有些可能同情 「不清白」者的遭遇,尤其是主委也是「不清白」者,自然更引人同情。可是,有些卻是要站穩了他們的所謂組織立場的,那自然是拍嫡系們的馬屁。在這樣的人事 素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情委會,難怪自始至終,吵鬧紛擾,難解難分了。
論工作,假如情委會內沒有這一大批「不清白」的幹部,是可能毫無振作的,因為它是這兩種人構成的:其一是那些原是中共黨員,作地工時給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 了。被迫自首和參加國特機關工作了,可是後來又如胡靜波一樣秘密與中共組織恢復了工作關係。這種人潛伏在軍統,中統,團統(三青團特工系統)蔣經國青年服 務總隊之類特務系統內,陸京士工特系統,和憲兵特高科內,潛伏時期由三五年,十年八年至二十年的時間都有,今天奉令公開列身於共特機關,自然對原來側身其 中的國特機關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常發現逮回來的國特,是某一情委的老同事,老相識,只要讓他們相見晤談一番,真是形勢比人還強,不管你是個立場怎樣堅決 的國特,也不得不照事實坦白了──事實上,不坦白人家也清楚了。其二是那些原是純粹國民黨特務,或者又曾兼充過汪日特務,可是,後來給共特機關吸收了,於 是上表面雖仍是國特機關的忠實幹部,實際上卻是共特機關的間諜,這種人的作用,與前者差不多。這兩種人,歷史都是不清白的,可是,對工作的貢獻,卻是最大 的,而在情委會裡人數也佔了五分二以上,影響是巨大的。
雖然,在工作上能夠與這兩種人媲美的,還有純粹由中共特務機關派遣進國特機關的幹部,這種人,一邊是歷史清白,一邊又是勞苦功高,而貢獻可能與前兩種人差不多,可是,培養這種的幹部畢竟太費力了,所以,在情委會見到這樣的幹部並沒有幾個。
至於論權力,在情委會裡,大權卻落入一批對工作無多大貢獻的,由老解放區跟著老闆到來,驕橫跋扈的嫡系幹部手上。他們騎在前兩種情委的頭上,目空一切地橫 沖直撞,有功便屬於他們的,有錯過便該由他人領了。情委會裡五個工作組的負責者都屬於他們,他們的黨支部,黨小組的會議,「不清白」的人們沒有一二成有資 格參加。因為,如果沒有恢復黨籍,僅是恢復工作關興,他是不能參加黨的任何會議的。黨的任何會議,對外都是秘密的,而情委會的黨支和黨小組,卻可以檢考、 批評、和秘密向黨的上級反映任何人。勢所必然的,他們不但操縱了情委會的一切業務,而且還控制和監視著非黨員的胡主委,使他不能絲毫脫離與違反黨的政策與 任務,使他個人像木偶一樣被操縱。
因為對華東各種特工機構之情報業務,負責設計,建制與督導之責,是落在華東社會部的第三室身上。情秀會僅負責蒐集情報,並立刻給予判斷、整理、執行,因而 這五個工作組的編製,與國民黨特務機關有點不同。加上中共是蒐集內線情報為主的,對於用道聽途說,傍敲側擊方法找來的情報,是向來不重視的,而且,是摒棄 的,因而,它便集中了軍統系作內線工作有深長歷史的人,編成一個工作組,是武裝保衛性質的,主要對付軍統系工作,由收集、判斷軍統系情報到佈署內線,協助 對這一系犯人的初審,這叫做情委會第一工作組。組下再分若干小組,每組除若干名情委外,還有一些普通幹部,但都是該系的內行人物。其他各工作組情況都差不 多。第二工作組是政治保衛性的工作組,主要對付CC派中統系與陸京士等工特系統的。第三工作組也是政治保衛性的工作組,但主要對付青年團及蔣經國系及一般 雜牌敵特等工作的。第四工作組是對付一般社會情報,尤其著重工商業與經濟金融市場內潛伏敵特等工作,有著經濟保衛的性質。第五工作組對付國境內國際情報對 像。
每個工作組內小組多少,是視實際情形而定的,有三四個,有七八個的。我奉調情委會工作後,因我在解放前被逮捕和被管制的機關是軍統系的,照理,我應該列身 於第一工作組。但因為我在被管制期間卻先偷偷與民盟,民革等附共民主黨派往還,最後才獲得諒解,設法與共黨組織接通關係,而當時,剛剛因中共要加強對附共 各民主黨派的內線控制,所以,組織上最後決定把我調進第二工作組。二組組長是胡主委兼任的,但實權則操在情委兼第一副組長張浩的手裡,我雖然是情委兼第二 副組長,但不過是陪太子讀書性質而已,還有情委兼第三、第四副組長呢。我到二組時僅有五個小組,一個是專門針對中統正規組織與幹部而鬥爭的。一個是針對 CC系工運特務,如陸京士系工人福利委員會,自由中國工聯,和季源溥的勞工協進會等而鬥爭的。當然,一般性的共黨工特工作是同時由這一小俎去加強的。一個 是針對國民黨各級黨務幹部而鬥爭的,一個是針對各種所謂反動人民團體及會門而鬥爭的,最後這一個針對附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而鬥爭的──主要在這些黨 派、團體中建立內線,秘密監視他們的活動。這個小組長,便由我兼任了。聽說,後來我離滬赴京後、二組逐步增到八個小組。
二組第五小組是不容易攪得好的工作,雖然除了外勤的內線工作幹部外,內勤組員也有七八個人了,可是,由於它底工作的兩面性──表面上不許在友黨內、在親共 的人民團體內露出建立中共情報內線的痕跡,實際上卻是大力加強發展內線組織,使附共的民主黨派一言一動,一下呼吸都掌握在中共特務機關的手裡,各級民主頭 目們的思想、生活的變化,也每刻鐘被注視著。但假如那一個內線暴露了身份,或露出監視「民主人士」的痕跡,而引起他們的反感時,他(她)是要受到處分的, 而且,連小組的組長副組長都要受到批評的。上海是一個有著民主運動的歷史性的地方,雖然紅都在北京,可是各民主黨派的二流頭目,還是很多留連在上海的。
一九五零年春,我到情委會工作時,民革、民盟、民建、農工民主黨、人民救國會……等許多尾巴黨在上海的機構,有的叫上海辦事處,有的叫滬寧區臨時工作委員 會,有的叫華東區臨時工作委員會,下面再轄一個單純負責上海市黨務的機構。但業務幾乎還是全由上面這個機構的人員負責的,除了民革、民盟、民建擁有多幾名 黨員幹部外,有些簡直除了招牌和「領袖」(?)之外,不要說黨員、群眾、便連幹部也找不到幾個人來點綴。可是,捧著已被中共「欽定」的招牌的領袖們,便可 以在海上盡情招搖撞騙了。
中共是奉信辯證唯物論的,辯正唯物論者是否定絕對的,因而,他們對於人,是不能絕對信任的,那怕對他們的老婆、兒女,那怕對他們的老幹部,一樣是不能絕對 信任的,自然,對他們打算利用於一時的尾巴黨,當然不會絕對信任了。所以運用統戰部來「統」之「戰」之還覺不足以百分百地掌握他們時,便只好乞靈於社會部 的特工了。
當時,上任移交給我領導的內線關係,也是以民革、民盟、民建為最多,尤其是民盟,我也曾開玩笑地跟張浩談起:「我們在民盟的高級低級內線這麼多,再加上統 戰部的內線──統戰部的內線,由統戰部領導,互不照會──幾乎整個民盟的工作,就給我們替它做了。」胡靜波和張浩都具同感。但對於民革,內線關係雖建立得 多,中共當局始終還是有點不放心的。因為民革的成分,幾乎儘是失意的軍閥、官僚,和投機政客,既善於拆國民黨的爛污,何嘗不可以又要那一套熟練的翻雲覆雨 伎倆,再拆共產黨的爛污呢?上海解放後,各地巴黨都沒有給共產黨找過甚麼大麻煩,可是,民革呢,花樣就多了,首先是拱出什麼民主聯軍的招牌,收繳了潰敗下 來的國民黨軍不少械彈,接收酒店、洋房,為了爭權奪利,在南京還鬧雙包案。害得李濟琛慌忙派朱蘊山、周範文南下疏通彌縫,所以後來中共對於在上海的民革臨 工會,上至高幹如委員伍藝五,秘書陳印泉,下至中下級幹部黨員如駱鳳麟、朱非員、馬輯南等數十人,都逐步用各種方法秘密組織起來,受情委會二工組五小組的 領導,派專人分別跟他們聯繫,要他們經常供恰情報。主要如後:(一)民革的組織活動,與上中下各級幹部的個人活動 ──個人活動除政治活動外,包括了私生活的一切情況。(二)蒐集匪特活動情報。但情委會在什麼地方,是不讓他們知道的,我們只派聯絡員在外面跟他們晤面, 把情報收回來,把任務分發給他們。他們對共特機關莫測高深,而對他們自己的民革組織內同志則互相監視著,互相告狀,互相攻訐。陳建晨雖身為上海民革臨工會 主任委員,她自以為陸印泉是她和她丈夫郭春濤的親信了,以為對他發幾句牢騷,說說中共這樣給她們過不去,統戰部那樣又不許可她們爽爽快快的幹,要奪這樣權 利又不行等等,自以為自己人談談,箇中秘密是不會傳到中共耳朵的。那裡曉得陸印泉掉轉屁股,便把這些話當情報送給我們邀功了。我們除立刻向上級反映外,自 然同時轉知統戰部參考,在必要時,自然便有反應了。至若有匪特嫌疑分子潛進民革希圖掩護時,也常常逃不過這種情報員的耳目。所以,所謂附共民主黨派,實在 是尾巴黨而已。
民主建國會雖然比較單純,但共特內線也多如牛毛,最好笑的是民建中央理事會理事,民建上海分會的常務理事(等於主任委員)身為楊衛玉嫡侄的楊拙夫,解放後 他給二工組五小組吸收了,他不但可以將上海民建的一切和盤托出,還把黃炎培、冷□、江恆源、包達三等一言一行報告進來。他是經常往還於北京上海間的,到一 次北京,便把黃炎培在京生活言談報告一次,細至黃公館在一九四九年冬天每天燒了幾多煤,也列成數字報來。我們立刻把它報到中央去,以顯示黃氏的奢侈。而在 民建中的反黃派──盛康年父子這一派中,我們也另培養了一批內線,以能接近他們,細察一切才行。所以,華東花紗布公司第二副總經理秦柳方(民建反黃派)利 用其嘍囉(當然是民建幹部)和紗布莊、紗廠勾結貪污了多少,經濟保衛單位還未能詳悉,而我們則已先瞭解了。中共這樣如水銀瀉地一般的特務滲進與特務統制, 尾巴黨那裡能動彈一下呢。
由於任藝五、楊拙夫等重要性較大,所以楊帆和胡靜波叫我除了交由一個組員專門跟他們聯絡外,最好能多找些機會跟他們直接碰碰面,鼓勵他們堅持我們的立場, 作他們民革、民建的內奸。我今天脫離毛澤東匪幫的特務組織,向全世界來控訴毛澤東怎樣以殘酷陰險的特務統治來壓制人民,壓制盟友,壓制黨員、幹部時,寫到 這裡,我真禁不住替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們耽心了。
此外,在華東的各色各樣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內的共特內線,雖然多少不一,但組織的決定是,不管對共黨如何親信的黨派、團體,起碼都要建立得兩個以上的 內線,否則二工組第五小組便不能完成任務。我於一九五○年春接任這組織時,「起碼」的基礎已經打好了,我的中心工作是如何再擴大建立與加強領導。而領導的 成功與失敗,按照組織的說法,主要便在領導幹部有沒有領導能力,有沒有領導技巧,公式化一點說,便是主要的看你能否正確的掌握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是怎樣?空洞的說起來,是可以搬盡一切莊嚴,聖潔的辭句來堆砌的,但拆穿西洋鏡,不過只在這樣的幾個骯髒、污穢的字義裡──欺騙、利用加上威脅、利誘。
首先祭起所謂馬列主義的八寶,把這些僅識得一點馬列主義的皮毛的靠攏分子的靈魂奪掉,再灌進蜜汁般的甜言蜜語,欺騙他們說:如果他們肯提高一步,更進一步 的向人民靠攏,忠於共黨的組織,那麼,他們的前途,一定比現在更光明,更遠大。明白的告訴他們,共黨才是他們的大靠山,他們的民革、民盟、民建……遲早總 是要消滅的。那麼,要這大靠山信任,賞識,就要靠他們自己好好的表現,積極的立功。表現和立功之道,除了順便蒐集匪特情報外,主要是要他們暗地裡拆他們民 革、民盟、民建……的爛污,作他們原來自己組織的內奸了。為了達到欺騙他們上當的目的,每個內線的領導者,就要講究吹牛的伎倆了,牛皮能吹得滿天漲,而又 下馬上破,那麼,他縱使不很成功,大約也不致太失敗了。
如果欺騙不大行──所謂不大行,是指某個內線分子工作得不大起勁,工作表現太少,而不是說他們受到共特機關遣派跟他有關係的人徵求他參加工作時,敢於拒絕 的。事實告訴我們,只要我們看準了每個尾巴黨派、團體中某個靠攏分子可作為情報工具時,只要派遣一個跟他有點私人關係的人去作說客,沒有不馬到成功的。因 為每個靠攏黨派分子懾於共特機關的淫威,害怕抗命馬上會受到打擊,是沒有人敢於不接受的,何況有些人還為共特機關的權威所炫惑,以為憑空獲此好靠山,對自 己總是有利的。因而,一般來說,建立關係總是進行得相當順利的。可是,關係建立後,這些買空賣空慣了的尾巴黨派分子,天天給共特們催著要情報,催著要他立 功,表現時,他眉就縐了,他就會悔不當初了。可是,反悔嗎?又不敢,唯一的辦法,就只好以消極的態度,隨便拾些不關痛痒的情報送上,希求敷衍塞責就算了, 但最講效率的共特機關,這樣就認為「不行」的。經過一再吹牛、欺騙,還是「不行」的話,又怎麼樣呢?根據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就只好使用威嚇、脅迫這一 套了。
威嚇、脅迫這一套伎倆,大約使用於民革的靠攏分子,總會生效的,因為,這批人如果真的不接受威嚇、脅迫的話,橫豎過去他們都曾在國民黨當過一官半職,那 麼,共特機關一頂帽子戴上去,他就只好琅鐺入獄,那時,民革也管不了,便是李濟琛親自出馬也庇護不了,而這樣的例子已數見不鮮,難道,他們遇到共特機關威 嚇、脅迫時,還不乖乖地屈服嗎?只是民盟的書生,和民建、民促、農工……等等吃左傾黨棍飯慣了的棍徒們,有的恃著本身「歷史清白」(?),有的恃著「為人 民服務」(?)已久,有的更恃著有功於紅朝,儼然以「側座」人民功臣自居。於是,有些便不勝共特催迫工作之麻煩而怠工於前,有恃無恐而拒絕恐嚇、脅迫仍不 肯積極效命於後,那共特們又怎麼辦呢?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媽的!不聽老子的命,便是反革命!」
到了這步田地時,如果調查過那位尾巴黨派分子,不是由統戰部領導的內線的話──有時也不用調查的──那麼,最常用的一套辦法,就是給予「莫須有」罪名,關 起再說了。像民促上海臨工會委員的馬學偉,既是馬敘倫的本家族弟,又是由馬老頭兒介紹進上海市教育局當一席中級職員的。可是,他就在我進情委會之前,為了 不接受恐嚇與脅迫而積極當內線,便由二工組五小組簽准楊帆將他逮捕了,罪名當然是「反革命」!事後,不但滬市教育局不願理,便是民促和馬敘倫來函查詢時, 也給他們碰一鼻子灰。這個傢伙輾轉過幾個審訊單位,吃盡苦頭,最後送到漕河涇勞動營──集中營──去了。
有時,假如覺得面對著的對象,是值得慎重點處理的話,也許會在「利誘」這技巧上動動腦筋的。但用什麼利來誘他呢?在社會部的預算下撥出一筆錢來麼?共黨對 待這種外圍內線分子,便是給他一分供給待遇或一分薪俸也是不可能通過的。共特機關用錢雖涓滴之微,也是考慮再三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它掌握中可隨意玩弄 的工具的話,剛剛它又需要你,錢他是肯化的。假使你又是它求之不得的對象的話,那麼,它是可以在你面前揮金如土的,只是,你既在它的暴力控制下,那怕你有 大大的才能,也不過是一個不值錢的工具。因而,所謂利誘,最好是不用化人民底血汗──金錢──的利誘。
不化一文金錢,還有什麼利可誘?有的,在共特機關的算盤上,認為在共黨統治下的社會裏,不化金錢的利誘正多著呢,譬如看中某一對象吧,你只要對他說:「由 於什麼,什麼原因,組織對於你可以放寬入黨條件…云云。」那麼,他便會頗感興趣了。我從不少工作中,都體驗到這是實情,這個問題,研究起來,倒也頗有意 思。本來,共黨在地下工作時代,入黨根制甚嚴,我們原則上是擁護的,因為那是為了防止敵對分子滲進組織內。但那時,不顧坐牢、殺頭,矢志參加地下黨的人, 與目前渴水混進「地上黨」的人,用意十分九是兩樣的。前者不管他是自以為追求真理,或一時的受了麻醉,但動機都是純潔的,而勇氣更是可佩的。可是,今天在 紅朝統治的地區,日夕鑽營於入黨的人,多數是為了爭權奪利而已,尤其是在專制統治的社會裏,一旦列身於黨員之林,欺壓人民的特權,便可以一天天增多地送到 自己身上。有了特權、名、利、財、色都可以獲得了,我雖然參加中共工作有十幾年,可是,過去除了奉調入校學習外,十分之九的時間,過著隨時會被逮捕,坐 牢,殺頭的地下黨生活,特權的滋味沒有嘗到過。在這一次工作體驗過程中,才省悟到:在中共統治區,嚴格的入黨限制,就是提高了「利誘」的作用,但為了以此 來「利誘」某些人為它效力或效死時,它是可以放寬入黨條件,讓其雀躍三尺,如醉如狂地去效死而不自覺的──像「火線入黨」,便是人海戰術的原動力。
如果不給他這一項「利誘」,還有別一項不化一文錢的「利誘」嗎?有的,但在共特機關刻薄尖酸的算盤上,對待它握在掌心中的工具,就是不支付它本身的金錢 吧,如果要通過它去請求共黨別的機關,或反映統戰部幫助他,使他獲得實權實職的高官厚祿,也是不可能的,較入黨為迅速地,使你現實的嘗試到「利誘」的滋 味,通常就是立刻通過組織的決定,從四面八方來給你捧捧場,假如你是文化教育界中人吧,解放後自然是致力於改造思想的學習的,那麼,報刊上可能捧你思想改 造大有進步,還會請你作一篇自我宣傳文章,批准給你刊登出來,甚至於在必要時,還可以捧你為「學習模範」。如果你是工商界人士吧,或者會捧你為愛國商人, 進步工商業家。若剛遇納稅,購債,而你清繳了,那麼,還可以捧你為納稅模範,或購債英雄呢!總之,一旦享受到甚麼愛國、進步、模範、英雄之類稱呼,在專制 統治社會裏,眾人皆受踐踏而你獨享榮銜,自然他距離獲得財、利、名、色不遠了,這又是「利誘」之一種。
至於對這種掌心裏工具底最優厚的「利誘」,恐怕就是把他圈為什麼慰勞代表,或者教育文化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直至甚麼地方人民協商代表之類了。只要甚麼代表招牌一掛上身,自然身價十倍,名、利、財、色當然可以垂手而得了。
「正確的掌握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楊帆有一天莊嚴地指示著我。
「欺騙、利用和威脅、利誘………」我表面上點著頭,心裏這樣想著。的確,我由一九五零年春天起,直至調回北京止,為了加強領導過去移交過來的尾巴黨的內線 關係,而且,還為了要擴大這些關係,除了聽任第五小組的同志們,盡情的發揮這一套外,有時,我自己也親向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們,耍了這一套可恥的把戲,然 而,我心頭實在是非常難過的,尤其是竺飛問題發生後,我更感到利用主義,工具主義的可怕,所以,後來也就冷淡了。
「你在上海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中選拔一些忠誠可靠的,而又與現在北京的各民主黨派第一流領袖如李濟琛、張瀾、黃炎培、馬敘倫、陳銘樞、蔡廷鍇、張治中、 邵力子、黃紹□、劉斐等有密切關係的情報幹部──經過相當時間的內線工作考驗的,不論男女,都可將名單開給我,各附詳細自白書一份。你協助二室田主任迅速 給予核定,即發給津貼,讓他們自動設法,由他們自己團體中調到北京去──這是中央的命令,你必須絕對保守秘密,迅速完成任務……」。在一個初夏的早晨,楊 帆忽然找我去,這樣命令我,又沒有把企圖宣布明白,開始使我滿腹疑團,後來想通了,再經老田詳細一談,才搞清楚,原來中央是為了加強對各民主黨派領袖的監 視,知道逗留在上海的各民主黨派幹部,很多是跟各該派的領袖有著密切關係的,也許中央感到這類幹部不夠用,才向上海「借重」的。
但是,這麼麻煩的任務,是不容易迅速完成的,正所謂日夜寢食不忘地進行,也搞了二十多天才告一段落,──事實上只選到了十幾名,其中女的也有幾個。在現在 的記憶裡,多數已淡忘了,只記得有一位是劉妙英小姐,十七八歲時曾當過李濟琛的私家女看護,而且還跟他有過曖昧關係,但後來因他太太的吵鬧拆散了,但任老 畢竟還算多情,十幾年來還有著藕斷絲連的關係。抗戰勝利後,初期,李氏留連在上海喊民主時,她適在中美醫院當看護,原與一醫生熱戀,正談婚嫁,但卻恰任老 幾度慰問,幾番舊夢重溫而引起該醫生反感而拆夥了。劉小姐也在這時黯然離開了醫院,但任老倉皇逃港時,卻沒有帶她走,只托陳建晨照顧她。陳就把她介紹到一 傢俬家醫院裡當看護,聽說她提起任老便悲忿交織,我們組裡派出去跟她聯繫的女同志雲英,對她這一切都瞭解得很清楚了,而且,有一次她還對著雲英咬牙切齒地 咒咀任老。這些慘痛的經歷,解放後更激發起她追求「婦女解放」的幻想,於是他也利用工作餘暇,追隨陳建晨參加民革活動了。因為她參加民革活動在半年前給五 小組建立上工作關係,她不但報告了陳建晨和民革的活動,連任老親筆寫給她的兩封信,也送到我們這裡來了。她對共黨工作的熱情是火般熱的,所以,當雲英同志 向她提出這任務時,她馬上接受了,雲英還指示她,能夠跟他恢復曖昧關係更好,因為這樣子對工作更有利,劉竟興奮過度落下淚來!「這個老油條如果敢對毛主席 和共產黨存一絲一毫非分之想,我便啃下他這幾根老骨頭!」後來,雲英同志對我說:「像這樣珍貴的工作關係,你應該跟她見見面才送上她,好鼓勵她一番,更提 高她的工作情緒。」到我和她見面時,除了跟她略談一下工作之外,還告訴她:「曾一度充任過任老的私人醫生的譚守仁博士,是我的朋友,他思想也很進步,對共 黨也常露一片忠誠,現在正在北京,任老對他也很信任,可跟他聯絡,慢慢設法,把他也組織起來,那麼,對任老又可以增多一分包圍的力量了。」果然,不出我所 料,當我奉調回京後,知道譚醫生也真的給她組織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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