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报业一代论宗 天下慕闻正声(下)(图)

2020-08-17 08:34 作者: 赵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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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文以载道。”道存,文存,则正声不朽,则季鸾之虽死不死也。
古人云:“文以载道”。道存,文存,则正声不朽,则季鸾之虽死不死也。(图片来源:人物:网络;背景:Adobe Stock)

民国报人张季鸾(西元1888年~1941年),名炽章,字季鸾。他毕生从文,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任孙中山大总统秘书,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他是一个新闻记者,身处文人论政的时代,透过他的文章可一窥他的人格;他是一代报人心中的典范,他铿锵有声的文字,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展现出文人、报人的真风骨;他悲国忧时,逝世时,蒋公悼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莒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并题挽联曰:“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张季鸾是《大公报》的主编兼主笔,他与《大公报》在一个时代发挥了传播正声的作用。胡适曾说,《大公报》是全国最好的报纸;林语堂赞扬《大公报》是办给“教育程度过高的人”看的。张季鸾于1941年逝世;1949年之后,《大公报》经中共改造、整肃,变为被附体的“妲己”,再无“大公”与公信可言。

现代对张季鸾的记叙是模糊不清的,有读者读完有关他的传记后评论说,读了整本书,还是不知道张季鸾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何以备受尊崇,又何以能称为“一代论宗”。所幸,文人有文字留世,要找寻真实的张季鸾先生,必要读其论,透过文字见其精神人格与思想境界。

接上文:张季鸾:报业一代论宗 天下慕闻正声(上)

论国军唤起国民责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国民革命军与日本扶持的德王蒙古军于绥远百灵庙发生激战。当月,张季鸾发表〈国民与国军〉,以国军冒塞外严寒之坚忍牺牲精神,唤起各界担负自己对国、对民之责任。

“连日绥远电,塞外严寒,百灵庙一地降至零下三十七、八度,闻之恻然!中原及江南各界同胞亦知零下三十七、八度为如何况味乎?内地省区如平津为号称较寒之地,然冬季最冷时户外不过零下十余度,且为期甚暂,一年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拂晓数小时耳。然凡曾居平津者,当体会此一冬数日之不可耐。今日百灵庙一带乃较平津最冷时更数倍、数十倍之,盖未受训练之青年,虽衣重裘犹不易支持,一旦大风雪之起,则生命安危系乎呼吸之间,以江南之东较之,其相差之甚,殆不可想像矣!若与上海之跳舞场大饭店相衡,则绝非同一世界矣!

“西安事变”爆发前,国民革命军与日本扶持的德王蒙古军于绥远百灵庙发生激战。
“西安事变”爆发前,国民革命军与日本扶持的德王蒙古军于绥远百灵庙发生激战。(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虽然,岂特百灵庙哉?绥远大青山以北千余里间皆如是也,再西而宁夏之蒙旗,及甘肃西北部亦莫不如是也。国民须牢忆:目下自察边,以迄陇西数千里间,至少有国军二十万人以上为拥护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在百灵庙同样或类似之严寒中贡献其生命于国家。此一种伟大严肃之事实,凡我国民应刻刻不忘,而凡有围炉过冬资力之人,尤其一部分生活优厚不感寒威之人,更应切切自愧!

……最近百灵庙之役,本报通讯员称为‘超战争的战争’,盖以少数部队冒寒仰攻,以军事常理论,胜利甚难,徒赖官兵牺牲的决心,前仆后继以克之。其所以然者,皆晓然于关系国家民族命运之大,感于严重的责任观念,故勇敢牺牲而不辞也。国民须知攻取百灵庙部队之精神,即在绥远、在宁夏一切部队之精神,同时即全国枕戈待命的全体部队百余万众共同之精神。如在甘肃戡乱之部队,其中多有自前年经滇、黔、四川,追击万余里而来,现在绥远大青山北之酷寒,松潘一带则夏秋间即已如是。此等国军为保持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在共党放弃武装的赤化组织之前,不得不尽戡乱责任,费时数年,牺牲重大,今只甘肃一隅矣!国家不容内部有暴动或有对峙的武装组织存在,否则变乱蔓延,将成今日之西班牙。故在甘部队之忍痛奋斗,其精神与在绥部队悉同,其艰难困苦正相仿佛也。

吾人所欲唤起一般国民注意者,非以上述事实为止,盖欲请认识国军进步之意义,而觉悟各界自己之责任。”

论气节廉耻伸张方法

清末民初,中国在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压迫下,社会风气日趋于败坏,民族道德堕落,礼义扫地,廉耻荡然。蒋公在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前,已多次论述礼义廉耻之重要。1930年元旦,蒋公刊文论提倡气节廉耻之必要,张季鸾继之发表〈论提倡气节廉耻〉,从提倡气节廉耻的有效方法上再做评论。

“国府主席蒋君于元旦日有文,极论提倡气节廉耻之必要,中谓‘尤可虑者,人心颓隳(音:灰),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好乱反复为勇,气节隳地,廉耻道丧’、‘则为祸之烈,百千倍于人以武力与经济之亡我’……蒋氏此文盖必深有所感,故慨乎言之如此,其主旨吾人诚无异词矣!兹所欲论者,提倡气节廉耻之有效的方法在耳。

人类之最大多数,常人也,上智与下愚,皆罕见焉。常人性质,视其所染,染于白斯白,染于黑斯黑,又常人之道德观,与其生活有密切关系,易言之,乃大部分受支配于利害观念,有气节廉耻而安而乐,斯群趋之矣!反之,崇尚气节廉耻之人,而危而辱而穷困,无耻之徒反得志于当世焉,则多数常人,复谁愿弃安乐而就危辱,以恋恋于道德之说哉。是以国民一代之道德如何:本为一种风气问题,然而有别焉,使提倡风气者,仅为在野一部分学者之流,而实际政治之趋向与之相反,则有气节廉耻者,仅能得少数人,如:汉之党锢、明之东林是,彼时多数之人,仍因生活上之利害,而相染而入于无气节廉耻之途,故虽有卓出之道德家,无救于国之亡,此乱世之现象也。反之提倡风气者即统治者本身,以政治上之赏罚,奖励道德,政府领袖复身为之倡导,则一般中材之人皆自然化之,不必特提倡气节廉耻,而通国人民自无丧节亡耻者矣,此治世之政轨也。……谁能以公忠体国之精神,领袖全国,而为此大澄清之运动,使气节廉耻之义,自然成为正轨,则国民定将为其后援矣!吾敢信全国良民,皆抱此同一至感想也!”

论政治之正轨与常道

现代政治出现、兴起后,人人似乎都绕不开对政治的思考与讨论。1931年1月,张季鸾发表〈政治之正轨与常道〉,以道德、公心为根本,探讨从政之人所应遵循的正轨与常道。

“夫政治为众人之事,乃公而非私。故参与大政者宜忠于所职、忠于所信,不苟且以塞责,不依阿以取容,此正轨也。然而法治之国,于此有一限度焉,即多数取决之事,有发言权者于未决之前尽可独伸所见,谔谔陈辞,一旦多数从同,国是已定,则少数怀挟异议之人,自处之道,或牺牲成见,服从多数,或引咎而退,远避责任。二者皆为正理所许,固又法治治国之常道也。中国政好专制,人好模棱,政界讳言论争,官僚不解信仰,谬习流传,以无是非、无善恶、无主张,为游泳宦海之无上秘诀。积非成是之余,认异议为反对,视辩难为斗争。如从前国会之罪恶,在于不能忠于职责,而世人非议之者,徒集矢于议员之打架捣乱。实则议会之不能无争,为世界一般之通例,而中国国会之弊,正为争之不得其道。乃国人昧于此理,责督议员,不依正规,卒至民意关机,毁于自杀,此皆国民不知政治正轨与常道,不善匡扶所至也。方今国家尚在党治训政期中,自犹不足以言民权,然民众师保之责,固应由国民党团体负之,非一人所克担荷。故今日诸大领袖人物,对党、对国,实负公同连带的责任,其地位自与寻常官吏不同,其应公私分明,忠于所职、忠于所信,尤应在寻常官吏之服务观念以上。苟因职务上、信仰上见解各有异同,互相发生争论,毋宁应为民众所当欢迎。盖必如此,政治乃可免于官僚化,国家乃可进于现代化。不过此际所当注意者,争论应秉公心,态度勿流偏激而已。”

论统一望军政大觉悟

民国创建后,一度形成军阀、政客交织而成的政治局面。北伐成功形成国民政府政治上的统一,但此后内乱仍时有发生,对于国家、革命之损害尤为重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攻占辽宁、吉林,外患已日迫,内乱仍不止。1931年10月,张季鸾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以恳切之意,遒劲之文,劝军界、政界摒除恩怨,一致觉悟,以国家统一之势,自强立足于世界。

“自日军攻占辽吉,国辱民奴,于是促成统一运动之急进,统一,本家常事也;统一不必即能雪国耻,纾国难,而不统一更无以雪国耻,纾国难,是以国民在切齿外患,悲愤填胸之中,闻国民党内哄之可望结束,政府之可望统一,极以为不幸中之幸,而日盼其成功之宣布。”

“事之至此,利权问题、铁道问题等,皆成小事;中国国民尚欲在此后之世界生存,则势不得不集举国一致之力,为国家民族争回一寻常人格!不然,则奴隶而已矣!夫中国之问题,世界之问题也,世界公论,无形之权威自在。转眼十月十四日之后,国联自仍必发言,即北美、苏联,皆无漠视理。然此为世界所应管,而非中国所当靠。况中国如受害之事主,欲邻人主公道,必须事主能自立。不然,事主之家已瓦解溃散,成为无主之群,则虽有仗义邻人,亦只有废然兴叹已耳!国际之间,何独不然?是以吾人愿大声疾呼以告朝野各方曰:无论如何,须恢复统一,须维持舞台。须绝对不起内争,尤其不许有兵争!须以群力维持金融财政!在朝者应极力向国人谢罪,在野者则不应乘机有所企图。至于官吏各人进退之间,应以其适不适、需不需为准,适者、需者,则可留,不适、不需则可去。然在官者皆应恪尽职守,去职者,亦须援助政府;而多年在野之一切人物,当此时机,苟有所贡献于国家,应努力贡献,无所贡献,则姑静观之,勿加国家以困难,勿畀世界以笑料!吾兹所论者,为心理与态度的问题,非制压方法的问题。吾以为凡与政治有关之人,应一致觉悟;在过去政治舞台有得意、有失意,有冤亲、有恩怨,而今则绝对无之。恩怨皆消,冤亲同尽!有余者,只破碎之河山,危辱之民众,当此时机,惟有同声一恸,尚何处须策略,何事值竞争哉?果皆能具此心理与态度,则内政之困难,必徐可解除,而外交之肆应,则立生反响;然后国家民族之人格,得以卓立于天壤间!是则凌辱践踏我者,将必然受其应得之报!近闻和议垂成,而外患更急,故披沥愚诚,以告当世,凡不甘沉沦为奴者,其必有同感也!”

以文唤众生已在道中

古往今来,叙及文人,未有不以其文而论其人者。纵观“一代论宗”张季鸾先生之论,每每能看到善恶、觉悟、信仰、是非、生死、荣辱、悲悔、谢罪、公私、正轨、公道、气节、智愚、责任、人格等词汇;每每能看到其以诚心、以真意规劝世人觉悟己任、悲悔谢罪、觉迷回头等殷切之语;每每能看到其对国家、对民族命运与未来关切之心意。古人云:“文以载道。”道存,文存,则正声不朽,则季鸾之虽死不死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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