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戴季陶自殺紀實(圖)



「當年我們糊糊塗塗把中國人民優點看的太輕,胡亂輸入西洋的學說,以為便可以救國救民,不只是太過無識,而且真是罪過。」(網絡圖片)

五四前夕,戴季陶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加入到宣傳和研究社會主義思想的潮流中去了。鑒於他在《星期評論》中大量的宣傳社會主義,介紹蘇維埃政權,使得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等與戴季陶結為同志。甚至在共產國際工作小組來華後,戴季陶馬上就被定為重要對像來團結了。戴季陶雖然參加了中共初期的建黨活動,但他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階級鬥爭說,認為它給中國帶來的必然是流血、屠殺以及國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所以,他絕對不可能成為思想上、行動上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時,他的表現恰似葉好龍,不敢真正加入這個先進組織的行列。

但是,戴季陶雖然沒有參加共產黨,但他和社會主義學說還是「剪不斷,理還亂,甚至存著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感情,由於孫中山先生還在謀求中國革命的出路,也就使戴季陶歧路徘徊,難能兩就。雖然回到廣東在孫中山身邊工作,但思想上正處在無比複雜的矛盾之中。不久,就稱身體有病回浙江吳興休養,他把自己的住宅起名為「潛園」,又過起世外桃源的隱居生活來。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二次護法失敗後,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抵達上海,戴季陶急忙抱病從吳興趕到上海,與孫中山先生住在一起。當時正值四川省省長劉成勛的代表向育仁到上海,他帶來了四川各將領向孫中山表示慰問之意的信函,並且歡迎戴季陶回四川製訂省憲。孫中山雖然不大贊成聯省自治的省憲運動,但從來函中看出四川將領們有平息爭鬥,合力團結之心,因而特派戴季陶為代表,帶著孫中山的親筆書信回四川勸告川軍各將領通力合作,利用四川資源發展實業,讓四川的經濟走在中國前頭,帶動全國的實業發展,完成全國統一之大業。

在舊曆九月初四,戴季陶離開上海,溯江而上。「當日,孫先生就在上海把四川的同鄉,各黨派統統請到他公館裡吃飯,發表這一意思」。以擴大戴季陶入川的影響,讓國人都來聲援這一計畫。

輪船在長江上孤寂地緩緩行駛,戴季陶也整日沉悶寡語,情緒不高,如他自己所述:「自從離開上海的一天起,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過去自己行為的缺點罪惡的影子,統統湧上心來」。這種精神狀態是戴季陶過去的歲月中少有的。船到漢口,戴季陶驀然想起他十幾歲時,在碼頭被強盜搶走錢財而放聲痛哭的情景,他不由得立住腳步不動了,聯想起少年離家遠渡日本求學到現在,沉浮在政海之中,幾多辛酸幾多惆悵,他感慨萬千,幾乎流下淚來。

剛在旅館住下,戴季陶就差茶房把近幾日的報紙找來,他想瞭解這些天來四川局勢的變化情況。翻開十月廿七日的《申報》,他一眼就看到了一條震驚的消息:「楊森在漢廣購步槍二千支,彈五十萬發,經日(廿五日)派何疇由復楚差輪運往宜昌」﹗

戴季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楊森是不久前在川戰中敗退到鄂西來的,這二千支槍,五十萬發子彈意味著什麼,戴季陶心中再明白不過了。正在驚訝之餘,向育仁過來告訴了他一個更是驚人的消息,他在旅館遇到了幾個四川同鄉,都是川軍各派各幫的代表,為了避開川民的耳目,他們特別躲到漢口,在旅店中策劃再開四川內戰。對川軍各派的情況,向育仁是相當熟悉的。他連忙把這些情況介紹給戴季陶。戴季陶看了報紙後,心情還沒有平靜下來,向育仁的這個消息頓時使他驚呆了。假使川戰重開,整個川省人民又將淪入火與血的苦海之中,他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家鄉,想到了母親和親人。

戴季陶憤怒無比,他立刻和向育仁去見到了這幫人,苦口婆心地勸說這些人,要他們放棄這個計畫,千萬不要再播戰禍。但這些人根本不理睬戴季陶的勸阻,一連兩天,戴季陶、向育仁的勸說無絲毫作用。他們心急如火,立刻登上了招商局的快利輪,星夜趕向四川。

此時戴季陶的心情壞到了極點,他「……萬分的苦痛,……種種魔障纏繞,自己偏偏認假作真,落到了一切假像的當中,再也不能明心見性,一刀兩段,再加上看見四川的戰禍逼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軍官政官,都聚在堂子裡的鴉片煙燈旁邊,籌劃殺人放火的事業,甚至政治實業教育這些問題,決不能夠引起他們半點注意,公私交迫,我覺得公私的前途,都無半點光明,于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拚命來招我了。」

戴季陶接受孫中山的命令前往四川,是「很想換一個地方,脫離惡劣的環境」,這樣多少有點「新事業的趣味」,還可以達到「四川省的目的」。可是漢口遇到的這一幕,與他此行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馳,戴季陶的情緒低落萬丈,「不知不覺的把一切都丟得乾乾淨淨了」。他陷入苦悶和胡思亂想之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人與他交談,他一句都沒聽見,沿江的景色在他眼前如浮雲飄過,戴季陶表情麻木,一副痴呆像。

戴季陶的反常現象,引起了他的秘書和向育仁等人的注意,他們恐怕會出事,一步也不敢離開戴季陶,隨時注意著他的變化。船快到宜昌時,離故鄉越來越近了,戴季陶的心情也煩悶到了極點。他早上沒有起床,甚至連午飯都沒吃,向育仁到客房中為戴季陶解悶,戴季然只強打精神衝他一笑,默默不語。他回想三十幾年來的奮鬥,好像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黑暗,不由得黯然神傷,把事業、生命一切都拋在一邊,這倒是聽得明明白白,他只覺得自己萬念俱空,彷彿要超然於世,他只渴望以死來解脫一切憂愁和煩惱。向育仁並不知道他的一番話對戴季陶起到了催化劑作用,以為戴季陶的情緒好一些了,就離開了房間。

整個下午,戴季陶顯得格外輕鬆,面容一改往日那種愁悶的氣色,甚至顯得有些激動。晚上,戴季陶、向育仁、陳鳴謙等在艙房裡談天說地,一直到十一點多鐘才離去。戴季陶感到心裏一陣陣躁動,等向育仁他們入睡後,仍然興奮不已,便獨自一人來到甲板上,走到船尾,憑欄浴風。偶爾的汽笛聲給幽靜的黑夜增添了神秘誘人的色彩,江岸低矮的黑影和船艙燈光照亮著翻騰的江水,似乎給他一種啟迪,彷彿是有個神秘的聲音在召喚著他,戴季陶扶持著冰冷的鐵欄杆,毫不猶豫地跳入江中。

在剛入水的那一剎那,戴季陶看見船上還有一個人在盯著他,他顧不了那些,只覺得自己正悠悠然地步入另外一個世界。輪船迅速地離去,船尾激起的浪花簇擁著戴季陶,他使勁地搖搖頭,驚奇地發現自己居然很安穩地浮在水中,腰部以下都露在水面上,他竟然沒有想像中的那樣沉入江底。此時他心裏一片光明,好比沐浴一般,乾乾淨淨,無半點塵埃。戴季陶望著西方叩了三叩,算是和遠在成都的老母辭別,又向東方遙望浙江老家的妻子及親朋好友,權作告別,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靜靜地等待了。

遠遠地看著輪船昏暗的燈光漸漸地隱沒在黑暗中,戴季陶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的:「萬念俱空,就想沉下水去。但是越要沉越不得沉,想鑽下去,從對面浮起出來,向左左浮,向右右浮,把頭埋在水中,拚命的飲水,但肚皮已飽不能再喝。只有聽天由命,站在水裡,很清楚的覺得我站在水裡成二、三十度的傾斜,兩肩以上完全露出水面,這是九月二十一二的光景,天氣已經很冷,我身上穿的一件花緞薄被袍,裡面是衛生絨衫,長江的水,已經完全將它浸透,我一點不覺得寒冷。頭部露在水面,習習江風吹來,使我心裏清涼只覺得舒服,一點也不覺得痛苦。民國九年(即一九一九年)以來,三年當中,一切煩惱罪惡失意憂思統通付與長江的水流的乾乾淨淨」。

江水把戴季陶平穩地往下漂送。深秋之夜,雲暗星稀,江面一片朦朧,在戴季陶等待死神招走他的時刻,一個奇蹟出現了,戴季陶回憶道︰「我忽然望見在我的四周,有一圈很圓的白光,從水面射到空中,越近越濃,越遠越淡,此光離我有好遠,不得而知。我從小隨著母親,就有佛教的信仰,雖然在入世的當時,把信仰忘卻,到此時深刻的信仰心,又自然地浮現出來。看見這個白光,心中忽然感動,確實是這個佛光,是我的生機,我一定不應該死,該要生。」

這真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此情此景出自戴季陶之口,令人疑信莫是幻覺。神光的出現,把戴季陶又引向了求生的彼岸,雲彩悄悄散去,子夜星辰喚醒了戴季陶,秋夜寒冷的江風一陣一陣吹過來,浸膚入骨,很快把戴季陶凍僵,他漸漸失去了知覺。

的確是天意,戴季陶凍僵後不久就遇救了,使他終免一死。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戶鄉民的天井裡,有十幾個男女圍著他,身下墊了一層厚厚的稻草,身上蓋的也是稻草和破絮。一個老翁餵給他一碗酒讓他暖暖身子,並且在周圍燒著稻草為他取暖,戴季陶心裏明白自己是被他們救了,但他全身疲乏,一點勁也沒有,沒說一句話又昏睡過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九、十點鐘左右才徹底甦醒過來。救戴季陶的老人叫齊順發,約六十多歲,是一個慈祥可親的老人。

他款待了戴季陶午飯後,當天下午把他送到了枝江縣城。在枝江接待戴季陶的是齊老漢的親戚,他很熱情地接待了戴季陶,遞給他一張像前清翰林院用的大紅名片,戴季陶得知他叫楊開程,從楊開程的架式和派頭來看,戴季陶估計他是當地碼頭的當家人,頗有些勢力的。楊開程酒肉招待了戴季陶,並且告訴戴季陶,枝江是一個小碼頭,到漢口去要經過沙市大碼頭,那裡當家的是他的結拜兄弟。他們商定第二天起程到沙市,由楊開程的拜把兄弟繼續幫助戴季陶。當晚,戴季陶就在楊家住下。

第二天下午一點,宜昌到沙市的輪船靠了枝江,楊開程替戴季陶買好了船票,並送他上船,事情實在是湊巧,戴季陶在船上突然發現他的秘書和那個姓毛的副官從這艘船上岸,戴季陶連忙上岸與他們相見,得知他們是來尋找他的屍首的,雙方不由得驚喜交集。

戴季陶投江自殺的消息傳出後,舉國上下為之震驚,國民黨人和戴季陶的好友都很傷心,戴夫人、戴公子及孫中山和戴季陶在成都的高堂老母黃太夫人更是悲痛欲絕。當得到戴季陶被救生還的消息後,又驚喜萬分,紛紛舉杯慶賀。上海《申報》、長沙《大公報》等國內大報也紛紛連續報導了戴季陶投江自盡既而生還的消息。上海一個知名人士聽說戴季陶自殺,涕淚交流,悲慼不已,揮淚寫下了哭戴季陶的詩幾首。不久,得知戴季陶並沒有死,而是被人救起,又高興萬分,興高采烈地將悼詩改成賀詩,這齣悲喜劇為時人所傳。事後,戴季陶得知,特地將這些悼詩、賀詩全部討回去,專門裝裱成四幅屏條,掛在屋內,以示不忘此事。

戴季陶經過一次短暫的生死考驗,情緒大為改觀,他很快恢復了以往的精神和狀態,談笑風生,言語間又流露出才智與敏銳來了。反省了他過去的所做所為,認為自己有兩個重要的罪過:

其一,「想起當年民權報時代,自己過於鼓吹殺伐的言論來,覺得自己過於離亂的景象,不能不負重大的責任」。

其二,「……當年我們糊糊塗塗把中國人民優點看的太輕,胡亂輸入西洋的學說,以為便可以救國救民,不只是太過無識,而且真是罪過。」

特別是回想他在《星期評論》時期曾介紹過馬克思主義,並且參加了上海共產黨的初期活動,「這更是不可饒恕的罪過」,「至於一些盲從著幾句西洋的共產口號,借來遮蓋自己個人性慾食慾的放縱的共產黨人,說什麼為無產階級謀幸福,為世界人類造文明,真是一群野獸,竟要把中國民族僅存的一點美德,連平民階級裡面的優美德性也都要破壞乾淨,造成洪水猛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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