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過年回家，我所見的農民與農村 (中)

四、教育
　　
　　據官方消息說，目前大學生中，農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漸下降。
　　
　　年前，參加一場婚禮，酒席上與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個鄉村小學的老師。年齡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認識，喝酒，開始聊天。
　　
　　桌上一個人，掏出一款手機，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計價格也就幾百塊錢左右。另一個人問：劉主任，這又是從哪裡搞來得新手機？那個叫劉主任的說是某某送的，校長一個，他一個，後勤主任也有一個。
　　
　　那個問話的人，笑著大聲說道：腐敗啊，黨都是讓你們給毀了的，看來我要退了。
　　
　　然後眾人繼續喝酒，吹牛，我在旁邊安靜地聽著。
　　
　　一個中年老師，剛做過手術（據推測，估計是痔瘡一類的），說自己前幾天喝酒，只能站著，說「我現在就像孔乙己一樣，站著喝酒」。眾人大笑。
　　
　　孔乙己，這個詞讓我當時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農村也許常有，而魯迅卻沒有。
　　
　　這些就是農村的基礎教育老師，我有一些高中同學，後來去讀了師範專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師的，大多出去打工。當然，沒有關係農村的這些學校也很難進。
　　
　　後來我放開了和他們喝酒，肆無忌憚地說著一些粗俗的話，最後我醉了。
　　
　　雖然，農村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基本上，這些都是空談。大量的農村孩子輟學，或是熬到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個鄰居下的一個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學沒有畢業，身體都還沒長成，在外打工已經一年。春天的時候去採茶，後來去了南通的一個家庭工廠內，做箱包的，包吃住，一個月500元錢，從來沒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點多開始做活，我問她，晚上什麼時候結束，她說不一定。有時候都到10點多。和她一起的還有兩個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麥子後她去的，大半年掙了2900塊錢回家。
　　
　　2900元錢，一個15歲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談話的時候，她並沒有一句抱怨，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命吧。她們是認命的孩子、順從的孩子。
　　
　　她才15歲，頭髮也拉直了，有點都市的影子，只是那雙手，粗糙的像個老人一樣。都是傷口和繭子。
　　
　　15歲的年齡，所謂的花季雨季的歲月，所謂的青春，可是對於他們來說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機號碼給了她，讓她遇到什麼事情可以給我打電話。
　　
　　在農村，經常流行的一句話是「讀書不讀書都一樣，反正都是打工」，或「讀大學又怎樣，出來還不是打工？」
　　
　　很汗顏和慚愧地說，我是我們村上這十年來，也可以說是自78年恢復高考以來，第一個考取重點大學，第一個讀研的人。可就這樣的一個諾大的村莊，近十年內，算我在內，考上大學的（本科）也才三個人而已。（說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涼，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鐵屋子裡，沒有醒來的人一樣）
　　
　　回家最怕的是別人問我工資多少，因為在他們看來，我在上海（上海對於他們，成為了一種文化想像，一個遍地是黃金的大城市）讀了所謂研究生了，畢業後，起碼也要上萬元的工資，還會有人給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沒有這麼多的時候，他們都會說，我看讀書也沒什麼用，XX初中沒畢業在外面打工，一個月都好幾千。
　　
　　對於這些，我能爭辯什麼呢？
　　
　　我們縣高考升學率之底，很難想像，估計是安徽最差的一個縣了。全縣人口是80多萬，08年參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還包括大量的復讀生在內），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餘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復讀生佔了大多數，（我是2000年高中畢業，我一個同班同學一直複習到2004年，才考取一個省內本科，）
　　
　　小學教育差，導致初中教育差，然後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競爭中，完全沒有實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學的，也都基本上是縣城的孩子）
　　
　　我一個高中同學，現在縣裡一個高中當老師，今年帶高三畢業班，年後，去和他喝酒，他說，班上70人（文科班），學校給他的基本指標是一個本科，三個本科是超額指標（只要分數夠三本就行），我問他估計能考上幾個，他說最多也就五六個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無非復讀，或是外出打工。然後回家結婚生子
　　
　　因為是高三，初四就開學了，初四上午，我同學非得讓我去給他班上的學生們說上一些什麼。讓我給那些孩子勉勵一下。
　　
　　站在講台上，面對一群孩子，我無法給他們說啟蒙，說自我救贖，只能給他們描述大學的美好生活，勉勵他們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說現在社會競爭壓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學習。
　　
　　目前在我們縣，職業技術培訓學校開了許多，不僅縣城裡，鄉鎮了也有許多。培訓的技術，無外乎縫紉，電焊等。然後，就將他們輸入沿海的一些工廠內。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長看來，這才是人生的正確道路。（讀高中，花錢又不一定考取大學，考取了大學也沒啥用）
　　
　　我也並不認為，讀大學對於他們來說是唯一的一條出路，但我想,讀了大學之後，無論怎樣，起碼可以認清自己，認清一些這個社會，不會再渾渾噩噩地生活下去。
　　
　　當然，這裡又存在著一個啟蒙者的悖論，究竟是清醒者痛苦？還是沉睡者痛苦？是該讓他們睡去，等有一天，他們自然地醒來，還是把他們叫醒？叫醒之後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畫了一個金字塔，我對那些十七八歲的孩子說，我不期望你們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頂端，但我也不希望你們淪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們能夠在中間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時候也會半開玩笑半生氣地說，當初，還不如不讓你去讀書呢，不然，現在我們也就可以抱孫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們差不多大的，都已經抱上孫子了。
　　
　　聞此，我很難過。因為父母說的不是他們的觀點，而是正在農村流布的觀點。
　　
　　五 農村低保
　　
　　在農村，有許多事情的發生，的確是你所想像不到的。就如低保來說，剛才百度了一下，看到這樣的官方消息：
　　
　　通過個人申請、評審評議、審核、報批和監督檢查等一系列制度設計來保證制度在實施中的公開、公平、公正。縣級民政部門負責審批，由鄉鎮、村委會具體受理。
　　
　　申請農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戶主向鄉（鎮）政府或者村民委員會提出申請；村民委員會開展調查、組織民主評議提出初步意見，經鄉（鎮）政府審核，由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審批。鄉（鎮）政府和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對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進行核查，瞭解其家庭收入、財產、勞動力狀況和實際生活水平，結合村民民主評議意見，提出審核、審批意見。在申請和接受審核的過程中，要求申請人如實提供關於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況等信息，並積極配合審核審批部門按規定進行的調查或評議，有關部門也應及時反饋審核審批結果，對不予批准的應當說明原因。
　　
　　而在我們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幾歲的孩子，全都享受著低保，有許多青壯年的勞動力，也在享受著低保，而我的爺爺奶奶，今年都八十多歲了，卻沒有低保。（當然，以我們家的狀況，贍養爺爺奶奶不成問題，但這件事，讓人委實很生氣。）
　　
　　父親和我說這件事的時候，很憤慨，「誰送禮給書記，誰就有低保，誰上面有人，誰就可以有低保。」
　　
　　所謂的申請、調查，公正都成為了紙面的笑談。
　　
　　低保成為了權力這個大棒之後的那根胡蘿蔔，大隊書記想給誰就給誰，成了安撫與拉攏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為了一種額外的福利待遇。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
　　
　　我家沒有，雖然，我爺爺今年85、奶奶80了。
　　
　　我寫這些並非是品頭論足，而只是想寫一下我所見的農村情況。對於我本人而言，也沒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農村痕跡的意思。無論面對誰，我都坦言，我是農村出來的。
　　
　　此外，我也並非說是要讓農民全湧入城市（某些學者所謂的在城市形成貧民窟的觀點，實在是笑談），但你也不可以坐視農民成為現代化的犧牲品，然後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後，成為渣滓。
　　
　　沒有人有權力，有何正當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說，農民就應該為這場國家現代化運動做出犧牲。
　　
　　他們生而為農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農村的政治問題
　　
　　「我身上有兩顆子彈，一顆留著保衛我自己，另一顆留著參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們村一個70歲的老人站在我們家門口，所說的話。
　　
　　他什麼職務都沒有，連黨員都不是，經常熱衷於參與村上的事情，諸如核查村委會的帳，去縣裡上*訪等等。
　　
　　我父親說這個人現在還經常在家裡寫東西，我問都寫的是寫什麼？
　　
　　——還能是什麼，都是那些大道理唄。
　　
　　我不知道他是否讀過馬列的書，但他經常會把馬克思掛在嘴邊，說起話來振振有詞。
　　
　　「農村需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把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看問題，這個社會已經變了80%」，我拿出手機，將他的這些精闢的語言記錄下來。
　　
　　從縣城裡坐車回家的時候，在路邊的一個村口，赫然掛著一個大紅條幅，在冬日的村口，顯得特別醒目。條幅上寫著：村民直選，是建設鄉村基層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這樣的條幅，我啞然而笑。民主，直選，多麼誘人的字眼。
　　
　　回家之後，問父親，在選舉的時候，拉選票的現象特別嚴重。「選舉不過是走個過場，上面讓誰幹，就是誰幹」，我們村的那個書記，今年69歲了，被稱為「不倒翁」，在大隊書記的位置上，起碼已經佔據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戲稱其為「胡書記」，說其很會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會暗地裡指使別人去做。
　　
　　此外，還有農村的發展黨員問題，誰想入黨，必須要經過大隊書記這一關，先送禮，再表示忠心，於是，發展黨員，也就成為了培養個人親信的渠道。起碼要確保入黨者不會危及其地位。而有幾個所謂的刺兒頭，怎樣也無法入黨。也就意味著其無法進入政權，再這麼折騰，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搗。而當權者隨便安排一個罪名，就可以將其搞定。
　　
　　當年我們村有個光棍漢，特別地仗義執言，經常一個人去縣裡和市裡上* 訪，反映問題。他在路邊的溝渠裡挖了一個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時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裡取水打農藥。別人都給用，就是不給大隊的幾個幹部家人用，為此還打過一架。後來，他領養了一個別人遺棄的女嬰。一個光棍漢領養一個女嬰這樣的事情，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村裡硬說其違背了計畫生育政策，還讓鎮子上的派出所將其帶走了。不知道其在裡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來後，變得老實多了。
　　
　　「喝紂王水，就不能說紂王無道」——這是父親經常教育我的一句話。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說一些稍微憤慨的話時。
　　
　　七、土地問題
　　
　　我們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畝左右（每畝660個平方），95年的時候，重新分配過一次土地，之後就一直沒動過，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婦，生了孩子，都沒有土地，而像我這樣的，戶口早已經遷出，但在家裡還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內。
　　
　　95年動過土地的時候，說是30年內不再動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來，作為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劑良方，這次回家，和村裡的一些人談到此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土地兼併。（我和他們說，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買賣了，他們說，那很快就有人賣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實，農民對於土地的眷戀的熱情正在逐漸下降，村里許多有錢的人，都去鎮子上或是去縣裡買了房子，平時都住在縣城裡，只有每年兩次農忙的時候才回來。
　　
　　在我小的時候，我們村種植了許多經濟作物，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們家曾經就種過近10畝的棉花、也種過近十畝的薄荷，和三五畝的西瓜），可現在，都是一季麥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機械化操作。（僱用聯合收割機，直接把糧食拉到家，有的戶，收完糧食就當場賣掉，帶了錢走人）。然後將秸稈在地裡燒掉，再種下一輪。
　　
　　雖然沒有土地買賣，但在農村可以租土地來耕種（300元/畝/年），有的人家不願意種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將土地租給別人種。
　　
　　再說一下，去年的賣地問題。有一條正在建設中的高速公路經過我們村（貌似是從許昌到宿遷的），修路要佔用農田，這其中分為兩種，一種是路面佔地，另一種是取土佔地（要取土墊路基）。
　　
　　前一種的價格是18000元/畝，後一種的價格是12500元/畝（價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後的水塘還可以用來養魚獲利等，但我懷疑這個差價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佔地的面積很大，有好幾塊，一塊就有80畝。（我們家的土地被劃了4.5畝）能夠賣地的，都很開心。人們不再稀罕土地。只嫌棄賣少了，沒有說多的。
　　
　　至於說土地拋荒的現象，我們那裡沒有，因為自己不種，可以承包給別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戲吧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關於這次修路賣地的問題。村上有的戶是攤到了，有的沒有。
　　
　　攤到的就很慶幸，沒攤到的就很沮喪。於是就有人提議說要把這些賣地的款拿出來村上平分，然後再重新分配土地。這是平均主義思想呢？還是集體主義時期思想的殘留呢？
　　
　　這樣的提議當然不了了之，但的確很弔詭，值得反思。
　　
　　一些三農學者常說土地目前成為了農民的束縛，成為了阻礙農民現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說土地是農民生活的最後保障，是返鄉之後的最後棲息地。但無論是怎樣的看法，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就是：農民已經不再深深地愛著這塊土地。
　　
　　艾青說：「為什麼我眼中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而如今，這塊土地也許正在淪為雞肋。

2009過年回家，我所見的農民與農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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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蕭三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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