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山】垂範後世：康熙大帝欽定日講解義(圖)

「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盛。」──康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經筵日講是漢唐以來帝王為講論經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宋代始稱經筵，置講官以翰林學士或其他官員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節、八月至冬至節為講期，逢單日入侍，輪流講讀。元、明、清三代沿襲此制，而明代尤為重視。除皇帝外，太子出閣後，亦有講筵之設。清制，經筵講官，為大臣兼銜，於仲秋仲春之日進講。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經筵日講是康熙親政主事後力推的一項重大決策。經筵，原是順治朝所定的年例，即是講讀清朝列位先帝「祖訓」的盛會。康熙將「經筵大典」改為「經筵日講」，選內臣御前每日進講漢儒經學典籍，隔數月，舉行大典交流進講，令滿朝文武拱立竦聽。

經筵日講須取《四書》《五經》及《通鑒》等典籍而「講貫紬繹」。康熙是憑藉經筵日講讓內閣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學習漢儒經學，甄別治國方略，撥亂反正。如康熙所言：「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盛。」

根據後世專家的解析：從康熙十年四月開始，到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止，通過長達十五年的日講學習，康熙帝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學的思想體系和精神實質有了全面透徹的理解，並吸收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的精髓和儒家學說的主要思想作為自己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據，結合當時的國情，施仁政於天下。

由康熙帝主持的這次中國歷史上最長的帝王讀經，留下了數百萬字的講義資料，是十五年日講的思想精華，康熙帝甚為重視，命進講大臣等將之整理成書，刊印成冊，以此作為未來的皇帝、皇族、大臣們學習儒家典籍的教科書。這一系列日講講義在清朝皇室和重臣之間廣泛傳播，曾多次刊行，影響深遠，並收入四庫全書。

《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易經解義》、《日講書經解義》、《日講詩經解義》等刻於康熙帝在位時，《日講春秋解義》刻於雍正帝在位時，唯《日講禮記解義》原稿存放於翻書房，因卷帙繁多而沒有刻印，直至乾隆十二年才刻印成書。

後世的學者這樣評價：這一系列日講講義，將四書五經的全文逐字逐句地解讀闡發，是從實用角度對四書五經等的全面講解，將四書五經經世致用的一面進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闡發，不僅可以幫助入門者較快地理解經典，同時能讓讀者明白，學習四書五經不只是尋章摘句，不只是為了八股作文，它是對治國安邦有著極高價值的實用道理。

這是中國歷史上為時最長的日講，歷經十五年時間，集舉國之力完成，堪稱是史無前例的盛事。康熙大帝欽定的這一系列日講講義，編纂人員重臣、名臣、儒臣雲集，後世有人統計總共有上百位名臣參與其中。《日講》原書的編撰人員包括:陳廷敬、葉方藹、李光地、牛鈕、方苞、朱軾、庫勒納、鄂爾泰、張英、張廷玉、甘汝來、陳大受、尹繼善、董訥、徐干學、高士奇、常書、嚴我斯、崔蔚林、朱馬泰、蔣弘道、張玉書、阿哈達、王鴻緒、格爾古德、瀋荃、孫在豐，等等。

後世的專家這樣解析：康熙帝重視經筵日講，目的在於從經史中吸收治國方略和治國經驗教訓。他反對尋章摘句、繁瑣的訓詁考證，主張讀書的目的在於體會書中義理，領會其精神實質。他主張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他說：「學問無窮，不在徒言，要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於所學。」他對四書五經等聖賢典籍有自己的看法：「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天人之蘊奧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節文之詳在《禮》，聖人之褒貶在《春秋》，至於傳記子史，皆所以羽翼聖經，記載往跡。展卷誦讀，則日聞所未聞，智識精明，涵養深厚，故謂之‘畜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斗靡已也。」康熙帝曾懇請日講官：「卿等每日起早進講，皆天德、王道，修、齊、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學，無非欲講明義理，以資治道。朕雖不明，虛心傾聽，尋繹玩味，甚有啟沃之益。雖為學不在多言，務期躬行實踐，非徒為口耳之資。然學問無窮，義理必須闡發。卿等以後進講，凡有所見，直陳勿隱，以副朕孜孜向學之意。」

後世學者對於康熙大帝的日講給予了高度評價：在曠日持久的日講活動中，康熙帝不僅從不心生倦意，而且越學越有興趣，從開始聽日講官講解，發展到日講官講完自己和日講官討論，到最後甚至自己先講，然後日講官再講，最後一起討論。即便在平定三藩、收復臺灣等緊要關頭，日講也從未間斷，依然堅持一日一講。通過十五年的日講學習，康熙逐漸形成了系統的治國理政思想，更奠定了上百年康乾盛世的理論基石。

非常幸運的是，康熙大帝欽定的這一系列日講講義，已經在當代重新刊印發行，並配有一定的現代白話文註解，有助於現代人更好的理解這套珍貴的日講講義。發行以來，在民間掀起了學習熱潮，許多人將此系列珍藏。「皇家讀本走入尋常百姓家」！

許多網友給予了熱情的評價：

「講義觸類旁通，見解獨特，對歷朝歷代的觀點也有辨析，體系完善，不愧是講了十五年，編了幾十年的精品。」

「水平卻不同凡響，帝王家學，氣象很大。不求尋章摘句，但為探明義理。學習傳統文化，這才是王道。先賢智慧，讀書明理，只求能作用於身心日用之間。學習康熙的大智慧，這樣的求學精神，即便放到今日之大環境，也是極具現實意義的。」

「今日開始讀《日講》《大學》篇，私以為，解讀之於文章本身，毫不遜色，文筆之精煉，見解之獨到，立意之高遠，心生佩服！相見恨晚，讀此書，少走很多彎路！！！拜讀，拜讀，拜讀！！！」

「以前看不懂《大學》，只能死記硬背，不能領略。但日講的解釋大氣恢弘，並不是像現在大多數書一樣根據古漢語詞典簡單翻譯，而是結合當時為政治民的要義，引古論今，讓人細細讀來慢慢品出自己的感悟，真正把書裡的理念化為自己的內涵。好書，希望更多人能放下手機，靜下心來，品味老祖宗留下來的財富。」

「日講，介紹康熙皇帝研讀的四書五經講義，……內容豐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日講》的確是非常值得珍藏的一套書，既有四書五經的全文，還有細緻的講解，並且是康熙研讀的，是上百位儒臣講解、編纂而成，……窮一生之力，爭取有所得！」

筆者根據書目和相關介紹，對日講講義作如下簡單介紹，以饗讀者。若想真正受益，有興趣的讀者可直接閱讀原文，洋洋灑灑，蔚為大觀，令人驚嘆！真如網友評論所寫，「相見恨晚」！

（一）欽定日講四書解義

欽定《日講四書解義》，共二十六卷，清喇沙裡、陳廷敬等撰，原本為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武英殿刻本。卷前有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御製序、同月喇沙裡等人刊畢進呈疏及喇沙裡、陳廷敬等57位編撰官職名。

欽定《日講四書解義》，康熙十六年三月，清聖祖玄燁命儒臣喇沙裡、陳廷敬等編撰刊刻《日講四書解義》，並親自寫序。十二月書成。康熙帝認為《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體現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所以尤為推崇，在日講諸書中首先刊刻《四書》。康熙在序言裡盛讚四書五經，「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留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中點明，「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統治之所系也」，「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道統在是，統治亦在是矣」，即明確了傳統文化、四書五經及儒學對於國家統治的主導地位。當代學者評價道:康熙帝的這一態度為清朝內部持續了數十年的文化紛爭，也是治國方略的紛爭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這一重大的歷史轉折意味著清朝政權在保持自己獨有的民族特色的同時，又因吸收了博大精深的中原傳統文化，從而具有了更加豐厚的文化底蘊。這為清朝社會進入協調、穩定的發展階段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制度基礎。

欽定《日講四書解義》是根據日講精解和經筵講義整理而成。卷一為《大學》，卷二、卷三為《中庸》，卷四至卷十二為《論語》，卷十三至卷二十六為《孟子》。逐段訓講，不分大小字，經文頂格，訓解文字另起行低一字。《四庫全書總目》對此書評價甚高，云：「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為制之本，詞近而旨遠，語約而道宏，聖德神功所為契洙泗之傅，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此矣。」

康熙帝在序言中表示，「朕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制序言，牟之簡首。」

大意是，我繼承祖宗基業，孜孜求治，留心學問，命令儒臣撰寫四書講義，務必要闡發義理，有益於政治。四書與其他經史一併進講，歷經寒暑，不敢停頓，現在終於告竣，希望與海內臣民共同努力，達到至治之世，特地命令校勘刊刻，以垂永久，並親自撰寫序言，置於書前。

康熙帝表示，「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庻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大意是，每每感念淳厚風俗，一定要首先端正人心；而端正人心，一定要首先昌明學術。真誠地希望根據四書的大義，探究古聖先賢的微言，並以此作為教化人民、移風易俗的方法，以期達到一道同風的治世，差不多進入唐堯、虞舜時代的文明盛世！

（二）欽定日講書經解義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清庫勒納等撰，原本為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內府刻本。卷前有康熙十九年《御製序》，庫勒納等《進呈疏》及庫勒納、葉方藹等58位編撰者官銜名。

康熙十七年（1678年）玄燁命庫勒納、葉方藹等儒臣編撰此書作為日講的教材並頒布天下。《日講書經解義》，卷一、卷二為《虞書》，卷三為《夏書》，卷四、卷五為《商書》，卷六至卷十三為《周書》。

《日講書經解義》對《尚書》逐篇逐節地訓講，其體例是：頂格列出經文，釋文則低一格，儒臣取自漢宋以來諸家學說薈萃折衷，進行逐節訓講。《日講書經解義》與一般的儒生注重訓詁、音義的註釋方法迥別，側重於引申治國安邦、馭服人心的道理，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論：「大旨在敷陳政典，以昭宰馭之綱；開發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訓詁，不復瑣瑣求詳。蓋聖人御宇，將上規堯舜，下挹成康，所學本與儒生異。」

《日講書經解義》反映了當時對儒家典籍及儒家思想的權威水平和官方解讀，條理清晰，引證充實，可稱歷代《書經》研究的集大成者，對後代研究儒學及相關領域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義。

康熙十九年（1680），聖祖皇帝吩咐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說:「《尚書》記載上古帝王的道理法度，對於治理國家關係密切，我留心研究，以期貫通其中的大義。經筵的諸位講官，講解條理明晰，非常有益於學問。詔令將《尚書講義》刊刻，頒行天下。」

刊刻完成之後，康熙帝在御撰序言寫道，「概治天下之法，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蓋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慾不能搖；誠則孚信在中，而偽巧不能間；中則公正無偏，而邪說不能移。」

大意是，治理天下的方法，都見於《尚書》中的《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各篇之中，記載得如此詳密，應當符合上天的意志從而達到天地沖和、四海和熙的效果。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有其心法作為治國之道的根本，也就是所謂的恭敬、誠信、中和。恭敬就會使得神明有所主見，物慾私情不能動搖；誠信就會使得心中充滿信義，虛偽姦巧不能侵入；中和就會使得公正無偏，歪理邪說不能撼動。

康熙帝表示，「朕萬幾餘暇，讀四代之書，惕若恐懼。爰命儒臣，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說，薈萃折衷，著為《講義》一十三卷，逐日進講。茲特加鋟梓，頒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聖王，志勤道遠。然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是為序。」

大意是，我在日理萬機之餘暇，閱讀《尚書》中的虞、夏、商、週四代的文獻，感到警戒而恐懼。於是命令儒臣採集漢代、宋代以來諸家的解說，加以薈萃，折中其義，編著為《講義》一十三卷，每日進講。現在特以加以刊刻，頒示給天下臣民，使他們知道我崇敬效法前代聖王，立志勤勉，任重道遠。但我日夜儆懼，希望以此體驗於身心，落實於政事，以期不辜負上天設立君主的本意，難道敢於一日忘卻嗎！以此作為序言。

（三）欽定日講易經解義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筮儀》一卷，《朱子圖說》一卷，清牛鈕等撰，原本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內府刻本。卷前有康熙二十二年《御製序》、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牛鈕等刊竣進表及諸臣銜名包括牛鈕、孫在豐等78人。

康熙六年（1667年），聖祖玄燁親政後繼續遵循「崇儒重道」的政策。他十分重視經筵，認為設立經筵表明帝王留心學問，勤求治理。十年（1671年）二月，經筵正式舉行，後又開始日講，令儒臣日日為其進講經史文學，從未間斷。經筵、日講促使康熙帝系統地學習儒學，而且他還把所學用於經世，後世有學者認為清廷平定三藩之亂、統一臺灣等舉措可以說就是康熙帝通經致用的表現。康熙帝不僅自己潛心學習，並令儒臣將講官進講《四書五經》的釋文纂輯刊刻成書，供全國生員學習，《日講易經解義》便是其中之一。

《日講易經解義》卷一至卷十四為上下經，卷十五至卷十七為《系辭》，卷十八為《說卦傳》、《序卦傳》、《爻卦傳》。是書概括了歷史上諸儒對《周易》的解釋，綜合了卦、爻的變化理論，探討了易理宗旨及其與社會現象的聯繫。該書是日常講課的材料，語言比較淺近。《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薈要目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均有著錄。除此之外，另有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內府刻滿文本。

《四庫全書總目》書評如此寫道：「是編為講幄敷陳，睿裁鑑定。其體例與宋以來奏進講義大致略同，而於觀象之中，深明經世之道。御製《序》文所謂「以經學為治法」者，實括是書之樞要，亦即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要。信乎帝王之學，能見其大，非鯫生一知半解所能窺測高深也。」

康熙帝在御撰序言寫道，「漢班固有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為之原。’詎不信歟？朕夙興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嘗博綜簡編，玩索精蘊，至於大《易》，尤極研求。特命儒臣，參考諸儒註疏傳義，撰為《解義》一十八卷，日以進講，反覆卦爻之辭，深探作《易》之旨」。

康熙帝表示，「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預防以維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治理備矣。於是刊刻成書，頒示天下。」

（四）欽定日講詩經解義

非常遺憾的是，《日講詩經解義》到民國時已散失。後世學者在主持整理文津閣《四庫全書》時，也發現《日講詩經解義》有目無書，只存空函，後在其他閣本整理時均未發現此書，因此我們無緣目睹這部珍貴的典籍教材。期待《日講詩經解義》有朝一日能被重新發現，再現人間。

（五）欽定日講春秋解義

《日講春秋解義》系《欽定四庫全書薈要》中之一種，由清康熙皇帝御定，雍正皇帝重修，為當時的滿漢學士給皇帝講解儒家經典《春秋》時的講義，即講課記錄，故稱《日講春秋解義》。清庫勒納、李光地等人編纂，共有52位編撰者官銜名。共六十四卷。

後世專家分析，比之一般的《春秋》古籍，《日講春秋解義》有以下幾個特點:

《日講春秋解義》是《春秋》經文及其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的合編，這種合輯形式可對《春秋》經、傳一覽無遺。編纂方式，是每一段《春秋》經文後分別編列相應的三傳文字，不但保持了傳文與經文的對應形式，更方便了三傳之間的互相比對參照。

經傳文字當中夾有豐富註釋，對於內容涉及的人物、地理、文辭、典制等均加以解釋、考證，這些夾注集合了歷代《春秋》及三傳註疏的精華，對於正文內容的理解非常必要。每段經傳原文後均有解義文字，這些解義反映了當時《春秋》及三傳研究的權威水平和官方解讀，條理清晰，分析透徹，引證充實，簡明扼要，可稱歷代《春秋》研究的集大成者。

乾隆帝在序言中表明，「皇考大孝尊親，凡皇祖一言一動，莫不敬述，以昭示來茲」，……「必將俟諸經備成，而後重加討論也。故再降諭旨，命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內閣學士方苞詳細校訂，始事於雍正七年。恭呈御覽者再而後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鋟版既訖，諸臣請制序文，頒示海內。」

（六）欽定日講禮記解義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清鄂爾泰等撰，張廷玉等整理，原本為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武英殿刻本。卷前有《聖祖仁皇帝御製日講禮記解義序》和乾隆十二年(1747年)書高宗御製序，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奉旨開列的纂修諸臣職名，其中原任鄂爾泰等19人，現任弘晝、張廷玉等16人。

清聖祖玄燁命儒臣將《五經》、《通鑒》等傳統典籍作為進講教材，並將日講教材先後刻印成書。《易》、《書》、《詩》、《四書》等刻於康熙朝，《春秋》刻於雍正朝，唯《禮記》原稿存放於翻書房，因卷帙繁多而沒有刻印。乾隆十二年（1747年），高宗弘歷命張廷玉、汪由敦等儒臣重新整理《禮記》並刻印出版。

該書體例、形式均與其它日講之書相同，首列經文，然後為訓講。為顯出次第，經文頂格，訓講低一格。訓講文字援今據古，博採眾說。

康熙帝在御撰序言寫道，「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於地，順於人，達於時，協於鬼神。」

康熙帝還表示，「嘗遐觀三代，禹、湯、文、武，敦敘彞典以倡德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風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法宮之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蓋不敢斯須去也。」

參考書目如下

康熙大帝欽定《日講四書解義》

康熙大帝欽定《日講書經解義》

康熙大帝欽定《日講易經解義》

康熙大帝欽定《日講春秋解義》

康熙大帝欽定《日講禮記解義》

来源:看中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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