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新疆棉:人權行動的經濟學驅動(圖)

2021-03-30 04:30 作者: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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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西方品牌因為新疆人權問題而拒絕使用新疆棉花(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3月30日訊】經濟學有條原理:當一家生產商嚴重依賴某一單一客戶時,該客戶對於商品往往具有較大的議價權。這道理用中國俗語表述,就是「客大欺店」。中國近年痛下殺手制裁澳大利亞,就是因為覺得自己是澳洲鐵礦石、煤炭的第一與第二買家,既然你國的產品對我國的市場依賴甚大,那咱就玩一把客大欺店,看你們最後投不投降。沒想到的是,因為新疆維族問題,居然會有H&M等企業效法天朝制裁澳大利亞的做法,拒買新疆棉花;接著又有耐克等加入,一時間好不熱鬧。

印太局勢緊張、緬甸動亂後面的中國身影、再加上新疆問題,終於弄得現年97歲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憂天下大勢,公開表達希望:美國與西方盟友需要與中國就全球新秩序達成諒解,否則將面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危險。

中國的底氣來自何處?

這個全球新秩序其實就是一條:中國要有與美國相等,甚至更大的話事權。中國的自信來自兩點:一、全球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二、西方的太陽正在落山。兩點都有一定的現實基礎。阿拉斯加會談,楊潔篪們的自信就來自於這兩點。

回到世界市場上來,任何市場都有漲有落,有時是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有時成為供過於求的買方市場。所謂經濟制裁,說穿了,就是國際社會當中那些在金融支配力、市場供給、資源供應等居於優勢的國家,利用自身最大的買家或者賣家優勢,迫使那些在這三者當中對自己有依賴的國家服從自己。西方國家當年在「六四」之後對中國短暫的制裁,後來對緬甸軍政府的制裁,都是這一類型。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那些年,外匯儲備超過三萬億之時,中國確實是世界各國產品位居第一、第二的最大買家。然後中國極其敏銳地發現,這種經濟依賴可以轉化成政治要挾的工具,於是開始玩起制裁來了。用來第一個小試牛刀的就是韓國,接下來是澳大利亞,甚至發展到利用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在該國發展統戰力量,用民主摧毀民主。整個過程我在《各國經濟依賴中國,終成北京政治要挾的工具》中寫過,此處不贅。

這種將他國對自己的經濟依賴玩成政治要挾的把戲,中國在2020年的「口罩外交」當中曾想故伎重施,因各國太過反感而不得不放棄。

但是,國際經濟還有個比較優勢理論,談的是各國經濟與產業發展,本就是優勢互補。中國獨獨忘記自己的優勢有如沙堡,一是外匯儲備90%左右來自於與美國的外貿,二是也有中國充當賣家的時候,比如這次背後新疆棉花問題。

BCI:中國遇到的「大店東」

新疆棉花——中國遭遇的是最大客戶的買方制裁,與澳大利亞遇到中方拒買性質相同。

目前,全球棉花年均產量約在2500萬噸左右。其中,印度產量佔26.1%,中國為24.4%,美國為13.2%。對中國來說,棉花是個千億元級別的重要產業。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紡織生產國,除了自身生產的棉紡終端成品出口外,還有很多是棉紡中間品出口到第三方國家。一句話,棉花在中國是個千億美元的大產業。

那麼,這個H&M又是何方神聖,為什麼它的抵制能讓北京暴怒?這點北京很清楚:H&M禁用新疆棉花的背後,還有Nike、Gap、ZARA、UNIQLO等品牌,他們背後的主導者實為BCI。BCI是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的英文縮寫,全稱是「良好棉花發展協會」,中國是其最大客戶,專為中國客戶設置中文網頁。簡言之,BCI是供應鏈聯盟,掌握定價權。BCI擁有五個類別的會員,分別是:1、零售品牌會員,也就是採購商,比如H&M,耐克等;2、供應商製造商,以棉商、紗線廠為主;3、種植者組織;4、其他類別,主要為供應鏈提供技術的公司;5、社會團體,主要為與棉花相關的非營利性組織。

BCI的供應量約佔全球的30%左右,它組織的採購量和供應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掌控著棉花的標準和定價權。面對這樣一個掌握供應鏈主導權、定價權和產品標準的大店東,一向以大買家身份話事的中國,算是遭遇對手了。

中國的問題不止是棉花,據奧緯諮詢不久前發布的報告稱,2020年有4000億元人民幣從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服裝市場蒸發,大多數中國服裝品牌面臨經營風險。

在此情況下,這幾家BCI成員以強迫勞動為名抵制中國新疆的棉花,等於抓住中國的弱點痛毆。有BCI在背後,這把新疆棉之火可能還會延燒一陣。最新消息是:義大利名牌班尼頓和OVS捍衛人權拒用新疆棉;雨果博斯(Hugo Boss)發官方聲明,撤掉早先支持新疆棉的表態。

中國與BCI性質不同,責任風險大不一樣

中國是個國家,本國經濟好壞直接影響到稅收、就業。新疆棉花被抵制,對政府財政、社會安定影響甚大。BCI只是個壟斷棉花行業供應鏈、定價權、產品標準的NGO,每年收取會員費用,供方、需求方的贏虧與其沒有直接關係。中國新疆棉花賣不出去,BCI自會尋找替代產品,會費仍然照收。這種主體地位不同帶來的不同責任後果,注定中國政府一開頭就處於不利地位。全球化之後的世界,無論是美國的911,還是後來各種形勢的反恐,以及應付移民無疆界的大篷車,沒有一個政府應付裕如,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那套外交、利益制裁、軍事威脅都不適用。更何況,BCI還掌握著道德王牌: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政策。

商戰如戰,運籌帷幄也難萬全

即使政府對政府之間的經濟制裁,比如中國對付澳大利亞想以世界上最大鐵礦石買家身份奪走定價權,佔全球需求量的65%,中國因此認為,可以憑藉澳大利亞對中國訂單的依賴獲得較大的議價權。但在鐵礦石的問題上,中國漏算了一點:中國進口的鐵礦石有三分之二來自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的鐵礦企業在中國減少購買後不得不減產;但世界第二大鐵礦石生產國巴西卻無法成為供給替代方,結果由於礦石供應短缺導致澳大利亞鐵礦石價格飛漲。2020年12月11日,中國大連商品交易所的鐵礦石期貨價格上漲近10%,中國買家直呼澳大利亞不講武德。在此形勢下,中國現在對澳大利亞的拒絕購買已經悄悄放棄了好幾項,包括煤炭在內。

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往往伴隨著各國經濟、政治方面的爭鬥折衝,各國要保障自身的利益,不會輕易讓步。面臨中國咄咄逼人的進擊姿態,西方國家一直採取諒解姿態,結局就是目前這種狀態。在此情況下,基辛格先生的「互相諒解」可能並非解決之道。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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