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唐朝以前 人名多半是一個字?(圖)

2017-10-02 00:00 作者: 兔透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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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名真正獨大,是從漢代開始的。圖為一開始就叫復名「弗陵」的漢昭帝,他在後來改成單名「弗」。(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這個問題的描述其實不太準確。

單名在漢代開始獨大

先秦復名絕不少見,堯名放勛,舜名重華,大禹傳說名文命,而其後代的夏王也多見復名;商王以天干為名,均為復名;周天子和春秋諸侯也常是復名,比如我們都很熟悉的鄭莊公寤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

單名真正獨大,是從漢代開始的,兩漢二十三俱為單名,三國諸多風流人物,更是絕難想出一個復名來。

至於其原因,有種解釋說是西漢元始二年,漢平帝下詔說自己「箕子」之名「不合古制」,於是改為單名「衎」,這時正是王莽專政,因而後人會說「王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

這種解釋並不合理,單名在此之前已經盛行,而皇帝把自己的復名改為單名,也並不始於漢平帝。漢昭帝一開始就叫復名「弗陵」,後來改成單名「弗」,原因說得也很明白:「以二名難諱故」。也就是說,皇帝要是叫復名,你們就得避諱兩個字了,為方便群眾,特地只用單名。

值得一提的是,漢晉皇帝為此作出的貢獻不止是用單名,他們還常選用生僻字命名,如劉炟、劉肇、曹叡、司馬熾。

既然皇帝帶頭只用單名,還是這麼高大的理由,下邊的官僚豈有不效仿之理,畢竟他們學習這樣的做法,也有利於一家之中避家諱,便於維護自己的尊嚴。

天子的避諱之舉

但為什麼直到漢朝,天子才意識到要為群眾避諱行方便呢?原因很簡單,避諱的規矩雖然古老,但過去本來不需要避這麼多諱。

《禮記・曲禮上》:「禮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諱。」即是說避諱不用管同音字和讀音相近的字;如果是復名,只要不把兩個字同時使用就算避諱了,如孔子母親叫徵在,孔子說「徵」時就不說「在」,說「在」時就不說「徵」。

到了秦漢,為維護中央集權的皇家威嚴,避諱變得遠比古制要嚴苛了。音近字也免不了敏感,漢武帝叫劉徹,於是車轍也只好叫「車通」。不光皇帝的名諱要避,皇族乃至外戚的名諱也得避,今天的壽張縣,曾經叫壽良縣,為避光武帝叔父的名諱而改稱壽張;孝元皇后父親名禁,當時就把「禁中」改稱「省中」來避諱。

所以,直到漢代,減輕百姓避諱負擔的意義才變得顯著,才值得皇帝做出表率。

但單名現象只是上層社會的專利,平民仍然是單名、復名皆有,東漢時期留下來的買地石券,即使位於距離首都洛陽很近的地方,也都是同時存在單名和復名。

復名的開始盛行

那唐代以後復名又是怎樣重新變多的呢?這要從東晉後期人名的一種特殊現象說起,那時候,上流社會流行一類特別的復名:單名加上一個虛字。如在單名後邊加個「之」,在單名前邊加個「道」,加個「僧」。

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王羲之的「羲」加「之」,後邊的「之」就是虛字,它無需避諱,王羲之的兒子有五人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王獻之又有個兒子叫王靜之,祖孫三代都帶個「之」字,完全不會被人認為不妥。

關於「之」字的意義,陳寅恪指出是天師道徒的習慣,屬於信仰標識,其他如「道」「僧」也很類似。但東晉南朝人士用上這樣的復名也不僅是出於宗教原因,加進去的一個字完全可以用於表達別的內涵。據《晉書》記載,大將軍桓豁有二十個兒子,取名時都加了一個「石」字,如桓石秀、桓石虔,這是為了契合前秦謠讖「誰謂爾堅石打」。

再往後,加給單名的虛字類型變得更加豐富,信仰色彩的虛字逐漸退潮,而帶有儒家道德涵義的虛字則增多起來。很多人名裡都加入了「仁」「孝」等字,宋武帝劉裕給他七個兒子取名都帶個「義」字。

這類做法造成了取名風向的逆轉。從東漢到西晉,原為復名的寒人新進入官府,會給自己改成單名,孟孝琚碑的傳主原名孟廣宗,就改成了孟旋。而陳朝人周文育原名項猛奴,是典型的俚俗名,為轉換身份,他選擇的改名就並非改作單名,而是在中間加了一個有寓意的「文」。

※ 本文主要參考了:黃清敏《漢晉人物單名現象試探》、魏斌《單名與雙名:漢晉南方人名的變遷及其意義》兩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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