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以前 人名多半是一个字?(图)

2017-10-02 00:00 作者: 兔透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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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名真正独大,是从汉代开始的。图为一开始就叫复名“弗陵”的汉昭帝,他在后来改成单名“弗”。(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个问题的描述其实不太准确。

单名在汉代开始独大

先秦复名绝不少见,尧名放勋,舜名重华,大禹传说名文命,而其后代的夏王也多见复名;商王以天干为名,均为复名;周天子和春秋诸侯也常是复名,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郑庄公寤生、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

单名真正独大,是从汉代开始的,两汉二十三俱为单名,三国诸多风流人物,更是绝难想出一个复名来。

至于其原因,有种解释说是西汉元始二年,汉平帝下诏说自己“箕子”之名“不合古制”,于是改为单名“衎”,这时正是王莽专政,因而后人会说“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

这种解释并不合理,单名在此之前已经盛行,而皇帝把自己的复名改为单名,也并不始于汉平帝。汉昭帝一开始就叫复名“弗陵”,后来改成单名“弗”,原因说得也很明白:“以二名难讳故”。也就是说,皇帝要是叫复名,你们就得避讳两个字了,为方便群众,特地只用单名。

值得一提的是,汉晋皇帝为此作出的贡献不止是用单名,他们还常选用生僻字命名,如刘炟、刘肇、曹叡、司马炽。

既然皇帝带头只用单名,还是这么高大的理由,下边的官僚岂有不效仿之理,毕竟他们学习这样的做法,也有利于一家之中避家讳,便于维护自己的尊严。

天子的避讳之举

但为什么直到汉朝,天子才意识到要为群众避讳行方便呢?原因很简单,避讳的规矩虽然古老,但过去本来不需要避这么多讳。

《礼记・曲礼上》:“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讳。”即是说避讳不用管同音字和读音相近的字;如果是复名,只要不把两个字同时使用就算避讳了,如孔子母亲叫征在,孔子说“征”时就不说“在”,说“在”时就不说“征”。

到了秦汉,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皇家威严,避讳变得远比古制要严苛了。音近字也免不了敏感,汉武帝叫刘彻,于是车辙也只好叫“车通”。不光皇帝的名讳要避,皇族乃至外戚的名讳也得避,今天的寿张县,曾经叫寿良县,为避光武帝叔父的名讳而改称寿张;孝元皇后父亲名禁,当时就把“禁中”改称“省中”来避讳。

所以,直到汉代,减轻百姓避讳负担的意义才变得显著,才值得皇帝做出表率。

但单名现象只是上层社会的专利,平民仍然是单名、复名皆有,东汉时期留下来的买地石券,即使位于距离首都洛阳很近的地方,也都是同时存在单名和复名。

复名的开始盛行

那唐代以后复名又是怎样重新变多的呢?这要从东晋后期人名的一种特殊现象说起,那时候,上流社会流行一类特别的复名:单名加上一个虚字。如在单名后边加个“之”,在单名前边加个“道”,加个“僧”。

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王羲之的“羲”加“之”,后边的“之”就是虚字,它无需避讳,王羲之的儿子有五人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王献之又有个儿子叫王静之,祖孙三代都带个“之”字,完全不会被人认为不妥。

关于“之”字的意义,陈寅恪指出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属于信仰标识,其他如“道”“僧”也很类似。但东晋南朝人士用上这样的复名也不仅是出于宗教原因,加进去的一个字完全可以用于表达别的内涵。据《晋书》记载,大将军桓豁有二十个儿子,取名时都加了一个“石”字,如桓石秀、桓石虔,这是为了契合前秦谣谶“谁谓尔坚石打”。

再往后,加给单名的虚字类型变得更加丰富,信仰色彩的虚字逐渐退潮,而带有儒家道德涵义的虚字则增多起来。很多人名里都加入了“仁”“孝”等字,宋武帝刘裕给他七个儿子取名都带个“义”字。

这类做法造成了取名风向的逆转。从东汉到西晋,原为复名的寒人新进入官府,会给自己改成单名,孟孝琚碑的传主原名孟广宗,就改成了孟旋。而陈朝人周文育原名项猛奴,是典型的俚俗名,为转换身份,他选择的改名就并非改作单名,而是在中间加了一个有寓意的“文”。

※ 本文主要参考了:黄清敏《汉晋人物单名现象试探》、魏斌《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两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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