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金庸錯位，還是中國學術界的錯位？

1994年的10月，金庸接收了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的聘書，這件事是否曾引起衛道士的攻訐我不得而知，但1999年3月，浙江大學聘任他為浙江大學教授暨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卻一直引發爭議。在很多學術工作者看來，這是一次荒誕的錯位。據說當年在浙大內部就存在不同意見，有一部分文科教師就認為，以金庸的學識，擔任人文學院院長難以服眾。而最近，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董健更爆出猛料：金庸在為南大學生做題為《南京的歷史政治》的講演時，百出的歷史政治方面的錯誤引起了學生們不停哄笑，場面很是尷尬。當時，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對董健講，以「歷史學家」金庸先生的水平，別說是院長了，在南大歷史系當個副教授都不夠！

以董健先生為代表的對金庸的發難，其實由來以久。不過，也許董先生並沒有意識到，他或他們對金庸的質疑所針對的並非一個對象而是兩個對象。即金庸是否該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乃一是非，而金庸作為歷史學家是否夠格又是一是非。我以為，由這兩個是非出發，實可窺見今天中國學術界的錯位，而非金庸本人的錯位。

先說金庸是否該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的問題。很多反對的人士認為，金庸的學識難以服眾，因此不能勝任。金庸學識程度是別一是非，姑且不論，但認為院長必定要是最出類拔萃的學者方可勝任，這種觀點衡諸中國國情，實在是太幼稚不過的想法。在中國，外行領導內行，從來就具有合法性。這是第一層。國內某比浙大有名得多的大學，人文學院的院長一直是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擔任的，最早的是一個學物理的，現在的則是學精密儀器製造工程的。不知他們何以從來沒有受到來自公眾的質難？又一名學者若要出類拔萃，必先與世務保持距離。世事通明、人情練達的人士能做學問，但決做不出第一流的學問，在金庸小說中，少林寺方丈的武功不會是寺中第一高手，就是這個道理。因此，由一位世事通明的學者任院長，比選一位離群索居的出類拔萃的學者更能促進一所學院的發展。這是第二層。

只是，中國的現實從來都比一切文學作品都具有戲劇性。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第一層的情形比第二層的情形要普遍得多。如某詩詞學會會長，連一首絕句都寫不通，不知小康之上為大同，寫出「小康奔向大康門」這樣令人笑脫大牙的句子，竟還不是一直凌駕於學會所有學者詩家之上麼？如果向金庸發難的袞袞諸公能見及此，由此出發對外行領導內行的荒謬的學術體制發起攻擊，倒也的確能促進中國學術的發展，可惜他們太糾纏於金庸本人，知見生障，最後除了給媒體增加了談資，並不能真正促進學術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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