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任何文明的发展，都有三个方面的工程，即理念界、制度界、器物界，一个文明欲发展成功，应先从理念界工程开始，如此再扩展到制度界工程，最终到器物界工程。例如，2百多年前的美国文明，130年前的日本文明；反之，则其文明将艰苦些，如近代的中国文明。
日本文明在现代史上成功的原因， 在于其追求文明进步的理念，能够充分配合制度与器物的发展； 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其制度与器物的发展，悖理了人道理念的精神。 前者体现了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人勇于学习西方文明新智力与理念的事实； 后者体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及文明进步后， 缺乏对人文关怀、人道奉献、人权与世界和平的完整理念， 使日本原本辛苦经营的伟大文明， 受到战争的摧残与重挫，延缓了日本文明成为人类高度化文明发展的时间。
事实上，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新成立的议会，已经发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其中有主权在民的理念；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于英国，发表了《独立宣言》，其中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并且人民有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与追求幸福的权利等。这些西方重要的人文思想，居然没有成为19世纪中日两国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使中日两国文明的改造工作，耽误了许多时间。
我认为，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人民，必须以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作为文明重建工作的重点，如此才能建立未来人类伟大的文明，并且使人民得到真正自由与幸福的价值。这些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人道的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平安、喜乐、幸福与和平等。
思考中日文明的的近代历史，有助于建设亚洲未来的区域文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在未来不应再有任何的对垒与战争，反而应该在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基础上，思考如何在未来建立文明合作与交流的机制，如此亚洲的文明才会有理想的未来。
当人类思考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文化复兴与创造时，不妨重新审视一下中国人近代所走过的历史。从历史上找寻一些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有助于民族的创新与突破。
如果以中日两国而论，中日两国地处东亚大地之东边，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实属首当其冲；由于近代西方文明属于成熟型的海洋文明，它藉由太平洋的海潮传到东方，日本是东亚的古海洋文明，中国是东亚古黄河文明，在天时、地利与人和方面，黄河文明撷取了西方海洋文明之速度，远不及日本的海洋文明，致使日本在东亚近代史上能快快成为海洋文明霸权国家。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彼此意识与立场相同。两者在现代化的历程与流变，实为文明交汇与冲突的典型类型（Ideal Type）。
基本上，近代史上的中日两国，都是专制文明的国家。在这种专制文明之下，人民没有真正的自由、平等、人权、幸福与快乐的价值可言。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走向民主化，而中国至2005年时，仍然在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毫无自由与民主可言。
近代史上的中日两国文明的发展，日本永远走在中国的前面，中国人应该虚心地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我认为，日本人明治维新的经验，非常缺乏人文关怀与人道正义，属于一种帝国主义的文明，这种文明，过度着重器物文明，而忽略了人文与政治理念的建设，具有严重的缺陷，绝对不是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所应该学习的对象；二战后日本的民主宪政，完全学习美国的模式，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应该吸取二战后日本文明成功的经验，也就是谦卑地学习美国的自由与民主文明，如此才能够在未来建设一个充分自由与幸福的国家。
从日本的经验可知，一个国家要走向现代化，绝不可以单纯地着重器物文明，而必须先从建设人文关怀与自由民主理念开始，如此才能在文明的制度与器物方面，有合理均衡的发展形式。一个国家，唯有在理念、制度与器物文明方面，有合理均衡的发展形式，才能为人民建立理想的自由与幸福社会。
一、中日近代现代化历史之比较
比较中日两国的近代史，可以从比较中日两国不同的客观条件开始，例如，人口数量与对传统文化的顽强坚持态度，虽然两国一开始都属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农业文明，但是中国人口数量与对传统文化的顽强坚持态度，比日本多与顽固；致使中国在总体接受新知识的态度上，遭受到传统封闭意识的阻碍力，要比日本更困难度。
由于中国旧传统势力，对新文化的高度抵制，造成中日两国的文明发展，在近代史上有极大的差距，这说明了国家竞争力的强弱，并不决定在历史是否悠久、人口数量是否够多、物质资源是否充足？而主要决定在国家全体人民，对新观念与知识接受的具体成效，而普及国民教育与开发人力资源的成效，又将决定国家的总体生产力，历史可以证明印证这个事实。
兹比较一下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史，以供研究。
翻开历史，我们会很惊讶地问：何以以日本如此小、人口少、而又文明落后的国家，竟然用建国后23年的时间，一举打败地广人众的中国？何以于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竞有能力在中国众多人口与广大土地上，与中国打了八年的战争，使中国沦落到几乎亡国的命运？又何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在一片废墟与萧条下，不到十年（1945年-1954年）时间，又成为世界经济的大国？日本文明的成功经验，是值得那些欲发展现代化的开发中国家深思与参考？
1854年，当美国东印度培里舰队开进了日本江户湾时，引起了日本举国的震憾，日本毫无抵抗的能力。培里说：“不开国，就开火”。于是美日在横滨签约，正式敲开了日本锁国（1639-1854）的大门。
日本人的恐惧与仇外情绪，促使了全国知识分子与领导阶层，共同思考国家未来两大命运课题。一是如何把日本分散的封建国家，改变成为力量集中的统一国家；二是如何快速引进西方文明，达到日本富国强兵的目标。
当时有关如何改变日本封建制度，有两派理论。一派主张“大政奉还论”（和平移转政权），另一派主张“讨伐幕府论”（武力移转政权）。1867年1月30日，日本孝明天皇去世，他是顽固的锁国攘夷论者，由年仅15岁的明治天皇（1852-1912）继位，他接受改革开放的思想，于是日本正式告别了保守派路线，走向了开明专制的新时代。
当时日本举国同心协力，结束了1年又5个月的内战，于是日本开始了近代史上现代化国民教育事业，启动了国家建设人力资源的工作。
日本自1868年推翻幕府，1869年奉还版籍，并于1871年废蕃置县后，由封建国家正式转变成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比中国在1949年才结束近代史上的内战与国家初步统一时间，早了78年。
何以日本仅用1年5个月结束内战、用3年时间摆脱封建制度，成为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中国却用33年（1916-1949）打内战、用38年（1911-1949）进行争夺国家政权。
中国自清嘉庆即位（1796-1820）起，中国便内战频繁，陆续有白莲教、天地会、东南沿海海寇之战。1839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首次遭受战败求和的侮辱，中国签定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接着是列强的侵略、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捻战（1851-1868）、苗战（1855-1872）、回战（1862-1876）、百日维新（1898）、辛亥革命（1911）、讨袁（1916）、军阀割据（1916-1927）、二次革命、内战（1927-1949）、抗日（1937-1945）。中国耗费了153年时间在应付革命、内战与列强侵略。
1949年后中国又被中共所绑架，造成了人民大死亡与文化大落后等现象；这个政权，又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生态与环境。致使中国无法及时，发展各种现代文明，例如，合理的工业化、提高生产力、发展自由经济市场、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普及国民教育、普及高等教育等。
19世纪的中国与日本，都没有经历过西方15世纪中的“文艺复兴”（西方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之兴起）、17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社会科学之兴起）及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工业文化之兴起）。中日两国一直维持着封闭落后的农业文化与封建社会，对于西方新兴的文化、哲学、法政体制、科技文明、贸易等思想，并没有具体的了解。
因此，一旦西方的炮舰来时，中日两国并没有足够的文明力来抵抗。日本尚有明治维新，促使日本用23年，建立起现代的工业文明与国家人力资源；但中国的光绪维新却失败了，使中国足足用了139年时间，才将整个文明从农业时代逐步引入初步工业化时代。
兹举日本为例，当日本在锁国的农业社会时代，日本不断地受到列强的侵略，但在日本明治维新（国家统一政权与武力）后，日本不断地引进各种先进的新智力发展人力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东亚第一个高度现代工业化的国家，于是日本由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进入强国之列。
何以中国要比日本多花一个世纪，来进入现代基础的工业文明呢？此导因于满清末年中国领导层的昏庸腐败、上下并不团结、且国家缺乏一套完整的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培训计划；满清结束后，接着民国成立，然而中国自民国时期开始至近2005年的今天，其选取的政治运作模式并不成功，一直无法顺利地走向民主化，致使国家无法有效地进入现代化的文明。
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在一个旧体制崩坏，新政权尚未建立之时，没有新观念的现代国民、没有理想的政治模式、没有高素质的政府管理团队、没有合理的人力资源培养计划、没有应有的政治与军事实力、没有国民的凝聚力等，任何一个文明落后的国家，要“浴火重生”与改变成为现代化文明的国家，会有一定的困难度。
二、中日近代现代化教育之比较
所谓的现代化国家，基本上是以普及国民教育，为区分点。换言之，凡是有普及国民教育的国家，就是现代化的文明国家；凡是没有普及国民教育的国家，就是不属于现代化的文明国家。
在近代国家的发展历史看来，越早发展现代化教育的国家，越早迈入现代化，成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所谓的现代化教育是以普及国民教育为重点，所谓文明的进步发展，是以民主化为重点；唯有民主化与普及国民教育，才能真正开发国家总体的人力资源，惟有充分的人力资源，才能使国家在短时间内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兹比较中日两国近代现代化教育的发展：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率领文武百官，向天宣誓建设新国家，并公布五项基本政策。这便是著名的“五条誓文”，它代表了日本人近代进取的气概，也代表日本人怀抱着伟大的理想，它具体激发了日本全体国民向世界广大的舞台追求之意志。
1871年，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教育部），学习西方的普及教育制度，并鼓励妇女接受学校教育。1872年，明治政府教育部，公布有关“奖励学习的报告书”，指出教育必须普及，全民皆应接受教育，“今日本不可有文盲的家庭，任何家庭都不应有文盲的成员”。这个强迫义务教育政策的宣布，比严复主张强迫义务教育观念（1902年），早了30年，比蒋介石国民党在1931年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早了59年。
中共国民教育初步普及与重建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才开始。1975年5月邓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谈话会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 “抓科学技术必须同时抓教育，要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自此之后，中共才开始逐步进行初步普及国民教育的工作。
1980年，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把普及小学教育作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9年制义务教育主张，1986年4月1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当年7月1日生效），规定正式实行9年国民义务教育。
依据1988年教育统计，中国小学约有80万所，小学生人数为12,535.8万人；初级中学约有7.5万所，初级中学人数为4,015.5万人。城市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9.77%，农村地区为97.29%。中国从此开始，逐步迈向初步的现代化国家，只是这个应有的普及国民教育工作，中国比日本晚了将近一个世纪。
事实上，中共是一个不重视教育的政党，它对中国教育投资的人年均比，只占2%，远远落后于日本8%至9%，而且中国普及教育的工作，做的并不完全，许多中共所公布的官方教育资料，都是有问题的。
1875年，日本全国有24,225所小学。1878年统计，全国男童就学率占58%，女童占24%，课程完全仿照西方学科，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目的，在于培养下一代国家接班人与国家人力资源，课程除了全盘吸收西方的教育模式，更强调国民“忠君爱国”的思想教育。这是日本狭隘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它说明了何以日本在近代史上能用23年时间，成为强盛帝国主义国家的原因。
二、中日近代引进西方新智力工作之比较
一个国家要从旧文明过渡到新文明，必须从引进新智力工程开始，引进新智力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大量派人到国外学习，另一种方式是大量聘请专家或翻译新智力到自己的国家。
这两种方式都是有效的方法，其关键在于这个国家是否能排除内部矛盾、纷乱与旧思想的抵制，即刻起而行动；在这方面的工作，近代的日本似乎比中国做得成功。
中国五四运动与日本明维学习新智力运动，基本上具有不同的本质。前者，有传统顽固派极大的抵制活动，前者的新思想派为急于推动新理念，竟然采行否定传统文明的方式，如此将文明的学习与建设运动，演变成新旧文明思想之争。这种新旧文明思想之争，不仅导致各种玄学论战、党争、内战与民族分裂行为，使中国文明在近代文明改良过程中呈现文明纷争与分裂的现象，也使中国文明无法团结一心，建立新时代的价值理念，人民失去对自我文明的自信与认同意识，如此新文明学习与建设，仅能及于制度界与器物界的层次；这种方式，注定中国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将步入失败的命运。
人类文明的改造与建设，必须先找到文明的核心价值，然后在这个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建立新文明。换言之，凡是传统文明，符合这个核心价值的部分，就应该支持；凡是传统文明，不符合这个核心价值的部分，就不应该支持，这才是一种文明合理的理性态度。
在现代化文明国家之中，所谓的文明核心价值，就是充分信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幸福与和平等的价值。任何人类文明的改造与建设，必须从这个文明核心价值开始，否则一切文明的改造与建设，可能无法有效达成。
以20世纪初期，中日两国的文明改造与建设而言，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采行全盘否定旧文明的方式，这种方式，会使一个国家的人民，丧失了对自己文明优秀部分的肯定与自信，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文明学习态度；日本知识分子并没有全盘否定日本的文明，因此能够保留对自己文明优秀部分的肯定与自信，但是也同时保留了专制的思想，使日本走向了文明毁灭的命运，导致了二战时期各种战争的罪行。
中国近代史上近两百年的文明变革运动，从中国文明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而言，实在是一段短暂的历史历程；中国近代史上的文明建设历程，若相较于其它国家近代史的文明变革运动而言，似乎走了太多不必要的冤枉路。这些文明发展的错误，都根源于中国人不愿意虚心学习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也不肯虚心地检讨自己文明的弊端，如此不理性的文化态度，自然会影响中国人学习西方进步文明的成效。
在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的文明改造与建设活动，应该虚心地学习进步文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例如，认真地学习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引进美国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引进新观念与智力、接受民主化、采行民主宪政、推动新时代的文艺复新、重视心灵改革、重视道德重整、推动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建设等工作。
兹比较中日两国18世纪末留学与引进西方智力的历史：
日本从1872至1885年，大量聘雇外国专家、技术师、教师、事务员、熟练工等。其中1873至1875年，每年外国专家人数都超过500人以上，直到1885年才减为155人。因为日本人已逐渐学会了外国专家的知识与技术，因此国家聘雇外国人数逐年递减。一个落后及财力拮据的国家，居然愿投下大笔公款，大量延聘先进国家的专家学者，来引进先进国家新智力及推动国家现代化，这个国家的文明发展，岂有不成功的道理？
1871年明治政府派46名政府最高决策官员（占全国50%官员）及60名留学生，一起赴欧美12国考察与学习一年又九个月，主要在考察各国的政治、财经、教育、国防四大领域，并将所考察的知识引进到日本，然后具体探讨可行性与方法。这批官员平均年龄30岁，正因为年轻所以没有太多传统包袱，才能象海绵一样充分吸收西洋文明。
日本明治维新最重要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他写了《西洋情事》、《劝学》及《文明论之概略》三本著名的书，他大力地批判日本传统文明，并主张全力引进西洋文明、劝导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明，以便使日本早日成为文明国家，他的思想得到全国领导阶层与知识分子的共同支持，于是日本全力追求发展西洋文明，并且逐步开始迈向工业化的发展。
反观中国，1793年乾隆在热河行宫接见英王乔治三世特使马戛尔尼，并共游览圆明园。马氏要求增开口岸通商及设立商馆。当时清廷认为“与天朝体制不合”，加以拒绝。1815年，英法战争结束，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国家，加以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贸易兴起，急于开辟海外市场，于是英国再派专使阿美士德于1816年来华，由于嘉庆皇帝与阿氏因礼节之事（三跪九叩首礼）冲突，致使阿氏被驱逐离京，中国于是两次错失与西方工业革命交流文明的机会。
1900年（距1793年有107年），由于中国领导阶层的无知无能，导致八国联军攻京及焚毁园明圆之灾难。一个国家如果不学习新智力与培养国家人力资源，纵使有数千年的文明，纵使人民欲团结起来抵御外侮，也一样要面临艰难的奋斗与失败的命运。
在1841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智识之士如林则徐（1785-1850年）亲睹西方船舰在海中“往返自如”、“火炮凶猛”，意识到西方人军舰、火器、军事训练方法与士兵纪律已超越了中国，于是林则徐全面搜集西方数据，编辑了介绍世界地理的《四洲志》，介绍国内外事务的《华事夷言》及介绍国际法的《各国律例》，开始介绍西方新知。
接着，魏源（1794-1856年）于1842年编撰《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军事及先进科技，并指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在于“内政腐败”及“舰炮落后”两大主因；该书亦提出著名的理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此书成为中国自强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最高指导思想。
另外，徐继畲（1795-1873年）于1848年完成《瀛环志略》，专门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及政治制度的学术著作，徐氏介绍西方富强之道，并说明中国唯有引进西方技术、知识及自强革新，才能富国强兵。
1862年，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及恭王为首，开始推行“自强运动”。该运动着重在“船坚炮利”及“西洋军事训练”。而中国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面失败，证明了32年的自强运动并未成功。1895年李鸿章与日本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心再次全面崩溃。
一般传统历史学家检讨自强运动失败的原因有三，即中国领导阶层的“无知(缺乏新智力)”、“腐败”与“肤浅”。
但是如果更进一步深层思考，则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甲午战争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中国现代理念与制度上的失败，这些失败的原因，导致了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与有素质的人力资源。事实际上，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是近海战，军舰质量与数量不比日本少，军士也十分勇猛，宁可战死也不投降，怎么会全军覆没？其中原因确实值得深思。
军事管理是政治制度的延伸，政治制度是政治理念的产物。如果没有现代化的理念，那么怎么可能产生现代化的制度与管理？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制度与管理，那么怎么可能有现代化的人力资源？所谓的人力资源，包括军事训练、部队的科学管理。当这些客观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足情况下，再勇猛的军人，是很难应付现代化战争的。
日本为了成为东亚强国，用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培养其人资源与人力素质，因为人力资源与人力素质是国家国力的大根本。这一方面，日本所做的工作，远比满清政府要深入得多。
由于列强入侵，中国割地赔款，张之洞奏请仿西法训练新军，翁同和主张变法，以富国强兵；再加上康有为五次公交车上书，陈富国主张强兵之道，于是有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结果由于中国传统文明整体的抵制和守旧派的反对及慈禧的干预，光绪维新终告失败，于是中国在清朝试图开展的现代化的文明与人力资源工程建设，受到了历史上重大的阻碍。
四、中日近代文明启蒙大师之比较
中国近代的新思想家与启蒙思想，对日本智识界与明治维新影响甚大，且整体人数远远超过日本的知识分子的数量，但中国的新思想家却没有办法推动清廷政治的改革。
这说明了，一个国家在封闭的意识与衰败的体制下，纵使有再多的思想家与启蒙大师，也无法充分发挥其巨大的力量。中国人不愿意认真地学习西方的民主宪政，也不原意按照西方成功的民主模式，来建设国家；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中国最后只好采取“革命”与“内战”等激烈的手段，来完成建构国家的工作，只是这个代价太大了，它耗费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文明时间成本。
日本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大师与教育家之一的福泽谕吉，19岁开始学兰学，24岁改学英学，25岁（1860年）随幕府使节赴美，27岁再随幕府使节赴欧，32岁又随幕府使节团赴美，这三次出国经验，使他亲自体验欧美文明，而且他亦采购了大量的西洋书籍，再加上他所学习的荷兰语与英语，使他成为日本近代的启蒙大师。
福氏于1866至1870年间，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轰动。1872至1876年间，又出版17卷的《劝学篇》，亦造成全国轰动，书中讨论“人与人平等”、“国与国平等”、“尊重国法”、“国民责任”、“论怀疑精神”、 “论思想和行动一致”、“论诚信”……等新思想。1874年出版“文明论之概略”，他极力批判日本传统文明，主张全力引进西洋文明，使日本早日成为文明国家。
由于福氏精通外文，大力提倡西方文明，著书百余种，主张实施议会制度、实行普及教育、重视妇女权利和文字改革。他的思想影响了明治维新，也促使了日本举国上下同心学习西洋文明，日本因此开启了现代化人资源与发展工业化的历史工程的建设，于是日本比中国早进入近代文明发达国家之列。
在中国近代史上，来华的西方思想家很多，如明末大量来华的传教士，其中有贡献者，约有90余人，他们学习华语，翻译天文、数学、地理、宗教等各类书籍，对中国科技知识启发甚大；在中国方面，新的思想家与启蒙大师亦辈出，如徐光启、李之藻、戴震、魏源、林则徐、郭嵩涛、徐继畲、龚自珍、严复、张骞、皮锡瑞、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蒋梦麟、罗家伦、汤用彤、张东荪、朱光潜、胡适、孙中山，及少年中国学会中若干著名人等。其中“少年中国学会”，与日本的“明六社”、英国的“费边社”，同为近代国家宣扬新思想的学会，他们共同的使命，在于如何借由发展新思想的运动，来完成国家与民族复兴之任务。
兹介绍中国近代文明启蒙大师严复先生（1853-1921年），他与伊藤博文同时留学英国，返国后并未受到相对等的重用。严复主要有九种译作，他的译着着重于英国当时流行的社会学科，对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若干哲学与思想，例如，基督教文明、人道主义理念、人文关怀、人权理念等重要思想，他都没有译及，我们深以为憾。
由于严复缺乏对上述西方重要思想的翻译，造成了中国近代文明的改革，大都偏向于短视与功利主义的方向，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富国强兵的思想下，迷失了中国文明改革的真正方向。什么才是中国文明改革的真正方向？我认为，是西方自由与民主的价值，也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幸福与快乐价值的社会。
严复希望借由介绍西洋思想来启迪民智、发展教育及改革中国，他的译着范围广大、体系博大，确实在当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智识分子的思想。
严复反对“旧学”，他说：“举凡宋学、汉学、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他否定封建教育文化，他说：“八股大害有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任其一，均足以灭亡中国。”因此他极力主张引进西方智力，开展中国的普及教育，学习西方的典章制度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严复救亡图强论的主张有下列八点：
1、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只有奋发图强才能自救，否则就会被淘汰，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这种“天人互争”的理论，属于西方19世纪末期的思想，它与近代科学鼻祖英国人培根（1561-1626年）所主张：“唯有顺从自然，才能胜过自然”，基本上不同。实际上生物界亦有共生共存的自然和谐系统，例如蜜蜂采蜜传播花粉，动物食果子传递种子，动物亦会保护其下一代等，因此生物界存在的方式，不一定要靠竞争、斗争或互相杀戮来维持其种族生存的权利。后共产时代的人民，一定要改变上述进化论的思考观点，并且以人文关怀与人道正义，为文明建设的思考起点，如此才能避免民族与文明，再次陷入如同中国近代历史一样的可怕浩劫。
2、教育救国论：他强调教育为强国之本，主张鼓民力（指增加人民的体育与体质）、开民智（指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新民德（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
3、西学救国论：主张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习西方科学家研究学问的方法。他说：“要救亡、要富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4、科学教育救国论：他主张富强之基，归于科学技术，而科技之力，在于方法，他大力提倡逻辑的归纳法。他强调“读无字之书”，重视对实事实物的研究，重视与外界事物接触所学习的经验知识，他崇尚自然科学，亦提倡发展自然科学。
5、强迫义务教育：他于1902年时，在中国首创强迫义务教育的观念。他说：“民不读书，罪其父母”，主张引进西洋之学与兴建新式学堂，提倡多办学与普及教育。然而反观日本：1786年，兰学（指通荷兰文）宗师大规玄泽在江户开设研究西学的芝兰堂（兰学私塾），当时已培育了数百名了解西方的兰学学生；1854年，培里舰队敲开了日本大门前，日本已有通晓西方知识的2000多名兰学人口；1868年，明治政府的留学政策与学习西方知识宣言，使日本教育已逐渐开展与普及，从1868至1874年，共计有586名出国留学生；1866年，日本启蒙大师福泽谕吉极力著书及劝日本国民读书，在1868年他创设庆应义塾（庆应大学的前身），培育出无数社会精英；1873年，伊藤博文聘请英国兰克教授，为日本设立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工业大学“工部大学”，当时整个欧洲只有瑞士苏黎世有工业大学，连工业革命起源地英国都还未设立；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全校有39位教授，其中27人为外国人，直到1881年时，东京大学教授仍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大学内直接雇用外国教授，有助于加速引进新智力与学习外文，外国教授不仅会教授新智力，而且会将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思想带进大学。后共产时代的东亚人民，未来发展教育时，不妨采行东京大学的模式。例如大学中理工科系，可以雇用美国MIT与CIT教授；医学与农学系雇用德国与美国名校教授；商学系雇用美国名校教授；法学系雇用美国与德国名校教授；文学院雇用德法意英国名校教授；各国语文学系雇用各国教授，如此才有可能尽快办数所能够媲美欧美各国的好大学。
当严复提出发展教育时，临近的日本，早已成功及全面地发展了政府领导团队、知识阶层与平民的教育工作。当时日本开明派的领导认为：要抵御外侮,就必须先了解外国，要了解外国就必须到外国一探究竟及学习外国。只可惜，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没有采纳严复的建议，使中国错过了一个可以发展“全民教育”与“普及人民教育”的历史契机，使中国延后了一个多世纪的教育发展工作。
6、反对李鸿章所办的洋务运动：他认为应该学习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洋文明”，而不是只学习表层的“船坚炮利”而已。
7、反对革命：1905年春，严复在伦敦会见孙中山，谈论救中国的观点，孙中山主张革命，严复认为中国民智太愚、文化落后，反对以革命方式作改革，主张“从教育入手”，孙中山对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因此可知严复为教育改良派。
8、主张“徐而不骤”式的改革：他主张徐变，反对骤变，他认为不可用骤变或革命的方式来改变清朝封建统治，而只要靠教育或西学力量，来逐渐改变民心和开通民智，就可以救亡图强。因此，严复反对康梁变法，反对立宪活动，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反对五四运动，因为上述方式是骤变，并没有根本解决民智开发及文化落后的问题。
同样是留洋的留学生，彼此学术与认知水平差不多，何以伊藤博文能受到明治政府的重用？何以严复只能作翻译员？同样是东亚两个古文明的国家，同样是封建文化与中央集权的政体，何以有才学的人竟有如此不同的遭遇？
严复的一生都在追求一个如同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一个与明治政府一样的政治环境，一个绝对能人的中央集权政体，一个开明而愿意向西方学习的国家领导。然而，当时中国并没有一个理想的强人政治家与开明心胸的专制领导人，没有一个能够容忍他充分发挥才华的政治环境。最后，他竟然投靠了一心从事专制复辟的袁世凯，幻想通过一个中国的“明治天皇”，来改造中国。历史没有给他机会，即使再加上当时数量颇多的所有智识之士也一样，他们都相继成为当时历史悲剧的承担人。
总结上述，日本比中国早引进西方文明及开发国家人力资源，也比中国早进入到工业化的国家，因此更早推行富国强兵之策，中国始终无法真正了解及和引进西方智力及开发国家人力资源，因此只好面对永无终止的对外战争、对内革命、战争、割地、赔款及亡国危机。
五、中日近代化文化背景之差异
任何一个文明都需要透过不断地引进新智力与技术，来充实其本体文明的本质与内涵，如果一个国家的机制不能担负这一使命，则其文明竞争力将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在此时，需要一批有智识与勇气的知识分子站起来，并推动这个工作，否则任由大多数无知的人操控文明，最终文明将被历史所淘汰，其民族将沦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命运。
兹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文化背景差异条件：
1、日本有兰学，中国没有兰学：日本透过研究荷兰语文，从而学习到西方科技与文明；日本兰学大师能成为明治政府的主要灵魂人物与指导大师。而中国当时的领导与知识阶层，很少人懂外语，对世界文明亦不感兴趣，无法对西方科技文明有清楚的了解，没有培养人才的完整计划，更不想追究西方船坚炮利背后的原因。
2、日本有一半的政府官员曾赴洋考察与留学，中国大部分政府官员对外一无所知。由于当时中国领导阶层的无知、守旧和落伍，以及对新思想的抵制，致使中国近代史上的自强运动与光绪维新相继失败，甚至发生震惊世界的义和团事件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近代史上，由于主政者的无知与无能，造成国家被欺侮侵略与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数量，超过人类史上任何一个国家。
3、中国有科举制度，日本则无。中国在16世纪末期，耶稣会利玛窦教士来华传教时，已将西洋学术介绍给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奈何中国知识分子一心向往科举考试及升官发财，对非科举的知识漠不关心，即使连已留英返国的严复，也不得已再参加科举考试，企图借科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便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惜一切均告落空。日本没有科举，因此学术发展较开放，不受任何限制，知识分子可研究儒学、国学或兰学。因此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思想，都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4、日本统治阶级具有国家使命感，中国统治阶级没有国家使命感。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均以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为主，而且均是由“士”统治社会。日本的“士”是武士。武士阶层，由于经历了长年的征战，因此形成了极勇猛而坚毅的性格，在日本社会中代表着最高荣誉与最完美的人格。武士的任务是尊王、统治及打仗，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国家使命感，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因此明治政府才能顺利地“王政复古”及“废除幕府”。中国的“仕”是文士，文士的任务是读书、升官、发财，他们只会读四书五经及全心追求科举功名，不懂得如何打仗及捍卫国家，他们认为打仗是军队的事。
5、日本人民的危机警觉性强，中国人的危机警觉性不强。中国发生鸦片战争（1840年）后，中国人仍没有检讨失败的教训，国家依然腐败；日本在中国发生鸦片战争时，举国震憾及热烈讨论，例如日本知识分子佐久间象山致友人信中说：“关于清国与英国之战争，事态严重，这个太古圣人以来的礼乐之邦，被欧洲人蹂躏，真是令人难过。”这是日本知识分子危机意识具体的表征。
鸦片战争13年后，培里舰队才来到日本要求开国，这13年的时间，让日本朝野上下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中国失败的经验，也使日本比中国更早了解西方，减少了走许多错误的脚步。
6、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比日本强：中国向来以天朝自居，不肯向外族学习，即使战败也不承认文明落后；日本人向来向中国学习文化，从公元七世纪开始便派4次遣隋使及12次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文明。当中国在满清末年战败后，日本全民警醒，于是便转移向西方学习。
中国近代史早期若干统治阶层与传统读书人的无知、自大、骄傲、追求功名、缺乏警觉性和向先进智力学习的心态，延误了中国发展文明与人力资源的时间，使国家在当时丧失了文明前进与突破的机会。
六、光绪维新与明治维新之比较
任何一个落后的文明，都须要透过有效的革新来改变其文明的劣势，如果其文明传统的内聚力试图抵制或反对革新，则其文明的生命与成长周期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当新的文明侵入时，这个顽强守旧的文明，必然无法因应各种环境的挑战，最终走向解体或毁灭的命运。
兹比较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光绪维新之不同：
1、日本明治维新，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及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作支持，因此可以作全面体制的变革。中国光绪维新，皇帝没有实权，各省督抚并不遵从，改革成为虚文。
2、明治维新朝野一致支持，光绪维新朝野均反对。满人掌权者担心汉人夺权，汉人当权者又忌新人夺权，反对派势力过大。
3、明治维新，全国智识之士全力支持；光绪维新，由于废科举，激起全国仕大夫的公愤，维新派并没有为仕大夫安排一条可行的出路，等于否定了传统的文官制度，并与全国仕大夫及文官体制为敌。
4、明治维新，派大量官员赴西洋考察与学习。光绪维新，亦有诏令满族亲贵出洋考察，奈何亲贵大哗，因此取消此令。
5、明治维新，是举国上下之维新，是国家一致的任务与使命。光绪维新，是少数智识之士的维新，举国朝野均抵制，很难全面实行。
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批评其兄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拥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实为光绪变法最佳分析与评论。一国之改革变法，如果没有强固武力后盾、公众舆论支持及大多数人齐心齐力配合，是很难成功的。中国历史上如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其失败原因皆如是。
同样是两个封闭无知与文化落后的国家，同样是两个极力救亡图强的国家，同样是近代史上两个面临外侮侵略与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国家，由于两国的领导阶层知识水平与对国外新智力了解不同，使得两国的国力在日后的发展上，差别竟然如此悬殊。
“历史是发展后果的呈现，历史也将检验一切事实。”当中日甲午战争开战（1894年）时，其胜败之数，早在23年前明治政府派官员与留学生赴国外学习（1871年）时，便已决定了。
七、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兴的原因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之所以能迅速复兴的原因，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戴明与麦克阿瑟，他们两人为日本引进了现代化管理思想，使日本企业界与政府界人力管理素质得到普遍的提高。一个文明的人力管理素质提高了之后，则其文明的世界竞争力也将会得到提高，在未来世界经济快速剧变的时代里，这一文明才会有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日本在二战后，何以能迅速发展进入经济强国之列？1950年夏天，美国质量管理之神戴明博士访问日本，并开始传授美国品管概念给日本各大企业的高阶层管理者。从当年七月开始，全日本掀起了追求“品管第一”的巨大风潮，不到5年时间，日本的产品已攻占了世界市场（1954年）。
在此之前，日本所制造的消费品，向来被世界公认为廉价而低劣的次等品。经过短短5年的学习，日本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戴明博士实在是日本战后经济的幕后功臣。
此外，日本在二战之后，麦克阿瑟将军为日本引进了美国宪法与现代政治管理制度，使日本能学习到最先进国家的宪法与政府管理方法，提高了日本政府总体管理能力，并有效地改进了管理方式，因此麦氏是日本政府在二战后走向现代化政治管理的主要功臣。
八、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企业重建工作：提高国家生产力
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为了提高国家生产力，必须对所有企业，进行各种重建工作。这些重建的工作，可以参考日本二战后企业重建的成功经验。
中国的国营企业与日本的大型企业，性质十分类似；而且中国国企所面临的问题及发展情形与日本1950年以前无异。后共产时代东亚的人民，如何用现代管理、市场营销、策略规划及质量管理的概念，以便提高国企生产力与竞争力，实为国家当务之急。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应大力研究日本各大型企业主要复兴之道与戴明博士“管理十四要点”（被誉为现代管理的圣经），以便振兴国家的工业与企业。
中国自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失去了一次接触戴明的机会，希望后共产时代东亚的人民，不要再失之交臂，戴明博士的质量管理概念与方法，可以作为国营与私营企业未来全面脑力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及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力之参考。
戴明（W. Edwards Deming）博士经年访问世界各国，介绍其品管理念。日本为纪念他对日本经济发展之巨大贡献，特别设立了国家戴明奖。1980年，NBC播出“日本能，美国为什么不能？”的节目后，戴明的管理理念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质量革命风潮，由此全面化带动了美国的国家生产力与国际市场竞争竞争力的提升。后共产时代东亚的人民，在未来应努力全面推动质量革命；如此国家的生产力与国际市场竞争力，也才能有有效提高的机会。
戴明的品管理论提供了每一种企业能进入国际市场的一把金锁，也就是“质量第一（Quality，No.1）”的概念。中国企业在加入WTO后，如何走向国际化的市场，舍弃“全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的路子，是绝对走不通的。目前世界上谈品管，近十年来首推戴明、朱兰、阔思比三位大师，他们的思想值得各国企业借鉴。其中戴明实居影响力之首席，应加大力度继续研发与学习。
九、以伟大爱与正义的价值，建设后共产时代东亚的文明
我主张，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透过公民普选的方式，建立新政府与国家，然后在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前提条件下，探讨未来建立亚洲联邦或邦联的政治组织。
不论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建立任何的政治组织，都必须站在充分民主化的立场，如此才能保障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价值。
我认为，人类所有文明的发展，绝对不能脱离了人文关怀与正义的理念。在这个理念的原则之下，人类可以发展各种伟大的文明核心价值；这个伟大的文明核心价值，也就是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建立自由与民主文明的根本基础。
附记：
1.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由于传统文明对新文明的抵制，因此文明的发展只好先从器物界工程开始（如同光自强运动，以船坚炮利器物的发展为主），然后再接着发展制度界工程（如光绪变法，以建立制度为文明发展的主理念），对于西方民主进步文明的理念价值，全民并没有深度的学习与开展（如自主、平等、法治、科学等理念界思想），致使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屡屡受挫及举步惟艰。
反观美国，在开国之初，万众一心，支援杰佛逊民有、民治与民享的理念，开创了美国联邦政体，最后发展了民主政体与科学创造，使美国器物界文明发展到达人类史上的最高峰。此外，再论日本，日本从明治中央集权政权，最后发展了现代工业化文明，使日本国力，成为半个世纪前东西第一强国，但日本的文明价值理念有若干缺点，如未能扶贫济弱，追求幸福理念及爱好世界和平，因此其文明仅能维持76（从1871年日本废蕃县，中央集权开始，至1947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最终其强大的文明瓦解，必须重新再来一次。
2.后共产时代东亚的人民，发展亚洲大陆西部时，可以引进日本大量的技术与专家，以亚洲大陆西部广大的土地与资源，足可以提供给日本，作为解决人口压力与劳力密集问题的理想环境。
3.日本地处太平洋西岸，自古以捕鱼与海上频繁活动为主，其国家主要以本州岛、北海道、四国、九州岛四岛所组成。四个岛犹如在海上乘风破浪与急速行进的船舰，是亚洲海洋文明的代表。
4.1871年明治统一国家至1894年甲午战争，共计23年时间。这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关键的时期，这段成功的文明复兴工程的经验，值得人类各大文明思考。中国从1978年后改革开放至2005年，共27年，中国总体国力的发展，仍然十分落后，并且存在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心腐败、道德堕落、贪污腐败、贫富不均与高失业率等；其根本文明落后的原因，在于中国缺乏民主化，没有真正的民主化，人类现代一切文明建设，都将落空。
5.《孙子》计篇：提出战争致胜的五个条件，即道、天、地、将、法。如果以其理论，作为分析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的文明发展，可以列出下列国家文明的条件：
(1)道：富国强兵，凝聚全民爱国意识
(2)天：引进新智力，普及国民教育，掌握发展文明时机
(3)地：重视国家基础建设，发展工业文明，提高生产力
(4)将：开发人力资源，提高领导团队素质
(5)法：完善文明制度。厚植国力
从以上五项分析，可知中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普遍做得并不理想，因此在文明发展与日后战事中频频失利。
6.从1839年鸦片战争至2005年，共计166年，中国仍然不能民主化，并且实行民主宪政。
7.曾经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其著作“西潮”提出，日本善于效法。她效法唐宋的文化而定立国之基础，她效法英国建立海军；效法德国训练陆军；效法美国发展工业。她效法十九世纪的西方国家建立殖民帝国……，她效法德国闪电战术而发动珍珠港的突击。（西潮32章：中国与日本）
8.近代史上的中国，不能够充分地意识到，外来文明的问题；也不能够虚心与认真地学习西方进步文明。在大时代潮流的驱动下，只好不断地被迫做各种文明的转型，中国人在没有很清楚的文明自我意识与心理准备之下，瞬然间已从农业时代蜕变成为初步工业时代。中国不愿意真正进行文明的改造工作，不断地纵容忽视国民普遍愚贫弱的问题，在这种长期积弱不振的文明形态下，只好面对一连串列强侵略、变法维新、割地赔款、革命战争、五四运动、抗日、二次革命、内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巨浪翻腾的历史现象，正如唐诗所形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至今许多60岁以上的人，依然能很清楚地回忆他们的亲身经历：关于农业与初步工业两文明的巨大差异经验，以及农业急剧转变成初步工业文明的所有历史艰辛与痛楚。中国过去这种顺应与迁就历史浪潮的行为，应该有所改变，后共产时代东亚的人民，应有意识地主导自己的历史与命运（内控文明），不应再受外来文化与外控系统（外控文明）的驱迫了！
9.从近代史上可知，一种普遍不公不义的人类现象：凡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经常会被以工业立国的国家所欺侮与侵略;以工业立国的国家，为了要取得丰厚的工业原料与经济资源，经常会以非人道的侵略手段，来掠夺农业化国家的一切资源。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以农业文明立国的国家能抵抗得住以工业文明立国的国家之侵略。这种侵略行为，是人类未来现代文明所应谨慎与避免的，也应该受到未来人类历史的严厉批判与唾弃。
10.中国近代史，一直无法有效地民主化，也无法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幸福与快乐价值的社会。中国人一直被专制政权所统治，在这种专制的文明环境下，中国没有有效引进新智力的社会机制，没有发展国家人力资源的计划，相对地国家文明生产力也不能发达。在近代史上，这三点问题，使中国文明力与国力永远落后于各先进国家。
11.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并未能真正地民主化，由于不能够民主化，因此无法有效地解决中国各种面向现代化的文明基本问题，如生产力落后、缺乏现代化知识、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人力资源不足、工业化太差、科技未发展、宗族社会阶层与守旧思想（抵制法治思想）、意识封闭（拒绝新文明与新技术）、缺乏独立创造性（属于集体性权威文化）、压抑个人自主性等。
12.依据日本人吉田茂著作《一百年来的日本》（台北东方出版社，1968年）第一章“明治的创业：冒险与成功”一文，记载下了当时的《五条誓文》：
(1)、广开言论、扩大会议，是非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一德，奋起为国。
(3)、所有文官、武士、平民，均应抱此决心，矢志不渝。
(4)、革除旧有之陋习，守天地之公道。
(5)、吸收世界的智识，振兴伟大的皇基。
13.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已是现代列强国家；1911年明治末期时，日本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超过95%；1911年，日本政府更正式批“开办私立大学”及“公布高等中学”条例，日本于是全国全面开始普及中学与高等教育。这说明了日本普及国民教育，比中国早了近一个世纪，这也体现了中国在近代史上迈向现代化时间，比日本晚了近一个世纪。
14.东京大学于1877年创立，当时有文理法医四个学部，教授共有39人，其中27人为外国人，12人为日本人；到了1881年时，该校外籍教授仍占一半以上。这是日本在近代史上，与外国人联合办学成功的例子，这个方法使日本能快速地直接学习到西方的文明（而非透过翻译数据学习）。日本于1873年设立了在当时全世界第二所工业大学（工部大学，系由英国9位教授为日本办的，是当时世界上办得极成功和出色的工业大学），仅次于瑞士苏黎世的工业大学（当时连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都尚未设立），这是日本联合办学又一成功的例子。
15.明治政府为了快速引进西方的文明，采用了下列四种方法：
(1)、大量延聘外国专家学者到日本来，或担任政府及各部门的施政顾问，或在各工厂传授技术，或到各大学任教，以便在最短时间，将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
(2)、派遣大量留学生到西方各国留学。
(3)、派遣政府官员到西方各国考察。
(4)、由少部分已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社会精英，透过文字翻译及媒体传播，对日本国民作文化启蒙教育，将封建文化转为现代化文化。
上述明治政府引进西方文明的方法，值得世界各国学习新智力与发展高度文明之参考
16. 1871年明治政府，所派遣的使节团，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伊藤博文，曾用英文在旧金山作演讲，他说：“本国的政府与人民最热切希望的，就是与各先进国一样，达到文明的最高点。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打算在海陆军与学术教育上采用西方的各项制度。此外，我们也一面发展对外贸易，一面吸收海外知识”。他又提到日本的国旗，他说：“本国的国旗中央有颗红球，过去有人把它视为一块封住日本文明的封蜡烛，可是将来它必定会回复原本的意义，亦即，象一颗东升的太阳，与世界各文明国家为伍，不断地向前、向上移动。”
世界上从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国家刚结束内战，在国家刚成立后的四个月，在政权还未稳定、在政务还未上轨道时，便派遣“半个政府”，花了如此长的时间，考察如此多的国家。所有赴西洋考察的官员，返国后均位居要职，如特命大使岩仓具视，致力于日本的宪法制建立；副使体伊藤博文，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理事官山田显义，担任司法大臣；书记官渡边洪基，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等。
上述日本派遣使节团的做法，值得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学习。
17.乾隆说：“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闭关自守政策）、“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意指中国不需外国产品）。
18.一般对中日甲午战争，分析的观点如下：
(1)、满清朝廷守旧派的无知及反对：朝廷主政者反对一切洋务，认为自强运动为亡国运动，推行该运动的人为汉奸国贼。反对同文馆办新学，反对引进西方新智力及科技。当时中国整个文明的核心价值抗拒各种新思想与体制，只能勉强接受技术性的改革，这是顽固而守旧文明，接受新文明时，通常会发生的错误方式。
(2)、领导阶层腐败：1888年海军经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供慈禧太后享乐，海军从此未添新舰及大炮，军费与军饷不足，军舰与武器均不如日本。（从史料分析，当时中国的海军的预算、新舰、大炮及装备远比日本要高与精良，而且中国的军士也非常勇猛，宁可战死，也不投降。）
(3)、自强运动仅限于学习“船坚炮利”，属于西方富强之皮毛：对于西方全面的富强文明、科技、制度、思想、新智力并不学习。
19.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领导“公交车上书”，在上书中提到“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的救国主张。他在北京创办“强学会”（1895年7月），并刊行“强学报”，鼓吹“开民智”以求国家富强。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比五四运动早了24年），他们在各省设立学会、创办报刊、传授新知、设立新式学校及办演讲会，一方面传授西方新知，另一方面鼓吹革除中国旧传统的陋习。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化运动，仍然没有深入探讨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与民主理念的思想。
20.福泽谕吉，1835年生于九州岛中津藩下级武士家庭，卒于1901年，是明治维新时代民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详细介绍，请查《大英百科全书》(Britannica)，第五册42页Fukuzawa Yukichi条目。他除了出版书外，他于1868年创立庆应义塾（庆应大学的前期），为日本政教界培育出无数的精英；他于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
福泽谕吉主张全力引进西洋文明，并非全盘西化，与中国五四运动时代新文明的推动者，有很大的区别。虽然福泽谕吉介绍了许多西方现代的思想，但是仍然缺乏介绍西方重要的人文关怀与文明核心价值的理念。
21.明末大量来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意大利传教士，他于16世纪将西方文明引进中国明朝，他在中国住了30年，着有《中国札记》、《坤宇万国全图》、《几何原本》、《圜容较义》等）、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德国人，1622年来华，清廷授官为钦天监监正，其道德学问非常杰出，受到清廷十分的敬重）、毕方济（Franciscus Sambiaso）、庞迪我（Diego Pantoja）、熊三拔（Sabatinde Vrsis）、龙华氏（Nicolous Longobardi）、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荷兰传教士，中国清朝官员，1659年来中国，1660年成为汤若望的助手，1669年授钦天监监副，后升为监正，他改造北京观像台和仪器设备，他盛赞中国文化，使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深受启发，着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外记》、《灵台仪象志》）等。
22.徐光启（1562-1633年），中国明代科学家、政治家，他最早将欧洲数学引入中国，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勾股义》，并主持《崇祯历》，奠定近300年历法基础。其著作《农政全书》影响甚大，共60卷，引用历代著作300多种为科学重要文献，书流传到日本。
23.李之藻，译亚里斯多德《名理探》与《寰有诠》。
24.戴震，字东原，安徽人，1723~1777年，精通礼经、名物、经傅小学，着有《考工图记》、《孟子字义疏证》等，其门人有段玉裁、王念孙等。
25.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时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参加过浙东抗英战争，因痛恨清廷昏庸和投降派误国，辞归。受林则徐嘱托，据所辑《四洲志》扩编为《海国图志》，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史地民俗，主张学习西方兵工技术和练兵规要，练军经武以抵御外敌侵略，鼓吹变古革新，认为“今胜于古”，是中国近代改良派先驱。着有《圣武记》、《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春秋繁露注》和《元史新编》等。
26.林则徐，令人专职译《澳门月报》，以便了解西方。
27.郭嵩涛，着《使西记程》，主张立国之本在政教修民、士民殷富，反对只重视科学技艺。
28.张骞曾讲学于南京正文书院；皮锡瑞曾讲学于江西经训书院；沈曾植曾讲学于两湖书院。
29.梁启超，着《变法通议》、论学校、论科学、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等；并任上海时务报主编；谭嗣同(1865~1898年)，湖南浏阳人，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痛愤中国积弱，立志改革，着《仁学》，书中提出：“仁”和“以太”为世界根源，“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物”，又认为“以太”充满世界，世界由是而产生。从而建立了一个充满科学与宗教、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上学等对立观点的思想体系。强调社会历史发展进化的辩证思想，在政治上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批判封建纲常与名教。
30.蔡元培(1867~1940年)，曾任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校长，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他认为美术可以作为本体界与现象界之桥梁。他对艺术的评价是：“艺术所以表现本体界之现象，而提醒其党性。科学所以扫除现象界之魔障，而引致于光明。道德之超乎功利者，伴乎情感；恃有美术之作用。他对教育观点，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应以政治为目的，而应以整个社会为目的，亦即以公民的物质与精神幸福为目的。道德之之关于功利者，伴乎理智，恃有美术之作用。”他着有《中国伦理学史》、《哲学纲要》等。
31.蒋梦麟，着《西潮》、《新潮》家，民国8年五四运动，北大校长蔡元培，请他代行校务。
32.罗家伦（1897-1969年），字志希，1919年他与傅斯年创办《新潮》月刊，用新标准评价旧文化，用新文学表现新人生、用新态度促进新社会，风行一时。五四运动时，被推为四位代表之一，到使馆递送意见书，着《新人生观》、《新民族观》、《科学与玄学》等书。
33.汤用彤，出身于佛学家庭，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为欧阳竟无的学生，汤氏在佛学史上的造诣，在辛亥革命之后至今为最著名者，他能阅读巴利文及梵文，着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隋唐佛教史》等。汤氏综合中西方法，以中国文化正统来融会中国、印度与西方的思想，并对未来中国人寄予高度的希望。
34.张东荪，生于1886年，着有《道德哲学》、《新哲学论业》、《多元认识论》、《哲学》、《思想与社会》，译有《博格森创化论》、《物质与记忆》、《柏拉图五大对话》等。
35.朱光潜，曾留学欧洲，着《谈美》、《文艺心理学》等。
36.胡适(1891~1962年)，以杜威思想为核心，主张否定传统，打倒名教，否定宗教、提倡实用主义，讲究证据主义，着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和《胡适文集》等
37.依据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少年中国学会为1918年6月下旬，由王光祈等7人发起，其中有会员田汉、朱自清、方珣（即方东美）、毛泽东、张闻天、李大钊等117人。
38. 英国的“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成立于1884年1月4日。
39.严复的译着，如：赫胥黎天演论、穆勒群已权界论、穆勒名学、斯宾汉尔群学肄言、亚当斯密斯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真克斯社会通诠、耶其斯名学浅说、卫西琴中国教育谭等。
40.严复的译着，没有译及的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若干哲学与思想如：哲学形上学、宇宙论、人性论、美学、伦理学、士林哲学、神学、精神哲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哲学方法论等，此外，并不涉及若干西方重要的哲学思想家，如希腊三哲、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us, 354-430）、多玛斯（Thomas Aquinas, 1224-1274）；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家：哥白尼（Nicolaus Kopernicus, 1473-1543）、牛顿（Isaac Newton, 1643-1727）、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笛卡儿（Rene Descartes, 1596-1650）、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莱不尼兹（Leibniz, 1646-1716）、洛克（John Locke, 1632-1(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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