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溪:根基腐蚀的中国经济

有一个机缘引起我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此后，我接触到的，大都是有关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材料。这些问题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中国经济随时会崩溃的结论。我把这个结论拿去跟几个我尊敬的中国经济专家请教，马上被打回票。他们有不同的理由。

有人说，中国要是会崩溃，它早就崩溃了。意思是说，它那些经济问题在别的国家不只是经济承受不了，甚至早就让政府跨台、国家分裂、体制瓦解；而中国既然能撑到现在，表示这个社会已经适应这样的环境，已经免疫了，所以这些问题已经不会让它崩溃了。

也有的人说，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对地方控制得很严密，对经济也有能力掌握，所以它不会让它倒的。有的人说，中国土地国有，它那些看起来非常严重的财政金融问题，光靠卖土地就可以解决了。

在学术研究上，有人比较苏联解体的经济转型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结论是：中国转型成功、苏联转型失败。更乐观的推论，甚至认为它不久就会成为世界工厂，进而成为世界强权。

当然也有许多人预测它会崩溃，而且似乎越来越多人有这种共识。但是不管各种主张多么南辕北辙，大家都同意中国经济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以下先提出这些问题，再说明为何中国经济会崩溃，结论提出台湾的因应之道。

§§一、中国经济的表相

自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20年的快速经济成长。中间虽然经过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但延宕不久，成长重新上路。1997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仍然表现“亮丽”，并成为一枝独秀的世界奇葩。2001年，几个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相继跌倒，经济负成长，中国仍然“七上八下”（意思是成长率在7%以上、8%以下）的一路长红。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又引发另一波蜂拥而入的外资。许多到过中国的人，眼见它到处都在建设，整个国家好象一个大工地，新的制度、新的措施也一再宣布，仿效他国的政策快速、甚至超越。

2002年10月中国国务院经济研究室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提出报告，表示：当前经济形势，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对最稳定、最健康的。现已进入持续发展时期。在可见的10年至15年，只要国际局势不发生大的变化，大方针不发生大的失误，中国经济发展不仅能保持7～10%的年成长，且在2015年，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会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平均每人国民所得可达欧盟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峻宏，2002）。

各级领导人对外的公开讲话，信心满满。有些经历中国优待、行政配合高效率的外商，认为中国简直是投资者乐园。从产业发展的观点，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包括多项产业的成长已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角色，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这“金玉其外”的表相，实已“败絮其中”。我们分别从经济成长、外资、国贸、财政、银行、国企、失业、所得分配、社会道德等层面，提出讨论。

§§二、经济“成长”有玄机

2001年台湾遭遇几十年来第一次经济负成长，失业率创下1960年代中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峰。不只台湾，连一向是健康宝宝的新加坡也负成长。全世界没有什么好消息，中国却一枝独秀，还有7.3%的经济成长率。

但是，这个成长率有两个问题：一是它与其他经济指标充满矛盾，也就是说，它的正确性令人怀疑；二是这个在极权之下的高成长，会不会象苏联当初的高成长一样，暗藏毁灭的因素？这两个问题随后讨论，我们就假设它确确实实有“七上八下”的成长。这个成长虽然高于当前所有其他国家，但从历史上看也不过尔尔。日本在50年代与60年代都能维持在8%以上的经济成长率；同一时期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高达10%，南韩也维持9%成长率长达30年。而且，这些国家“当时”的平均每人所得，都高过“现在”的中国。

回头讨论这个令人迷惑的成长率。首先，这个高成长率与其他经济指标充满矛盾，令许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怀疑成长率的真实。代表人物之一的匹兹堡大学的Thomas、Rawski教授说（Rawski，2002），中国的开革开放造成1978～1997年的高成长率，这似毋庸置疑；1998年以后就难以令人信服了。理由很简单，象中国这样落后而快速发展的国家，不可能一边快速成长（1997～2000之间，GDP累计成长了24.7%），而同时期的能源使用量却减少（负成长12.8%），民航客运量、公路货运量、铁路货运量成长率都低于GDP成长率，而且物价下跌、失业率增加。

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这段期间的国民所得，也不敢直接使用各省汇报资料。好笑的是，几经调整，公布出来的各省成长率，以2001年为例，除了云南外，都高于全国值（全国值应该是各省的加权平均）！统计局有鉴于地方的“假报浮夸风”，2001年5至10月进行一项调查，竟发现有62,000多件统计造假舞弊。

怀疑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不止是Rawski，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宾州大学Lawrence、Klein，与MIT的Lester、Thurow等著名经济学者，以及许多专业经济期刊（如Economists）、国际经济顾问（如Lehman Brothers）、信用评鉴公司（如Moody's）等，也纷纷着文质疑中国的经济成长率（高长，2002）。

MIT的Lester、Thurow以中国城乡差距大，而占8成的农村基本没有成长（中国有关部门也承认），那占2成的城市，要多大的成长，才能创造全国超过7%的成长率？而且，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香港，2001年几乎没有成长，那么中国其他城市又如何有超高的成长？宾州大学的Arthur、Waldron则提醒国际注意，朱镕基曾公开表示，若无政府大力财政赤字融通，中国经济早于1998年就应该崩溃了。然而，有可能单靠政府融资，就能创造整个国家反败为胜地成长7%以上？

另一个质疑中国经济成长率的理由，是它的“存货”特别多。存货（实际上是期末存货减期初存货的增额）在国民生产统计中，列在投资项下，是本期的最终产品。在中国的国民所得帐上，1980～93年间存货投资平均占GDP的7%（Sachs，Woo，杨，1999），一般国家很少超过3%；台湾在过去50年，除了经济不景气的几年外，“存货”基本上约占GDP的1%。如此，保守估计至少有4个百分点是不应有的存货（即积累卖不出去的产品），亦即其成长率就要调降4个百分点（从7%降至3%）。根据中国内部资料，国有企业积压产品年达千亿元以上（岳山，2002）。

其实，不只国外专家或专业机构质疑，中国国内专家也对经济发展现象表示不解。现任中国全国政协、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2002年8月在深圳举办的半山海景财经沙龙上，谈到中国经济的8大矛盾，包括经济保持持续、稳定、高速成长，但商品价格连续下跌、失业率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城乡贫困问题越严重；银行存款增加的同时，部份企业资金短缺；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财政赤字也在增加，尤其是一些地方财政，从2001年9月份至今入不敷出，且跌势未衰；部份沿海和城市异常繁荣，内陆许多地方差距越来越大；水土资源越来越短缺，资源的浪费又极其严重；经济迅速增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未歇。

根据Rawski的估计，中国经济成长率在1998～1999两年各约在正2%与负2%之间，2000年约2～3%，2001年也只有3～4%。其他人的估计稍有不同，但也差不多。中国的官方与学者当然对此提出了解释，但很难看到事实真相。

§§三、成长也是灾难

中国高速经济成长的第二个问题是，成长是否带着毁灭因子？高经济成长率是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成长不能作为一国经济的唯一目标，因为它可能牺牲社会公平、环境安全、分配正义等社会目标。这些牺牲，在中国极为严重（见下文）。不只如此，中国式的开革开放，成长本身就是灾难。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对国企仍依旧制，由财政拨补亏损。但旋即出现钜额的财政赤字，改革开放的第一年（1979），赤字即达170亿元（人民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人民银行受到地方政府操控等
问题），1983年人民银行（即其中央银行）改制，并完成“拨改贷”政策。

所谓“拨改贷”，是把原来由财政“拨”补企业亏损或投资需求，“改”由国企向银行“贷”款。这一方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一方面也是要国企建立“偿债”的责任。结果是偿债的责任没有建立，原来财政整合资源、支援企业的能力丧失，地方政府百花齐放、胡乱投资，不但浪费国家资源，也导致银行坏帐直线上升。

“拨改贷”未能建立国企借款偿债的观念，是因为国营银行只会审查书面资料，兼又政府介入银行贷款案，以及官商勾结不实贷款等。许多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经营不善，照常理是不能贷款的，但因国企实质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负责居民的住房、上学、工作、退休、医疗，任令倒闭将引起社会问题。政府于是要求国营银行贷款给这种国企。这种不当贷款与官商勾结的不实贷款，既不能培养还款责任心，也造成银行呆帐。

毛泽东时代，财政支出半数以上作为基本建设与企业改造，是“建设财政”；现在，政府财政既不拨补国企，变成主要用于调升公务人员薪资之经常支出的“吃饭财政”；六五（第6个5年计画，1978～1982）期间，没有一个能源和原材料专案投资，七五（1983～1987）期间开始出现能源失调与紧张。国家财政从此不能主导资源整合，于是各级政府乃至各单位，各自为政，投资一窝蜂。

以电力为例，1983年起，许多地方企业只能“开三停四”或“开四停三”。为了鼓励建设电厂，国家提出优惠政策，保证按商定价格收购，于是，全国“党”、“政”、“军”、“公”、“检”、“法”一起出动，各级电力管理部份与职工更是积极，一齐向银行贷款兴建电厂。10多年后，今日中国火力发电厂年发电时数平均不到4,200小时，低于全年8,760小时的一半。“过剩”发电量的投资额，接近8,000亿人民币。这些贷款怎么有能力对银行还款？

在毛泽东时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产品都是紧俏货，价高利厚。1980年代开放初期，这些都成为投资热点，几乎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产工厂。这种无节制的设厂，加上国外产品的更新换代快（如机械表被电子表和石英表所替代），有的工厂还没等开工，产品的市场寿命就已经结束。今天，这三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闲置已经达到90%以上。此外，成百条电视机、汽车和摩托车生产线的引进，也让人吃惊。今天，世界电视机生产能力为7,000万台，其中，4,000万台生产能力在中国，而整个中国的市场容量不到2,000万台，生产能力闲置50%以上。这些投资都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哪还有指望收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被中国学界称为“吃完财政吃银行”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最辉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几个行业破产、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投资无法收回、进而导致银行坏帐比例高达40～50%的根本原因。由于国家财政无力，加上地方和企业行为的短视，使得中国社会资源的浪费，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四、走向毁灭的中国金融系统

中国的经济妖魔很多，有的隐蔽，有的变形，没有一个象金融问题那么明目张胆，虽然中国政府也想帮它化妆，让它不那么可怕，但明眼人还是一目了然。不只是经济学家、经济专业杂志、财经顾问社等，都指出它的邪恶、恐怖、难以驯服。

◆问题严重◆

美国信用等级评定公司Standard and Poor’s（S&P）在2002年6月估计，中国国有银行呆帐比例超过总贷款的50%；Moody's也以《中国银行系统在走钢丝》为题发表了中国信用等级报告，并说中国银行系统技术上已经破产；一些西方中国经济专家（例如Brookings Institution的Nicholas Lardy）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现在只缺导火线。《远东经济评论》发表《走向毁灭的中国金融系统》（Lague，2002）。不久以前，驻香港的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马国南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解决银行呆帐的根本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可能持续下去。稍早，Studwell（2002），或更早的章家敦（2001），都有类似的警告。问题只在于：灾难发生时会有多大？何时爆发？谁来承担？

据估计，中国银行系统的呆帐总额有5,000亿美元，如果加上社会福利和养老金上的亏空，中国政府的国内外债务估计超过中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毛额（GDP；约1兆1千亿美元）。中国银行系统的问题远远比日本严重，日本银行呆帐的比例是GDP的10%，而中国呆帐的比例是GDP的43%。现在中国模仿10年前美国储蓄贷款银行破产时的解决办法，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但10年前美国储蓄和贷款银行破产，仅耗费约1,600亿美元，占当时美国GDP的3%，只是中国坏帐比例的零头。

◆恐怖平衡◆

公开场合，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只肯承认25%左右的坏帐率。其实，算真的只有25%的坏帐率，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已经是债务没顶。

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金融现在还不崩溃？事实上，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中国的银行资金非常充足。检讨起来，它还未垮掉的原因有二：

第一，银行资金来源充足。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民极高的储蓄率，二是源源不绝的外资。中国人的储蓄率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1990年代每年大约都占GDP的四成；而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978年的6%，上升到1999年的70%。另外，中国吸引外资，已经造成所谓的磁吸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资4,500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没有任何开发中国家可以与之抗衡。

第二，中国严密管制，包括新闻管制、外汇管制、外国银行管制。由于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中国民众盲目相信政府会确保他们的存款安全；中国的外汇管制，使一般百姓实际上不可能抛弃人民币；中国虽已加入世贸组织（WTO），但尚未放弃对外国银行在中国业务的严格管制。结果，老百姓只好把钱乖乖存在中国的银行里。

这是一种恐怖平衡，银行就就象一具布偶，它需要源源不绝的储蓄与外资来挹注让它站立，若那一天补充不及，随时就会崩塌。事实上，在WTO的架构要求下，国内市场、外资投资项目、外资银行的设立与业务等，必然越来越开放。如此，一方面国企的竞争加温，国企亏损愈大，银行呆帐更严重。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特别是网路，终究会突破中共的封锁。当真相越来越清楚，中国人民发现国营银行亏空，会急速地提走存款；而寄望中国10几亿人口广大市场的外资，则将发现它积重难返而收手撤退。任何这类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这种事情发生，问题之严重，恐怕不是南美或世界任何地方发生金融危机所能比拟的。Studwell在他的《中国梦》里说得坦白，中国现在一切都系于大众心理。

◆政府挹注◆

中国政府其实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金融系统的崩溃，几乎肯定将导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16大（2002年11月）后，中国政府和银行系统的高级官员表示，4大国有银行将再次接受到一大笔资金挹注。过去，中国政府已经两次向这些银行注入资金。

1998年，中国政府曾经提供给这些银行高达330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其存款准备。一年后，在中国官员所谓4大国有银行“最后一次晚餐”的行动中，政府将这些银行帐目上高达1,690亿美元的呆帐一笔勾销，转移到中国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报告，这些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随后向4大银行发行了1,410亿美元债券，并支付了280亿美元的现金纾困。

中国政府期望这些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收回部份呆帐。但是呆帐回收率非常低，使坏帐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策略，不过是变换帐目、拖延时日而已，而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而且，这一策略还可能严重削弱了人民银行，因为正是它向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用以收购4大银行呆帐的资金。

什么是导火线？任何对中国银行系统或者中国政府的信心溃散，都将可能导致公众停止存款，成为挤兑的导火线。而只要经济成长减缓，就足以引发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也是为何这几年中国政府都要用所谓的“积极性”财政政策，大量借款投入公共开支（例如大量公共建设、连续3年调高公务人员薪资），以刺激经济。但是，中国高级官员已经警告说，这种做法不可能持续很久。

另外，全球经济的持续停滞，如果导致对中国出口商品需求减少，或者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会引爆中国的金融危机。如果中国政府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或因WTO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自由竞争，也可能导致民众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黄金，从而引发信心危机。

◆没有解决办法◆

如何解决中国庞大的金融危机呢？说起来有好几种方法解决银行坏帐问题：一是印钞票挹注；二是课税来挹注；三是借款：可以在国内发行公债，或向国外借款，如向世界银行求救；四是出售土地房舍；五是银行股票上市；六是任其倒闭。但是，如果想要兼顾中国经济与中共政权，没有一样是可行的。改革必然带有伤痕，而且弄不好失去人民信心，演变成全盘皆输。

要解决呆帐，至少不能再产生新的呆帐，这就要中国银行先停止对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停止贷款。这也做不到。实际上，现在除了旧呆帐之外，仍然不断增加新的呆帐。

S&P在2002年6月估计，中国呆帐的比例占银行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中国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将呆帐比例减少到“可以控制的”5%的比例，这将耗费大约5,180亿美元。《远东经济评论》（Lague，2002）接着说，显然中国当局知道，它没有20年的时间了，特别是按照中国加入WTO协定，在2007年就必须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从事全面业务。

§§五、失业难评估

中国的失业到底多少，还是个谜。在这样集权的国家，区区一个失业人口调查不出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如果知道它连“人口总数”都不清楚，有各种说法，从12亿到15亿人，那就不足为奇了。

失业真相不清的原因有三：一是失业的定义问题；二是资料的可靠性问题；三是乡村的失业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官方仍否认有失业现象，所以也就没有失业统计；一直到1986年，才承认有失业，但称它为“待业”，统计上有城镇待业人数和待业率资料。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待业人员”所下的定义是：“有非农户口，在一定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男50岁以下、女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待业登记的人员。”1994年，开始接受“失业”这个名词，待业的定义就过户给失业，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同城镇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里，发表的城市失业率1985年为1.8%，1990年2.5%，2000年3.1%。

同一网站还公布2001年年底，全国就业人员73,025万人，其中城镇23,94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515万人（比去年底减少14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全国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10,355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312万人。我们根据这些资料推估，2001年底的城镇失业人口为894万人。

官方发表的失业统计都只限于城市失业，而在广大乡村到底多少失业？不知道。因为农村里有很多隐藏性失业，即表面上有工作做，但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意即这些人对总产量没有帮助，把他们抽离出来不会减少产量），失业是隐藏在就业里面。

根据中国自订的失业定义，城市失业统计与世界共用标准比较，有严重低估的现象。官方把失业者界定在退休年龄前10岁，意思是从那时起，只有退休、不能失业。世界上通用的定义不但不以退休年龄为界，根本没有年龄上限，意即任何人（在国民教育年龄之后），只要没有工作而有能力且正在找工作者，都是失业。“非劳动力”里的“退休”只是年纪大了又不找工作者的一种分类而已，即先是非劳动力，再依性质归为“退休”。一个人即使真的退休了，但他还有工作能力且在找工作，都是失业者。

除了年龄上限外，中国的城市失业定义还有两个低估失业的地方。一是它通常不包括所谓“下岗”工人；二是它要“登记求职”了才算失业。

官方“登记求职”阻碍失业统计，因为依规定，下岗工人不能登记失业。辽宁省在2002年6月一则报导说，从2001年开始，辽宁省对省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允许下岗的工人正式登记失业领取政府失业救济金，以解决下岗工人生活贫困的问题。原来，下岗工人的生活补助是原国企的责任，失业救济则是国家的事。不少国企已经发不出这些钱了，2001年大庆油田的工潮就是这样发生的。

到底中国城市失业率多少呢？相较于中国官方估算城镇登记失业率3.6%，Rawski估计是8%。但其他估计的更高，超过10%的不少；有的高达20%，失业人口介于862万到4,789万之间。至于农村失业，那就更严重了，估计30%是很普遍的。

以下依上列不同标准，列出中国的几组失业率数字：

一是中国政府发布的失业率，实际上就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3％，1997～2000年则都维持在3.1％，失业人数在570～595万人之间。2001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3.6％，2002年预计在4.5％左右。

二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再加上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全大陆大概有2,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7.7％〔2,000/（23,940+2,000）〕。

第三种则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再加上现有企业冗员。估计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有1/3以上的冗员，约3,000万人，亦即失业率19.3%〔（2,000+3,000）/25,940〕。

第四种的广义方法是第三种再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目前，全大陆的农村劳动力有4.7亿（一说是乡村从业人员为4.99亿），大陆耕地19亿亩，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约0.67公顷），仅需农业劳动力1.9亿，再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1.3亿，共有3.2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若每个劳动力耕种面积大于10亩地，则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将比1.5亿人为高。亚洲开发银行曾估计大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人。以此估计，全国失业率应为34.3%〔（5,000+20,000）/（25,940
+47,000）〕。

何清涟（2002）说她根据1997年至200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发现即使依据官方资料，真实失业率也高达21%，这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口。如果要计算城乡总和失业率，那就高达35%以上。这与我们上述估计差不多。

§§六、社会问题象定时炸弹

除了纯经济问题外，中国社会问题庞杂，失业洪水、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贪污腐化、社会不公等等现象，都象是个定时炸弹，可能间接引爆经济崩溃。

◆失业洪水◆

2002年3月1日那天，“工业学大庆”的东北黑龙江省堡业重镇大庆，有几千工人上街示威游行，到6日已有5万之众。上街的群众除了普通工人外，还有科级和处级干部。有些机关被他们占据，铁路交通也受到影响。当地警力不够用，驻军的坦克团已在一旁待命，如果任何一方出现差错，就可能发生流血事件。3月11日，辽宁省辽阳市不同行业的5千名工人也上街示威。这次示威，由辽阳铁合金厂、辽阳纺织厂、辽阳活塞环厂、辽阳仪表厂、辽阳皮革厂及辽阳精密元件厂等6家工厂的工人组成，这6家工厂都是濒临破产和已破产的国企。这是在中国首次出现不同行业工人的联合示威（凌锋，2002）。之后，抚顺、乌鲁木齐、吉安、广元、北京等城市先后爆发了规模不同的工人示威、罢工等抗议活动。16大期间，大庆又有工运重现的报导。

自从1997年9月对国企进行改革以来，已有数以千万的劳工失业，再就业机会极低：1998年还有5成的机率，1999年4成2，2000年掉到3成5，2001年则是3成，而到2002年上半年跌落到仅有9％的机会。大庆的工潮是因为下岗工人被“买断工龄”后，原还保留一些福利被干部污掉；辽阳工潮是由于企业领导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资，逼使这些工人走上街头。

由于失业问题恶化，以及贫富悬殊加剧，社会问题之严重如同一颗“定时炸弹”。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提出警告，都市地区的失业率正不断上升，极有可能从现在的10％攀升到15％，且都会的贫穷人口达3,700万人，占现有都市人口的12％强。而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情况将更为严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张左己表示失业人口高峰期在2005以前随时会出现。根据世界银行在2001年底所做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未来的10年里必须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才能解决下岗工人、移民人口、社会新鲜人等的就业问题。

◆贫富悬殊◆

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世界最高，吉尼系数（专门用来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标，介于0与1之间，指标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国官方统计，2000年是0.417，超过90年代平均数0.338；民间估计，近年实际上应该已超过0.5了。一般的说法是，贫富悬殊到引起社会不安的国际警戒线是0.4的吉尼系数。台湾过去30年的不均度都在0.28～0.32之间。

中国的贫富悬殊，实在是太明显了。城乡差异、沿海与内陆差异、农与非农的差异似乎已到了难以打破的“两元”经济。由于吉尼系数实在太高了，据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厉以宁居然建议将城乡分开计算吉尼系数。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因为本来“不均度”就是要来衡量这种差异的，把所得高的与所得低的它分开计算，显示问题已严重到难以解决。

◆不公平◆

农民世代“农子农孙”：中国以户籍法规定农人不能在城市设籍，实质把农民绑在农村。农民在农村干部的压榨下，过的简直是奴隶的生活，许多农村暴动，大都是因为农民负担过重。

事实上，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只没有居住与择业的自由、租税负担较重，连上学、政治代表、社会保障，甚至生活等层面，都受到歧视。例如，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但1998年第9届人大，占人口70%的农民只有占8%的人大代表。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甚至连电费、电话费都比都市贵。而农家子弟唯一脱农的途径，即教育，对农人更是歧视。例如，1999年国家考试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北京466分，湖南556分；换言之，在湖南连专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已达到第一批院校标准了。每年，全国教育经费200亿，主要用于城市，农村得自己解决。农民专有的负担“三提五统”已包括教育统筹费，但每当缺乏教育经费，农民还要独自负担“教育附加费”。

◆贪污腐化◆

2002年7月中旬，中共16大筹备小组转发各处一个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根据这个调查，大陆私有财富85兆人民币，其中超过96%是由占38%的城市人口所有；占总人口62%的8亿农人，仅拥有不到4%。相对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将近500万人是千万富豪；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辽宁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调查这些千万富豪，赫然发现有9成以上是来自有党、政、军干部背景，以及在政坛、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干子女与亲属。他们的财富怎么来的呢？该报告披露，主要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的官场操控经商、盗买盗卖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盗买盗卖进出口物资的批文、炒作国土、靠有来头的人物批条从银行得到千亿元免息免担保的借贷、炒作上市股票；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操控、包揽国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约，从引进外资中、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等。报告中说，国家级、省级工程中，高达40～60%的工程费，实际进了私人口袋。

何清涟（2001）在检讨中国90年代官僚与国企主管全面性轰轰烈烈的掏空国家财产（所谓“自发性私有化”）的过程后，强烈驳斥中国流行的“腐败有理”论。为了改革开放时减少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中国创造出“以腐败来消灭旧体制的顽抗”的论调；结果发现，腐败消灭的不是旧体制，而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页381）。腐败自上而下，社会各阶层都倾向腐败，“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出卖灵魂”成为社会的客观写照（页384）。

◆浪费◆

在产权不清下，社会资源大量的浪费；在贪污腐败中，国有财产也可怕的流失。

郑义在《中国之毁灭》的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中，描述森林如何被盗伐、矿产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惊人的浪费。举一矿产耗竭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誉，是低灰、低硫、底磷、高发热优质的无烟煤。因为产权不清，自燃加乱采滥掘，煤田大火处处。据估计，从1966年起的20年间，用掉了储存量7,000万吨，实际开采出来的只有1,500万吨，丢失5,500万吨，利用率仅21%。

何清涟（2001，页385）论及贪污腐化造成的浪费，可能不比滥伐森林、耗竭矿产逊色。她说，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是7：3，即每流失1万元国有资产，其中70%是用来作为掩饰这种贪污的“成本”，在无尽的中间环节中流失（结果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形发展），而那剩下的30%也还不一定转化为有用的国内生产资本，更可能卷逃出国，成为国外资本。

据《南方网》2002年9月份引述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项专题调查显示，1997至1999年的3年内，中国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此一资料已十分惊人，但北京经济学家樊纲指出，仅2000年资本外逃总额就高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争鸣》杂志2002年10月刊报导，9月12日中纪委、中央金融工委，在内部通报：2001年全年外逃资金达4,530亿元人民币，合540亿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外逃资金达2,550亿元人民币，合305亿美元。9月初，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在内部通报：至2002年7月底，失踪、潜逃、外逃党政干部9,440多人，已证实潜逃到外国的有6,500多人，公安部门已发出通缉令6,275份，有关当局现已掌握另有200多名高干正准备外逃。

◆不道德◆

1999年7月中共中央开始打压法*轮*功，集中全国所有媒体，铺天盖地的污蔑、造谣，用公权力对无犯罪的法*轮*功学员打、抓、监、关、押、劳改、酷刑、判刑、送精神病院、开除学籍、开除党籍、抄家、没收财产，对女学员性虐待，甚多学员被刑求致死。至2002年11月已有超过500名学员受害身亡。

社会贪官污吏横行，上行下效，社会道德沦丧。在官场上，贪污纳贿、包庇走私、包揽工程、挪用公帑、勾结黑社会；在商场上，假冒伪劣泛滥、不顾损害人命，制造毒米、毒油，诚信全失；在民间，教育界抄袭、剽窃成风，假新闻、假文凭，路见事故集体围观、见死不救，鄙视私德与公德。

§§七、中国内部的看法──泡沫化

很多人会认为，看衰中国只是外国人的歧视，中国政府与学者都对中国满怀信心。一味称赞中国经济的当然有，还包括日本的专家。但即使在中国内部，已有许多警告之声。

3位被认为对中国决策颇有影响力的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发表的报告（2002）指出，中国在繁荣的经济表象下，隐藏着极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最大经济损失；以及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他们发现，经济情况相对很好的5亿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2亿人，占各城镇人口的22～45％。迅速扩大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演化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召开了一个有关当前经济工作和形势的研讨会，会议长达4天。总理朱镕基亲自主持，重要政治人物、财经单位、5大名校与研究机构都有代表参加。会中，朱镕基坦承中国的泡沫经济正在形成，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腐败局面得不到收敛，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民要起来抗议。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危机随时可以爆发。

院校的经济学专家、学者，在会上论证了中国大陆泡沫经济的基本状况如下：违规入市资金持续，据不完全统计达8,000亿元以上，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9%；积极扩大内需市场政策5年基本上是停滞，受阻于产业结构、低效率；金融不良资产、贷款坏帐高达40%，超越了金融破产的界限；国民经济产值成长，主要依靠加大对基础建设的赤字预算和外资投入的拉动；国债、外债具有高度的政治、社会风险，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国债，共累积4,580亿美元（另一说为9,000亿元），外债为2,300亿美元；中长期国内市场是供给大于需求；社会失业率以15%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5千万人；出口增长和比例，外资由1990年占15%，上升到60%，而国有企业积压产品年达千亿元以上；资金外流失控，年达500～550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引进外资额的120%。

研讨会中，有人比较中国泡沫经济和日本泡沫经济，认为中国经济泡沫更严重。有的意见指出：中国泡沫经济如恶化将是大灾难，很可能如巴西、阿根廷式泡沫经济转变为政治危机；因为中国大陆不具备日本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不具有日本科技、工业、经济综合性力量的基础，不具有日本有85%中产阶级的基础，不具有日本社会的凝聚力、能承受着10年泡沫经济所带来的通缩压力。日本没有外债，而持有的外汇储备量却居世界第一，这都是中国不能相比的。

对于这个当前金融困境的泡沫经济，各单位也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财政部、央行提出：动用2,5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1,500亿美元，约为13,000亿元人民币，分期注入4家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解决银行积压的坏帐、不良资产。问题是，此一方案可能造成人民币的政冶性贬值。

国务院研究中心提出的办法是：凡在银行以假名帐号存款都是非法的，或是挪用公款转移的，一律没入国库，估计资产额达2万亿以上，占目前银行存款的25%以上。这个方案，中纪委在2年前也曾建议过，在政治局也曾讨论过多次，但无下文。有的意见指出：这个决策，百姓会拥护，但社会会震荡，直接涉及到官场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人会藉此制造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中国的银行容许用假名开立帐户。据估计，目前中国大陆，以假名开立帐号的存款上高达4兆人民币，其中疑是公款的约2兆元。

朱镕基在会上表示：好的意见不一定适用，因为“国情”的关系。他说：“我坦白地向在座的各位交个底：中央政治局、政冶局常委也都研究过泡沫经济的问题，担心泡沫经济正在形成和它的后果。谁都打不了保票，泡沫经济带来的将是一场大的灾难。”办法呢？采取加大力度投入，拉大国民经济增长持续在7.5～8%以上，积极财政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政策是正确的，没有其他良方。他承认经济形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具有爆炸性；党政腐败局面还得不到收敛：下岗、失业数以千万的百姓在骂政府、骂共产党，农民面对沈重的负担要起来造反。这3大问题再处理不好、解决不及时，政局危机随时会爆炸。到时可能不是几个城市，而是几万、几十万人上街示威，要共产党下台厖。

§§八、失控：中央政府令出不行

中国各省发现，纵使对中央命令置之不理，也不会遭到处罚，地方遂有自行其是的态势。中央政府不得不积极巩固本身权力，以调动省级官员、严刑峻罚、甚至语言暴力来试图控制地方（Studwell，2002，Ch.11）。由于毛泽东时代即开始的地方分权，使各省甚至各县市财政自主。县市、甚至乡镇可以自行开征新税，以及许多不合法的“费”。这导致后来中央难以调控地方。

不少人以为中国经济不会出问题，至少在短期内（例如10年）不会崩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国中央控制严密。事实不然。由于新闻封锁，外界很难了解中国真相，特别仅从官方统计或观察几个橱窗城市（何清涟，2002）。最近因为东北大庆油田工人示威，外界略知工运状况，但是事实上中国内部农人、工人抗议事件层出不穷，有些规模甚大，只是不为外界所知。

白沙洲在《中国二等公民》（2001，页9～10）开宗明义，就记录了中国农民在2000年8月间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暴动：首先是江西省4万农民集体进行5天暴动（多维新闻网）；8月19日，河南省南阳市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焚毁10辆警车、1个警亭，12名警察受伤（多维新闻网）；8月中旬，江西省丰城爆发2万农民抗税大暴动，当局出动2千武警镇压（香港《开放》，2000年10月）；8月17日，江西省万名农民起来造反，要求减轻农民负担（New York Times， 9月17日报导）；8月31日，江西省2万农民暴动（合众社8月29日、法新社8月31日国际报导）。文内还提到，抗争事件中产生了不少“农民头领”、“减负英雄”等一呼百诺的农民领袖。

总部设在美国的华文网站多维新闻网，援引中国内部消息说，20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10万件民众抗议事件，比1999年增加了70%；但一般相信，实际案件远高于此。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费改税”在安徽省试办1年，据说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准备从2001年全国逐步推广，并有配套措施。但2001年2月检讨成果，并宣布要全国通行后，6月突然喊停；表面理由是配套措施准备不及，实际上是地方反弹，威胁说一旦施行“费改税”，要把国民教育停掉。因为“费改税”使农民负担减轻4成，相对的，乡镇村收入锐减，地方官员说没有经费办理国民教育了。原来农村教育占县级政府财政开支50％以上，占乡镇级政府甚至高达80～90％。唯认真访查，发现各级政府都超编，反对“费改税”，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改革开放，往市场经济发展，照理说应该减少政府管制，公务员也应减少。事实却相反，公务员人数增加，公务预算提高。1978年邓小平上台，公务员及共党党工人数430万人，1990增加到900万人，1998年逼近1,100万人；对应的行政费用占政府预算比例，从4%一直增加到15%。中央政府体察到要在人事案减肥，但各级政府阳奉阴违，先把公务员调往国企单位，再以契约聘回来，并不断续约，使得统计上公务员减少，但名不符实（Studwell，2002，Ch.8）。

杜拉克（Drucker，2002，中译本页180～181）预期10年内中国将分裂，因为现在就有许多象是自治区的地方，对北京“好话说得多、上缴的税少”，只想从中央得到对当地国企的补助。

§§九、中国会不会崩溃？

“中国会不会崩溃”是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它早就应该崩溃了！从各种数据，不论是金融性或实质面、经济面或社会面、微观或宏观、国内专家或国际观察家，大都认为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Studwell（2002）以“中国梦”（The China Dream；中译本译为中国热》，有违作者本意）为书名，配合详尽的资料，从《奇迹出现》的第一篇，到第二篇《奇迹幻灭》，到第三篇《面对现实》，具体地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问题，以及投资中国虽然大都铩羽而归，但却毫无畏惧地前仆后继，象是朝向光明的扑火飞蛾，最终将发现这恒久的期待，只是大梦一场而已。其最后一章指出蠢蠢欲动、伺机吞噬猎物的两个危机：一是结构改革未见成效，落得债台高筑，成长蜗牛化；这其实与事实相去不远。二是比低成长更令投资者与人民胆战心惊的，即对银行或股票失去信心，引发挤兑；这可导致比拉丁美洲更可怕的后果，一旦人民终身储蓄化为乌有，共党政权也将一并告终。

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书名已道尽一切。在他长期担任跨国公司律师，与中国国企与官员的接触中，发现窘态毕露的国营企业、深陷泥沼的国有银行、债台高筑的政府财政，加上双轨制改革带来的贪污腐化、脱离群众，使中国无力进行体制的变革，只能一再强调“安定至上”。就在魂不附体、摇摇欲坠时，中国不幸登上了WTO列车，注定要被震得四分五裂，导至经济与政治同时崩溃的结局。

管理学大师杜拉克在他93高龄出版的《下一个社会》，简短地提到中国。他以观察到的官方控制与自由市场混合下的混乱，认为整顿国企而不引起社会动乱，是中国最大的挑战。目前的情势发展下去，终将使中国分裂。

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的观察，两个日本人，大前研一（2002）与黑田笃郎（2002），算是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大前研一研究中国沿海的工业区，认为中国将分裂成6国国家，或说6个新加坡，并成为世界工厂。他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租位子”的游戏，只要你愿意出租，就可以顺利发展；而中国正有6块分区出租。黑田笃郎也是着眼于中国沿海省份的竞争优势，预期它会成会世界工厂。

大前研一完全不考虑整个中国的大环境，而他对江泽民与朱镕基高度评价，简直到了阿谀奉承的地步。黑田笃郎最后还是检讨了中国的总体表现，并质疑其成功的可能性；他称中国为“世界工厂”只是作为有备无患的思考策略。

最后回到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何清涟的《中国的陷阱》，完整地记录分析中国9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原始累积”。原始累积原本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压榨工人的评语；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所描绘的这个资本原始累积现象，可能不太适合真正的资本主义；但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官僚疯狂累积财富的过程，就象是量身订制一般适配！何清涟这本《中国的陷阱》，忠实地记录了大批这些现象。她说，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称为“权力的市场化”，或说“权钱交换”、“自发性私有化”。地方干部和其党羽，利用经济改革开放、但法制机能尚未建立的空档（即双轨制），手执公共资源的锁匙，利用摊派费用、贪污、回扣、夸大帐单、转售公家廉价货品、公帑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等等手段，获取了庞大的国家财富。其结果引发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犯罪、三农问题、黑社会等，非常严重。

小说家郑义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钜细靡遗地记载了中国从森林毁灭、水土流失、荒漠化、地质灾变、耕地流失、水资源枯竭、江河湖库干涸、水污染、大气污染、垃圾、近海之死、物种灭绝、矿藏耗尽。从制度面分析中国的生态灾难，郑义认为，主要是因为产权不清、“公有私营”的结果。他预测中国不久将有生态的浩劫。

白沙洲的《中国二等公民》，副标题《当代中国农民考察报告》，述说中国在户籍政策下，农民变成农奴的悲惨情境。他与李昌平2002）记录了农民如何入不敷出。这些中国本土人士，披露中国问题之深，令人读后仍心有余悸。

§§十、乱邦不入，危邦不居

中国经济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而且随时可能发生。台湾怎么办？我想有两个做法：了解真相，宣导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对外资而言，虽然也有赚钱的，但因中国社会极难预期，很多跨国企业大举投资中国，最后却认赔撤出。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在中国投资漳州电厂亏本，投资大型医院则是胎死腹中。其实，世界有更多大型跨国企业，同样在中国阴沟里翻船。麦道飞机制造公司在中国布椿20年，本来想一击胜过波音公司，果除了造就了40椿中、美联婚之外，一事无成，最后还被波音并购。事可乐1981年率先投资中国，先后成立15家合资公司，经过20年的惨澹经营，虽然创造了百事可乐在中国销售超过可口可乐的佳绩，但一直没有赚钱，2002年终于与中国合资者决裂而去。

日本零售钜子“八百伴百货”的和田一夫，深信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在90年代投入香港、中国的零售、娱乐市场。90年代，一向保守美国投资银行高盛也进军中国。新加坡、香港、台湾、日本、欧美等
商人蜂拥而入，炒高房地产、炒热股票。中国经济发展佳评如潮，政商名人纷纷往北京朝圣，络绎于途。在一切讲“关系”的中国，中共太子党成为炙手可热的拉拢对象。于是，建立关系、抢执照，横跨汽车、金融、百货、发电工业、医院等行业。

1993～94年中国通货膨胀，政府宏观调控，政府支出减少，一下子荣景不再，股市下跌。高盛投入电力开发，一败涂地。和田一夫如日中天的事业，在中国阵亡，最后连他在日本的八百伴也赔了进去。连精明能干的李光耀，也在中国栽了跟斗，在苏州市的造镇计画，90年代一路亏损，到2001年终于放弃。

虽然商人仍旧前仆后继，不少国家改由政府出面访问兼签订商业契约。这些金额庞大的商机，到头来还是一筹莫展。

更多真象相继出世。日本第一互惠人寿公司（Dai-Ichi Mutual Life）和德国格宁集团（Gerling），分别在2001年底和2002年8月很艰难地获得中国政府颁发营业执照。但两公司在2002年11月18日不约而同宣布撤资。这对刚刚加入WTO、锐意向外资逐步开放金融业的中国，无异是一记丧钟。

台湾以小家电掘起的灿坤集团，15年来在全球家电市场斩获颇丰，唯独在大陆内需市场败阵。大陆《中国企业家》杂志报导，灿坤集团在大陆市场10多年来亏损3亿余人民币（4,000多万美元），仅2001年就亏损了2,000多万。

更多但却很少报导的，是外商受骗。担任重庆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的新竹市民鲍扬波，在重庆遭吞噬2亿元资产，血本无归落寞回台。中国合资者由入股、霸占到完全吞并，使他10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说：“投资前大陆政府百般承诺，投资后冷漠对待”。另一位受骗的台商林志升，最后居然要用“偷渡”的方式回台！有谁会想到，在大陆兢兢业业从事教育事业，最后居然发现有生命危险，乃弃1亿5,000万人民币投资如敝屣，从四川成都展开3千里惊心动魄大逃亡，最后象偷渡犯一样由金门抢滩回台（见林志升，2002）。从学术界转行到实务界的台商高为邦，在天津建立玻璃纤维外销工厂，最后却被一手提拔的中国青年连骗带抢，侵占整个公司（高为邦，2002）
。这些案件有一个共通的特色，就是中国商人都伙同法官、检察官与警察人员，共犯作案。

何清涟（2001，页386）讨论中国90年代的“权力市场化”、“权钱交换”时，就认为腐败必将渗透到司法部门，导致公义退位。被称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阿基米德支点”的司法系统，一旦也制度性地沦陷腐败时，社会道德、人民公义也没有什么防线了。这个社会的堕落将伊于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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