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國的不幸遭際

近代中國爭民主的大潮中，陶行知無疑是一位先鋒人物。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於安徽徽州黃潭源村，1909年入金陵大學文學院，1914年赴美留學。學成歸國後，發起中華教育改進社，創辦曉莊師範、育才學校，於教育改革建樹頗巨，享譽海內。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陶行知深感「教育脫離政治是一種欺騙，在中國想做一個不問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曉莊時期即投身政治。在他的支持下，1930年4月5日，曉莊學生示威遊行，抗議日本軍艦停泊下關，蔣介石極度惱怒，指令陶行知交出遊行學生名單，陶斷然拒絕。曉莊因此停辦，陶本人則遭當局通緝而一度流亡。但陶毫不氣餒，愛國救亡運動仍無役不與。1936年發生「七君子事件」，國民黨當局以愛國為有罪，將救亡領袖瀋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等七人下獄，陶因事先出訪，才免去一場牢獄之災，瀋鈞儒後來回憶說：倘若陶行知留在國內，「一定和我們在一起，『七君子之獄』，就變成『八君子之獄』了。」出訪歐美的陶行知，以國民外交使節的身份，呼籲國際社會支援中國抗日，同時籲請杜威、愛因斯坦等學者名流致電蔣介石，要蔣介石無條件釋放「七君子」，對蔣介石構成很大壓力。蔣介石因此對陶行知銜恨更深，再度下令通緝。

救亡陶行知是身先士卒，爭民主陶行知一樣急流勇進。陶相信：民主是「中國的救命仙丹」，「它好比是政治的盤尼西林，可以肅清一切中國病。」便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他參加了民盟，他倡議成立「中國國際人權保障同盟會」。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在較場口廣場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陶行知不僅親自與會，而且出動育才學校百餘人負責大會的宣傳和糾察工作。出發前他對大家說：「紙上的東西，還要我們用行動去爭取才能實現，我今天去開會是準備挨打，甚至流血的。」不出所料，國民黨特務果然在會場上大打出手，育才師生拚力掩護受傷人員，瀋鈞儒、陶行知因有他們護送，始免被毆。為了民主事業，陶行知時刻準備犧牲自己。1945年12月9日，他在重慶率育才師生參加「昆明『一二一』死難烈士公祭大會」時，行前已給夫人吳樹琴留下遺書。1946年7月，民主運動領袖李公僕、聞一多相繼遭當局暗殺，陶行知也被當局列入黑名單。周恩來派陳家康去報警：「要提防無聲手槍呵！」陶行知無所畏懼，答稱：「國民黨專橫霸道已經二十多年了，他們擁有全國的軍隊和警察，然而他們還要像蛇蠍一樣的向上爬，去殺害那些進步的手無寸鐵的評論者的生命。」最後他斬釘截鐵地說：「我等著第三槍！」

等著第三槍的陶行知，給育才師生留下了一封信，信中的錚錚誓言，曾感召無數民主戰士繼起鬥爭：

公僕去了，昨今兩天有兩方面向我報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確實，我會很快地結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活結束不是育才學校和生活教育社之結束，我提議為民主死一個就要加緊感召一萬個人來頂補，這樣死了一百個就是一百萬人，死了一千個就是一千萬人，死了一萬個就是一萬萬人。肯為民主犧牲，而中華民族才活得下去。我們現在第一要事是感召一萬位民主戰士來補償李公僕先生之不可補償之損失，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追悼。

這封信寄出八天之後，陶行知猝發腦溢血，不治身亡。

民主戰士陶行知的去世，引發了一場颶風。香港、新加坡、紐約各界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國內的悼陶活動更是雲蒸霞蔚，持續達數月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海外還是國內，所有悼陶活動實際上都是中共精密策劃、直接指揮的政治戰役，是中共「建立第二條戰線」的整體戰略的一部分。

陶行知本來是中共的親密盟友，正因為如此，陶行知的猝然辭世，令中共深感震驚。周恩來得訊捶胸頓足，立即偕鄧穎超驅車直奔陶宅。他含著淚，握著陶行知餘溫尚存的手說：「陶先生，放心去罷，你已對得起民族，對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會由朋友們，由你的後繼者們堅持下去，開展下去的，你放心去罷。我立即就要去南京了，我們必定要爭取全面的和平，實現民主來告慰你的，陶先生，你放心去罷。」按照原定計畫，周恩來當天下午飛赴南京後應與馬歇爾、司徒雷登談判，但據當日《文匯報》報導，「周氏因陶行知先生今晨在滬去世，情緒不快，彼抵京後，即以電話通知馬帥及司徒大使，因精神不佳，今晚在家休息，定明日往訪馬帥及司徒大使。」但就在推遲談判的當天下午，周恩來卻把陶行知去世的情況向中共中央做了詳盡匯報，說：「如無其它原因，陶先生確是死於勞累過度，健康過虧，刺激過深。這是中國人民又一次不可補償的損失。十年來，陶先生一直跟著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路線走，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我這次去滬，曾意識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勸他休養一個時期，話未傳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臨終能說話，我相信他必繼韜奮之後請求入黨。」

馬上從延安傳來了由毛澤東和朱德署名的唁電：「驚聞陶先生逝世，不勝哀悼！先生為人民教育家，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忽聞逝世，實為中國人民之巨大損失，特電致唁。」

同日，以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李維漢等署名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也發來唁電：「偉大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戰友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實為中國人民大眾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最大損失。相信陶先生之死，將振奮無數崇仰先生思想事業人格作風之男女，更加堅強起來，為人民大眾服務。特電致唁，並希節哀。」

新聞界對此最早作出報導的是中共南京局以民間形式所辦的《聯合晚報》。8月11日，延安舉行規模宏大的「陶行知先生追悼會」，會場四周佈滿各界人士所送花圈，毛澤東題詞：「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題詞：「學習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屈不撓為獨立、和平、民主而鬥爭。」大會宣布將延安中學改名為行知中學，並決定組織陶行知紀念委員會，由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習仲勛和陶門弟子張宗麟等10人組成。

次日的延安《解放日報》幾乎是紀念陶行知的專刊，胡喬木說：「陶行知的死是叫我們一下子損失了三個有獨創性的偉人──一個政治家、一個教育家和一個文學家。」錢俊瑞肯定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中國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是一個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詩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偉大的革命戰士。」特別強調：「他是國家之寶。我們祖國有了他，是我們極大的光榮。在世界範圍內，他為我們祖國添上萬丈光芒。」9月22日,重慶《新華日報》也推出悼陶特刊，吳玉章在特刊上撰文說：「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確的，見識是高超的，志願是宏大的，意志是堅強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對人是誠懇的。」在中共權威人士的筆下，陶行知簡直就是完人。這些蓋棺之論，對全國性的悼陶活動起著指導意義。

12月1日清晨，陶行知靈柩由上海運往南京曉莊公葬。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團到下關車站迎候，他親自寫了一首悼詩貼在棺材頭上，撫棺大哭。詩云：

敬愛陶夫子，當今一聖人。 方圓中規矩，教育愈陶鈞。 棟折吾將壓，山頹道未申。此生安仰止，無復可歸仁。

寒風中，兩面大旗獵獵飄揚，一面是「萬世師表」，一面是「民主之魂」，引導著陶行知靈柩和浩浩蕩蕩的送葬人流，緩緩向墓地湧去。沿途五步一祭桌，十步一祭臺。

魯迅殯殮時，被譽為「民族魂」，陶行知殯殮時被譽為「民主魂」。他們同為中共最推崇的文化巨星，但他們的身後遭際卻迥然相反。魯迅的思想被肢解、被閹割，但魯迅的靈位畢竟仍高高供奉著，沒有被拋到無盡的荒野。陶行知卻飽嘗世態炎涼，雖然去世時哀榮備至，僅僅過了幾年便風雲突變，從峰巔一下子跌落低谷。

二

五星紅旗剛在天安門升起，對陶行知的評價就已悄悄下降。1950年7月，《人民教育》在紀念陶行知的名目下發表專論，雖然仍肯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充滿著革命的民主精神」，但又十分突出地強調，「批判地接受陶行知的教育學說的遺產，成為全國教育界的重大工作了。」純就字面意義而言，「批判地接受」這個提法一點沒錯。但聯繫到建國前中共對陶行知的全面肯定，這種提法就不能不說是顯現了某種端倪。更何況社論還特別以陶行知逝世四年來，未能實際進行這種「批判地接受」為憾事。

根本轉折則是1951年的《武訓傳》批判。

陶行知與武訓，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武訓原本不是歷史上的顯赫人物，從二十年代起，其聲名卻如日中天，這主要是陶行知推崇的結果。陶行知推崇武訓是一貫的。1922年7月，他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屆年會社務報告中說：「我們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們眼前所挂的是武訓的遺像。……世人以為無錢可以不辦學，但武訓不這樣想，他說就是窮到討飯也辦教育，他是已經照這話實行的。武訓死了，他的辦學精神是不死的。」稍後，他又在《平民千字課》中強調：「武訓雖然死了，它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萬年的．如果我們個個都有武訓的精神，還怕國家不進步嗎？」他還在武訓九七紀念冊上題詞，說武訓是古今來最難得的「奇男子」。著名作家張默生就是根據陶行知的這一評價，撰寫了《義丐武訓傳》，收入其代表作《義行傳》，暢銷全國。

陶行知何以推崇武訓？這只能從他的個人歷史中去尋找答案．陶行知出身寒門而能免受失學之苦，得自有識之士的熱心資助。所以，陶深知苦孩子求學之艱難，對資助苦孩子向學的有識之士，有著強烈的感激和欽佩之情．武訓恰恰是「為興學而生，為興學而死。一切為興學，興學為苦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典範。另一方面，正是親身經歷，促使陶行知選擇了普及教育、平民教育、鄉村教育的人生道路，終生為苦孩子興學。在貧窮落後的中國從事教育，本來就無可迴避地要承受荊風棘雨；陶行知又是著名的異見人士，他的教育理論和實踐都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公開反叛，更為當局所不容，也就不存在政府支持的可能，只能依靠社會力量，依靠民間贊助。陶行知之興學與武訓之興學，在形式上也就非常相似──都是行乞興學。陶行知因此需要以武訓自勉，並以武訓為動員社會的旗幟。

不僅以武訓自勉，以武訓為全民楷模，陶行知還把武訓當作中華民族的驕傲，介紹給全世界。《武訓先生畫傳》再版，他為之寫序的同時，還將畫傳的文字部分譯成英文出版，讓武訓「出國到印度去、到美國去！」電影《武訓傳》則直接淵源於陶行知：1944年夏天，陶行知將《武訓先生畫傳》送給電影導演孫瑜，請他寫歌頌武訓的電影劇本，孫瑜一口應承下來，僅用兩個來月的時間就寫出了電影《武訓傳》的改編大綱和分場簡本。1950年電影《武訓傳》攝製完畢並公映，陶門弟子莫不加額稱慶，以為完成了老師的一樁未了心願，卻不料由此引出開國第一文化罪案──《武訓傳批判》，陶行知的身後遭際急轉直下。

第一篇公開聲討電影《武訓傳》的檄文──《不足為訓的武訓》，已經提到陶行知對武訓的「表揚」。但作者賈霽很佩服陶行知，故而設法為陶行知開脫：

那時候，國民黨萬惡統治下的白色恐怖環境與條件，對於人民教育家的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壞阻撓；這樣，提出武訓精神來，有著積極的作用。陶行知先生當時是對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這種脈脈溫情不合時宜，不能令有關人士滿意，《文藝報》隨即發表署名「楊耳」的反擊文章，開篇就一針見血地說：《不足為訓的武訓》「對武訓的錯誤分析還不夠確切，對於武訓的歌頌者的批評也不夠徹底。」這就意味著，當前迫切需要重新分析武訓的錯誤，迫切需要「徹底」批評武訓歌頌者。所以這篇檄文的標題便不客氣地直指陶行知──《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麼？》。儘管「楊耳」承認，「陶先生為什麼表揚『武訓精神』，筆者沒有做過研究。」但這絲毫也不妨礙他那歷史審判者特有的自信。他斬釘截鐵地宣稱：「認為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是不對的，至少是完全可懷疑的。不管今天或是昨天，『武訓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揚的，也不應當表揚的。」

需要指出的是，楊耳的檄文並非個人的即興之作，而是通了天的。檄文在《文藝報》刊出僅僅六天，《人民日報》即予轉載。這是少有的高速度，不難看出對楊文及陶行知批判的重視。《人民日報》並在轉載時特加編者按，肯定楊文「雖然只接觸了這個問題的一個側面，見解卻比較深刻。」經過一番揄揚，楊文為全國矚目。四天之後，即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刊出最高決策者撰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更把楊耳的檄文當做範文向全國人民鄭重推薦，顯見陶行知批判完全出自最高決策者的部署。

正是由於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陶行知批判和《武訓傳》批判一樣來勢洶洶，銳不可擋。

新中國意識形態主管周揚說：「陶行知晚年成了一個革命的民主派，但在提倡武訓這件事情上面卻表現了他早年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表明瞭他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的脆弱的一面。」

革命文豪郭沫若說：「陶行知先生生前，我認為也是犯了很大的錯誤。有好些武訓的歌頌者和崇拜者，事實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揚武訓的影響而盲目附和的。這一盲目附和的絕大部分，最具體、最集中、最誇大地表現在孫瑜的電影《武訓傳》裡。……不僅武訓不足為訓，就是陶行知的表揚武訓也同樣不足為訓，我們今天是決不能『為尊者諱』了。」

《人民日報》一篇文章稱：陶行知「看不清武訓這個封建主義的奴才面目，這是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政治資本貧乏的狀況。」

《光明日報》一篇文章更是圖窮匕首見，說：陶行知也是武訓那樣的反動派，或是「反動統治者的『幫閑』甚至『幫凶』。」

還有不少知名人士站出來，回憶自己當年在陶行知的武訓頌歌中如何走入歧途，以現身說法揭示陶行知的武訓頌歌在文化界產生了怎樣惡劣的後果。

《武訓畫傳》作者李士釗在自我檢討中承認，他編寫《武訓畫傳》系陶行知誤導所致。

安娥在自我檢討中承認，她當年受陶行知影響，而為武訓「奇蹟」所醉所迷，創作了武訓的歌劇。

安娥的自我檢討發表僅過數日，剛從朝鮮慰問志願軍歸來的田漢馬上婦唱夫隨，在自我檢討中坦白：「因我跟陶行知先生是知友，對於他所支持的教育事業我從來一樣支持。他曾經讚揚過武訓，我也盲目地跟著讚揚一番而不甚深考。」

總而言之，他們都是陶行知拉下水的。陶行知之為開國第一文化罪案魁首，也就是鐵板定釘。陶行知批判因此具有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1951年7月，《武訓傳》批判落幕。但與《武訓傳》批判並行的陶行知批判沒有就此剎車，而是在凱歌聲中繼續前進。鋒芒不再主要指向武訓問題，而轉向陶行知教育思想，主戰場則相應由文藝界擴展到了教育界。

早在《武訓傳》批判時，陶行知教育思想已受波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幾篇對《武訓傳》批判持不同看法的讀者來稿，其中一篇來稿反對把在舊社會從事普及教育的陶行知和張伯苓一概否定。6月2日《人民日報》即推出針對來稿的答辯文章──《清除武訓一類的錯誤思想》。反應何其神速，顯見無論所謂「讀者來稿」還是答辯文章，均系精心組織，不過是有關方面的自問自答。《武訓傳》批判是借題發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此層深意，在答辯文章的標題中即已體現──所謂「沛公」，「武訓一類」是也；而在所謂「武訓一類」即作者所稱「改良主義教育」的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中，陶行知首當其衝。文章對此毫不諱言，說：清除陶行知等的錯誤教育思想是這次思想鬥爭的「基本內容和重要內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應該受到檢查的若干種舊教育思想之一，不應該因為他本人盡力於反國民黨的革命鬥爭而遷就他的教育思想。」換句話說，不是武訓牽連陶行知，恰恰相反，批陶行知必須先批武訓－－一開始就把鬥爭矛頭直指中共全面肯定的陶行知，未免太過突兀，無法說服公眾。因而需要用《武訓傳》批判來為陶行知批判鋪路，用武訓引出陶行知；也就是說，《武訓傳》批判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破解從前樹立的陶行知十全十美的「聖人」形象，把陶行知的所謂錯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武訓傳》批判因此不過是陶行知批判的序曲。

為了迎接陶行知批判，教育部未雨綢繆，作了充分準備。教育部喉舌《人民教育》於「鬥爭」前夜大改組，實行總編輯制，以教育部副部長柳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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