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透視中國，中國人透視的視角和"老外"透視的視角就是不一樣。
這不，英國第四電視頻道（Channel Four)新年伊始隆重推出了介紹中國的"中國季節"系列節目，節目持續了近一個星期。節目的觀眾嘛，不用說你也知道，自然是英國的老百姓了。這倒給了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看一看中國人所說的"老外"究竟從哪個視角看中國。
不同的驚訝
例如，英國著名的喜劇節目主持人諾頓去了趟上海，拍了部關於中國這個最大都市的記錄片，影片一開頭，諾頓帶著英國的觀眾，首先"透視"的，就是中國人並不感到稀奇、但"老外"卻感到新鮮、迷惑的中藥"鹿鞭"；而另外一部記錄片《北京前衛藝術》中幾個主要以西方人為看客的中國"反叛藝術家"，其"驚世駭俗"的行為藝術，也不過是喝"人鞭酒"、吃死胎兒。
當然，"中國季節"系列節目並不限於這類的獵奇。
這套系列節目包括英國人攝製的記錄片、大陸和香港的中國人拍攝的地下電影和公演電影。我這裡只談英國人前往中國拍攝的記錄片。這些記錄片包括泰魯反映中國新一代生活的《毛的後代》、諾頓描述上海遊歷的《毛與諾頓》、傑諾茲亞克描寫中國"先鋒派藝術家"的《北京前衛藝術》和麥奎因採訪三名中國婦女的《她想要什麼》。
總的來說，這四部片子雖有獵奇的成分，但主要內容並不是獵奇，而是想反映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對年輕一代、普通市民、藝術家和婦女的影響。
但是，即使是反映生活、描述變化，"老外"的視角也和中國人不一樣。
比如說，作為中國人，或者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的海外華人，只要不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出來的人，觀察中國的變化，很少再驚訝北京、上海的酒吧、夜總會和搖滾歌手。但是，在許多西方人眼中，中國仍然是罩在毛澤東陰影下的一個遙遠、封閉、傳統的國家，所以，當他們隨著《毛的後代》攝製組的鏡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中國城市的街頭看到摩天大樓、"朋克"青年、性工作者時，自然感到十分驚訝；而當他們通過《她想要什麼》片子下部的英文字幕，得知一位重慶婦女正在抱怨中國男人過於"看女人的臉色行事"，就更震驚得找不到感覺了。
難怪英國第四電視頻道以為發現了一個"新大陸"。該臺負責策劃這套節目的部門編輯瑟奇就得意洋洋地說："你可能以為你瞭解中國。它一直與世隔離，所以你可能很容易地想像著，在中國，人們仍然穿著毛式服裝在街上行走。"
他所說的"你"，自然指的是那些不太瞭解中國變化的英國普通觀眾。如今，他為這些英國人展現了一個被他派出去的電視記者所發現的"新大陸"。
但是，這些電視記者們似乎也比國內的觀眾強不了多少。主持《毛的後代》的年輕記者泰魯在影片開頭就坦率地說："我這是第一次來中國。"正因為是初次，所以片中反映出來的，更多的是新鮮、好奇、驚訝、惶惑。
也許，這也是為什麼這幾部記錄片都在某種程度上把中國和毛澤東聯繫起來的原因。這些片子不是以"毛"作片名、就是片中含有毛澤東的形象或鏡頭。
其實，毛澤東已經死了26年，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用他們自己的話講，早已經進入了"重孫子時代"（第四代）；摩天大樓、"朋克"青年、性工作者，對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海外華人來說，也不再是能夠引起談興的話題了；而"妻管嚴"式的中國男人，則可以追溯到毛澤東提倡"婦女要頂半邊天"的文革年代，而非改革開放時代的新的"中國製造"產品。
相同的困惑
不過，瑟奇對中國這種急劇變化但又新舊雜陳的現象有一段頗感困惑的話，卻引起了許多中國大陸背景的華人的共鳴："現在的中國就像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那是人們的生活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發生徹底變化的時代。問題在於，中國要向何處去？每個人都說，政治自由化總是跟隨著經濟自由化而來臨，但是，如果你有了你想要的所有東西，為什麼還要抱怨呢？"
政治專制和經濟自由還能並存多久？
的確，這是一個讓許多中外專家、記者、政客費力破解、但又都猜不出的謎：為什麼政治專制和經濟自由能夠在中國並存？為什麼政治上的滿足現狀和生活上、藝術上的標新立異能夠在中國青年人、藝術家們的心中並存？這種並存現象還能持續多久？
在《毛的後代》中，一方面是北京、深圳的高樓大廈、經濟繁榮，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新聞控制，控制到連外國記者的採訪日程、採訪對象都要提前申報，但政府仍不放心，再派工作人員全程陪同"外記"採訪；一方面是青年人生活、消費、享受"全盤西化"，另一方面是青年人的政治冷感，不管是街頭上的"朋克"青年，還是北大校園中的莘莘學子，都對談論"六四"和政治不感興趣。
就連《北京前衛藝術》中的那些自稱反叛的中國藝術家們，反叛的似乎也僅僅是學院派的藝術傳統。例如，一位赤裸全身、勇敢地承受燃燭滴下的熱蠟的行為藝術家，就對採訪他的傑諾茲亞克聲明說，他們的反叛"與政治無關"。
是啊，瑟奇問得很好："如果你有了你想要的所有東西，為什麼還要抱怨呢？"如果你有了金錢美女、豪宅靚車、奇裝異服、淫歌蕩舞以及"驚世駭俗"的藝術表現自由，那麼，為什麼還要挑戰樣樣都"寬容"、僅僅不寬容政治自由的政府呢？
荒誕之中藏玄機？
如果《毛的後代》主持人泰魯完全遵守中國政府對他採訪規定的禁令，如果中國政府派出的"陪同人員"能夠如影隨形、亦步亦趨、不讓泰魯有偷跑的可乘之機，那麼，瑟奇的這段話就不是一個困惑的疑問句，而是一個符合邏輯的陳述句。
但泰魯還是想方設法甩開了那些"陪同人員"，於是，我們還是聽到了抱怨之聲，看到了憤懣之色：青年學者余傑的憤世之言、被捕異議人士之妻的無奈眼淚、為民工鳴不平的律師的沈重感嘆、工傷斷肢者眼中的絕望之情......
我們這才知道，之所以有這些痛苦、不滿，正是因為中國人並非擁有了他們"想要的所有東西"。
就連《北京前衛藝術》中的藝術家，也不都是從事與政治毫無關係的"超現代試驗"的"藝術自閉症患者"。
例如，一位畫家畫了幾幅荒誕的"兒童畫"，作品中的所有主人翁都是模樣或天真或憨傻的兒童，但他們幹的事卻讓人們聯想起了中國的政治生活。其中一幅畫的畫面是：幾個"兒童"在開會，會場上方懸掛著另外幾個"兒童"的大幅畫像，開會的"兒童"儘管長相各異，但都同樣嚴肅、莊重地高高舉起了手，像是在表決什麼會議議程......
又如，那位在北京的斷牆殘壁上"塗鴉"的藝術家，隨意塗抹的"自畫像"以及旁邊的"AK-47"（一種衝鋒槍的型號）的字樣，挑戰的似乎也是學院派藝術傳統之外的什麼東西......
而在《北京前衛藝術》主持人傑諾茲亞克看來，甚至吃死嬰、喝"人鞭酒"都隱藏著政治含義。
傑諾茲亞克認為，藝術家是時代變化的晴雨表。他在這部記錄片中這樣解釋說："如果藝術家們開始干讓人們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如脫衣裸奔，自我傷殘，披頭散髮，那麼，就說明一場重大的社會變化正在醞釀。如果這個理論是正確的話，那麼，現代中國即將有大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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