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反革命」

我是1972年出生的人，小時候在一個貧窮的山區小學上學。從我坐在教室的泥墩上開始，那些衣衫襤褸的老師們就教導我們這些衣衫襤褸的孩子們說：「我們要做共產主義革命的接班人。」革命的教育一直延續到到我的初中、高中、大學、研究生。二十多年的中共教育結果卻是讓我徹底醒悟，我不是革命的接班人，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革命，英文詞彙是「revolution」，本意是「政變」，後來引申為實質性變革的意思。對於「革命」的引申義我無可厚非，但是革命的本意充滿了暴力和血腥。古今中外，很多暴戾之徒假借「革命」的名義，燒殺搶掠、奪財竊國。對於中共而言，革命更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暴力運動。中共以革命的名義奪取並建立了一個紅色的江山。其間，數千萬人頭落地、數千萬餓殍遍野、數百萬人被逼自殺。這就是真正的革命果實。

小時候，我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我絲毫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對勁。在封閉的資訊環境裡，我無法和外界對比，我還以為自己生活在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我們有代表工人農民階級利益的革命政黨領導著，我們沐浴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陽光。

小時候，革命是一個美好、高尚的詞語。我記得，學校辦公室裡懸掛著馬恩列斯毛等革命家的畫像。課本也充滿著革命的氣息，掀開第一課就是毛澤東對革命接班人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的聖諭。老師教導我們說，我們的國徽、國旗都是革命的象徵，學習是革命任務，連為冬天取暖上山撿柴都是革命任務。

我第一次對「革命」一詞有著深刻的體悟是在上小學時，那時計畫生育開始實行，到處風聲鶴唳。鄉村兩級幹部和超生游擊隊之間進行拉鋸似的鬥爭。小時候，我偶爾會被狗叫和啼哭吵醒，久而久之，我才知道是「有吏夜捉人」，抓捕那些超生回鄉的婦女。我的一個同村的婦女因為躲到外地去超生了，幹部們始終抓不到，就把她年邁的公婆抓到村支部關了起來。宣布抓捕的時候，村支部書記還發表簡單的抓捕宣言：「計畫生育」是一項革命任務，凡是違背這項革命任務的必將受到嚴懲。年邁的公婆被關在村支部的一間房子裡，他們被嚴刑拷打，被逼著說出兒媳婦藏身的地方。當我看到兩位老人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時候，我突然悟出了革命的真意：革命就是暴力。

當我上大學之後，接觸到更多的歷史資料時，我才發現，革命不僅僅是暴力，更是對生命的剝奪、對人性的摧殘、對真理的踐踏。

在延安整風時期，在中共黨內掀起了「救人運動」。在這個美妙字眼的背後，不是有人被拯救，而是很多人下了地獄。我看到很多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被凌辱、殺戮。王實味，這位富有人道情懷的作家，就被中共的劊子手砍下了頭顱。

鎮反、反右期間，我看到很多人完全是為了實現上級下達的鎮壓指標，很多口碑很好的鄉紳、知識份子被槍殺。記得老人講，那時鎮壓反革命時，把一批批「反革命份子」用鐵絲串起來，拉出去用機槍掃射。

在三年飢荒時期，同樣是為了宏大的革命事業，大多數農民被剝奪了口糧，三千萬的餓殍鋪滿了紅色江山。

在文革期間，我看到更多的知識份子被逼著鑽桌子、學狗叫，剔著陰陽頭。我看到，很多大學的主樓上和校園的池塘內成了自殺的首選之地。時不時，樓下就橫陳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或者池塘內浮起一具臃腫的屍體。

在1989年的6月4日凌晨，坦克和衝鋒槍下，無辜學生和市民的鮮血染紅了北京的街頭，同樣是以革命的名義。

我看到革命的結果就是屍橫遍野、民不聊生，我看到革命的成就是毛澤東這個鄉下土秀才「偉」起來了，那些學貫中西的學者們和億萬民眾一樣「萎」下去了。「革命」在我的眼裡不再是可愛的詞彙，而是血腥和暴力。對於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公民而言，「反革命」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政治常識。什麼時候我們不再革命了，不再迷信暴力和鐵拳了，我們就能走出黃宗羲講的歷史怪圈：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再暴力革命。

當我看清「革命」的本質時，我開始討厭一切具有暴力色彩的符號。我不喜歡現代電影裡赤裸裸的暴力，更討厭某些革命題材的影片中表達出的革命殺人的快感。中共的黨旗是鐮刀和斧頭，正如法西斯的符號是一種西方的古代刑具一樣，我看到之後就頭皮發麻；中共的黨旗是紅色的，我看到它時就彷彿看到流溢成河的鮮血在我面前飄蕩，我就會一陣頭暈目眩。

如果有生之年我能看到中國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憲政，我希望那時新中國的國旗充滿著綠意、蕩漾著和平和博愛，這樣的政權才是捍衛生命和尊嚴的政權。

讓革命的血腥永遠離我們遠去！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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