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在中国:在苏醒和打压之间(图)

原题目:在控制中复兴,在复兴中打压——普立兹奖得主张彦谈中国宗教治理


宗教
张彦(右二)在德国参加刘晓波纪念活动(TOBIAS SCHWARZ/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3月11日讯】很少有一位记者,能经历这么多国家的重要时刻。

57岁的张彦(Ian Johnson)是加拿大蒙特娄人,在美国受教育,1986年来到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学中文,遇到台湾解严、蒋经国去世;1988年他在柏林,见证柏林围墙倒塌、东德共产政权的瓦解;1984年他第一次进入中国,自1996年起长驻中国,从学生到记者再到作家,曾是《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驻中国的特派记者。30年间虽然尚未看见中国民主化的转变,但他目睹中国的宗教复兴,看见中国在物质与精神间的辩证。

近期他对宗教的研究,写入《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一书,里头提到法轮功与六四,也写真描绘政府的打压,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版社买下版权。《纽时》对此书的介绍是:“渴望信仰并为生命寻找意义的一般中国老百姓,来不及等待习主席精心打造的中国梦。道教、佛教、儒家的信徒现在被允许重建寺庙,往昔仪式传统的记忆再次复苏,被信徒重新带回中国。”

“带着Gucci包的女生拿着香”

2月,张彦来台参加国际书展,距离上回来台已是9年前,走在台北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他拿着手机拼命拍照,像个淘气的大男孩,张大双眼,指着道路另一边的大楼说,他在台北时这大楼就在了,在他眼里,“台北并非漂亮,却是有趣的城市。”他说台北从街道到人情处处洋溢着“人的尺度”,而不是北京八线道似的巨大街廓。新书发表的这天,他身上飘着淡淡硫磺味,原来在台北他不是住饭店,而是赶赴老朋友、前《人间杂志》摄影钟俊升在阳明山的家。

记者有各种融入环境的方式,张彦总能在第一时刻找到最适当的距离、最新鲜的眼光,台北的闲适让他轻松地打了几个哈欠,这是他在中国少有的感受。多变复杂的中国随时让人警醒好奇,外派中国的记者总有写不完的主题,而宗教,是萦绕张彦30年的课题。

之所以选宗教这个题,源自张彦虔诚的基督教徒母亲。“22岁去到北京,庙里是空的,人非常少,道士也少。现在去雍和宫,带着Gucci包的女生拿着香,这样的照片是以前看不到的。”张彦见证1987年文革后,中国7成5的庙宇和教堂被破坏殆尽;如今,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却允许大量修复庙宇,甚至将儒道佛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发扬光大,山西阴阳先生送葬的道教音乐表演,还登上美国卡内基音乐厅。

30年间,中国成长为2亿佛教徒、1亿道教儒教的民间信仰者、6到7千万基督徒、2千万的穆斯林、1千万天主教徒的信仰大国,光基督徒成长人数就已与共产党员等量齐观(注:对于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各界评估的说法,从7千万到1亿人都有。而根据《新华社》引述中国共产党内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为8,956.4万人)。

在张彦笔下,清楚瞧见中国如何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国家,也看见底层市民透过血缘、地缘、业缘组织所串起的信仰组织,人们也许不再信仰共产党,也谈不上要积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芸芸众生却在巨大的政经局势变迁中,用各种方法找到心灵的寄托。

打坐、练棍、观法事,以参与式观察深写人物

张彦的采访是“参与式观察”路线,跟久、采多、写深。

在为《华尔街日报》、《纽时》工作时,张彦和多数记者一样,有截不完的稿子,但张彦有规定自己,每个月至少有一星期要离开首都,“不能一直在北京⋯⋯,中国很大,不能老在首都,不能老跟别的记者在一起。”杂着外国口音、却流利精准的中文,是他融入中国的关键。

和许多记者相比,张彦不走“采访少却写很多”的路数,不喜欢主流媒体强调“效果”的模式,他觉得那看不透彻,容易下错判断,宁可跟久、采多、写深。他大量阅读学术论文、随时拍照影片记录、大量的田野⋯⋯这是他书写厚实的垫脚石。

他的采访是费时耗神的“参与式观察”,例如:为了解道教的内丹术,他在浙江金华的山洞里摸黑体验打座,每回10天;为了认识道家的哲学思想,他反复阅读《道德经》;他跟着香客上北京妙峰山进香,有一次练棍的师傅挑战他说:“你老问那么多问题干么,应该自己下来练,才会更清楚我们的信仰。”他觉得有道理,于是开始和翰林院师傅练棍,他几乎每年春节都会回到庙前,舞一场师傅教他的“套路”。

中国的宗教变貌,跟着张彦深厚的田野被写入了他所工作过的《纽时》、《纽约书评》杂志(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等媒体,透过他的书写,读者系统性地了解法轮功如何在1999年被国家禁绝。张彦交织个体故事与政府政策,从一位入狱并被虐死的法轮功信徒故事出发,他深入山东潍坊的小城,追踪死者的女儿如何经历上访,针对母亲被虐死向政府要公道却又失败的过程,详细描绘1990年代兴起的气功,是如何快速被喜爱,又是如何被打压得奄奄一息。系列报导当时刊在《华尔街日报》,为他拿下了2001年的普立兹奖(注:《野草—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一书里的第三部《转法轮》有更深厚的书写)。

习近平父子的宗教治理观

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敬智认为,张彦能正确解码当代中国复杂的政治与宗教的纠缠关系,应是他持续被权威当局容忍的关键。张彦本身的国籍与文化并未局限他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刻理解。

从2010年开始,他由记者转型为作者,把更多力气用在写书,陆续完成《野草》及《中国的灵魂》,后者的中文译本是厚达600页近30万字的书写,里头他巧思地以节气为基底,用5个故事贯穿全书,每个节气里都有5个敍事主轴:北京的香客团、山西道教的阴阳先生、成都的家庭基督教会、浙江的气功大师(包括已故的南怀瑾),最后是以习近平为主的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他从阴历年、惊蛰、清明、芒种、中秋写到冬至,走完这本书,也看见中国数十年宗教的兴衰与流转。

在书中,他历时性地描述了中国近40年的宗教治理观,而这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父亲紧密相连。

文革时代对宗教的整肃,在毛泽东于1976年过世,以及习仲勋被关押再重返政治圈后,有了大的转变。习仲勋在1982年发布了总长1万1千字的“中共中央十九号文件”,在这份文件里,告诚中共党员不能推行、但也不得禁止某种宗教,并同时呼吁重建寺庙、安置宗教人员。

就在同年,29岁的习近平到了河北正定,他后来在这里批准正定县的临济寺重新对外开放。书中描绘了这个背景脉络,张彦也采访了在临济寺的信仰者,这群佛教禅宗的信徒说:“好吧,当然啦,他(指习近平)是不会拿香的。”、“⋯⋯这寺庙是怎么重建起来的⋯⋯还需要我多说什么吗?行动比说话更有力量。”

在苏醒和打压之间

张彦的英文书写完成于2017年,书中他对中国宗教的发展偏向乐观,但张彦说他从2012年开始已明显感受到政府出手打压的力道。

2017年9月,中国公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这个新法强调“宗教情感”而不再谈“宗教自由”。长期研究中国宗教的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郭承天曾为文解释,习近平上任后是采取“宗教中国化”的政策,对于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要求增加“爱国主义”的教育训练,要支持中国共产党统治、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对于过去两年,中国对伊斯兰教和基督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压,张彦的感受是:“(中国)政府的(伊斯兰再教育营等)政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可能会有几十年的效应,会创造好几十年的问题。你不可以这样压抑一个人的信仰,用很粗糙的方式压抑宗教,这会创造相反的效果。”

历史总是不断辩证、回归,时而更好时而更糟。

而此刻的中国相对过往在经济发展、生活有很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却持续压缩宗教团体、公民社会的空间;对个人自由意志的紧缩,让少数坚持者仍在以肉身对抗。

宗教复兴是否能带来中国的稳定?

2017年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罹患肝癌过世,他被软禁的妻子刘霞在2018年7月获准出境,来到德国柏林。当时在柏林的一场悼念刘晓波的音乐会上,张彦给了个德文短讲,他把刘晓波比喻为1898年戊戌变法时的谭嗣同,他们两人的命运相似,都是为了理想死在国家手里。当时在现场的台湾驻德记者林育立被张彦的话打动,他说:“张彦认为刘晓波的思想与想法会留在中国,会被中国所接受,就像谭一样。我觉得这个结论下得很勇敢。”

如今张彦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教书和田野,其他时间在德国,准备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博士。

这次接受《报导者》的专访,他描绘个人的精神信仰和国家机器的自满和暴力,怎么彼此利用,而宗教复兴是否能带来中国的稳定?

被时代丢入最丰富的场域里,透过庶民社会里众多微小的演变,反照出中共领导人的思维转变。张彦让人看到进入和理解中国的难与惑。

田野30年,张彦觉得中国是在改变的,人民在寻求新的价值观。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专访,部分纳入张彦在台演讲、讲座内容,以问答形式呈现。

问:从你的田野研究来看,中国的宗教自被打压到复兴,历经怎么样的阶段?

毛泽东时代迫害很多宗教,而1970年代末期到2010年改革开放结束的这30多年,(中国)政府不特别支持也不特别反对宗教,所以发展得挺快,虽然中间对法轮功有些措施,但基本上是允许宗教,而且增加得非常快。

2010年左右,(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认中国有价值观的问题,特别是文革后,95%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那他们会信什么?政府觉得有些宗教和民间信仰是有用的。像恢复一座庙是很简单的,于是庙一直扩大。但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政府觉得这两个宗教受到国外的影响,不来自中国本土,是透过传教士、鸦片战争之后进入中国的,所以与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有矛盾;天主教更有问题,因为天主教的头在意大利。所以中国政府基本上是怀疑这两个宗教。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富有,但老觉得心理不平,人寿年丰,却要解决心不平的感觉。按照共产主义思想,人愈富有、宗教信仰愈下降,穷或没教育才会去信仰;但在中国是相反的,是跟着国家的富有,宗教也增加。再加上中国社会没有底线,人们在寻找价值。

经常很多人问我中国信仰的分布,大约有4亿人经常参与寺庙教会清真寺的活动。2亿佛教徒、1亿人有民间信仰(注:包括儒教道教等,但民间信仰很难得到具体数字,因为对实践者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2千万穆斯林、1千万天主教友,基督教徒增加得最快(注:中国文革后破坏大量寺庙和传统文化,但基督教因不需要具体的庙宇等建设,可以在家庭里读经祷告,而迅速在民间被接受),6~7千万,也有人说1亿,但1949年时才1百万名。

问:习近平是继毛泽东后最强硬的领导人。他一方面积极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宗教旅游等怀柔政策恢复中国的精神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压抑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您怎么看共产党对宗教的治理?

政府是要严格的控制宗教。他们认为改革开放阶段,社会从网络、媒体到NGO都过度宽松,所以这是政府要消除的。但政府太强大,它能够控制社会的许多面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样很好,他们希望社会稳定、人民乖而驯服。这个政府像是个帝国,像横扫欧洲的罗马帝国,因为扩张得太大而让自身变得不稳定,中国政府有点像那样,控制了网络、媒体、宗教,冒着让社会变得空洞空虚的风险。

这是为什么贪腐在中国变成如此大的问题,因为解决贪腐需要有监督者,但中国却缺少提出建议和监督的管道,我想这是最大的风险。如果中国想在经济上更上层楼,它需要更多空间和创意,像华为能制造好的手机或有趣的app,但它不是真正的创意,它是因为独占市场而创造了这些产品;谈到中国的软实力,基本上是零。

问:所以宗教复兴不一定会带来更稳定的中国?

我想政府是希望如此的,但事实上不必然带来稳定,因为中国政府有自己的企图与目标,所有的宗教组织也是。政府希望所谓的传统宗教组织提供稳定性,但从历史上来看,政府永远想要利用宗教,只是不那么成功。

曾长期(1995-2009)担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叶小文之前到美国时,有人问他:“一个无神论者要如何管理宗教?”我记得他这么回答:“我就像足球赛里的裁判,我不在球队里,我不在这个或那个球队,我就在中间,我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我是管理一个多元信仰的国家最理想的人。”

以前改革开放时,政府是谁都不太喜欢但谁也不太反对,有点像同时反对或同时允许,但若按照政府现在的政策,中国却会创造一个不稳定的状况,因为它是偏一个宗教,反对其他两个宗教。

问:你过去30年来看到宗教在中国复兴,但有想过中国会大力打压外来宗教吗?

有的。在我的书里,我记录了2012年开始的打压行动,一直写到2016、2017年,那时很明显感受到政府要出手的焦虑。像我书中成都“秋雨圣约”基督教会的王怡,他总是一直告诉我,他预测自己会被抓、政府会反对他;从书一开始到最后一章,他谈到基督徒都想往城里跑,当人们生病、需要钱时,他们就往城市跑,城市有工作、有医院,就算被踢回农村,还是会不断到城市讨生活。王怡预见教堂会被拆除而自己会被逮捕,他知道他不是在搭建一个永久不灭的地方,就像一个终究会被摧毁的艺术品一样,他一直知道自己的时限。

问:中国政府对两个宗教的打压,会减少人们的信仰吗?

王怡在2018年12月初被抓了,包括100多个教友被抓了。但可以想一想,如果中国有6~7千万个基督徒,5成是在政府承认的教会,5成在地下或家庭教会,如果每个教会最多有500个人,那表示有数万个类似的地下教会存在。虽然这教会的牧师被抓了,但还有很多教会,基督教还会增加信徒。

但伊斯兰是另一件事情,因为伊斯兰教徒是非汉族的少数民族,10个少数民族,其中最大的是回族,还有维吾尔族。这个问题是跟民族的政策有关系。新疆的再教育营,反应了政府担心信仰人数的增加。我不觉得伊斯兰教的信徒会减少,我觉得政府的政策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会创造好几十年的问题。因为他们现在的政策是完全错的,你不可以这样地压抑一个人的信仰,比如说你的胡子太长或女人不能穿头巾上公交车,这发生过,这政策完全是反效果,你想减少伊斯兰教人数,相反地会变得更大,我也出过一本书关于欧洲的伊斯兰教(注:《慕尼黑的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这些行动会对中国的西部带来很大的问题。

问:台湾的宗教对于中国的宗教复兴有影响吗?

有些学者认为宗教帮助台湾民主化的转变。但在大陆,他们的限制比较多。我2017年给《纽时》写了一篇关于佛光山的文章,星云大师想回去大陆,他在那出生的,想在那边发展佛光山,但(中国)政府不是特别让他做这个。习近平和他3次见面,后来星云生病,没办法积极工作,北京比较想谢谢他,因为他支持与大陆统一,所以让他在扬州开图书馆,在上海北京开文化中心,在宜兴开了一个庙,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不会让他做大规模的活动。南怀瑾也是如此,他的书是可以出版的,但他活着的时候不能做公开的活动,他开了一个中心,大学堂在苏州的郊区,太湖边偏僻的地方,但基本上没有对外开放。

问:中国积极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软实力,特别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对外国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吗?

我认为不是那么具吸引力,并没有太多人到孔子学院里。也许在非洲或中亚有所不同,但在西方国家,孔子学院的活动不那么有趣。举例来说,你看到德国的歌德学院办的活动,你去那里,可以看到关于土耳其移民的电影,可以知道他们在德国生活所面对的挑战,你会觉得,嗯,那是有趣的,德国原来有我不那么清楚的社会问题。你会进一步想,德国居然允许土耳其的纪录片在德国文化中心被看到,而且是批判德国的影片,这是件好事。这反而更有助于德国的形象。但中国从来没有过这些,孔子学院没什么让人感兴趣的活动。

问:中国试着创造各式的“中国模式”,不管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的基督教等。你认为“中国模式”这个词所创造的效益目前是被正面理解吗?

10年前我去哈佛大学访问一年,我针对法轮功议题给了演讲,当时有3、4个非洲的研究员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权很糟糕,但你可否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把经济搞得那么好的,因为我们在非洲想学习这个。

我觉得在某些国家,中国可能仍有吸引力,或至少值得研究。但中国发展的模式并不那么特别,它只是运用廉价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进展到中等收入的国家。台湾、韩国和很多南美洲国家都经历过。但问题是如何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台湾、韩国、爱尔兰做到了,但不是很多国家都能做到,那才是有意思的部分。

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中国就没有个模式,他们只是以社会控制和威权在处理,没有特别之处。

问:宗教复兴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理性还是更迷信?

中国宗教复兴是怎么改变中国?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民主?如果我把现在的中国对比20年前的中国,当然不能完全说跟宗教有关,但在寻求人道的价值观上,我觉得宗教是有影响的。1990年代初,上公交车像打仗,但现在大部份时候(人们)是会排队的;而我这两年头发变白,有人就站起来(让座),基本上都会站起来。在纽约和柏林也不会这么做,这是小小的例子。我觉得中国是在改变的,他们是在寻求新的价值观。

问:但中国政府不再谈普世价值这概念。

普世价值是个敏感的词,中国政府不喜欢,但知识分子是有的,这不一定是西方才有的想法。我想,尊重不同的意见、听取不同的意见并接受,这不只是儒家,在其他文化中也有。我想部分的中国还是遵循这种普世价值。

问:你贴身采访过法轮功被禁止的过程,是否发生过任何危险或感到恐惧?

我是不是感到恐惧?不会。对我来说,我并不想被驱离中国,我喜欢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有记者工作签证、记者证,所以我可以访问人们,但我不被容许违反中国法令。他们知道外国记者会问敏感问题,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情况是被驱逐出境。但对我的受访者而言,特别是农民,他们不清楚风险。我采访过陕北的农民,他们有时会说很批判的话,说粗话,他说“这是我的身分证,你把我的话登出来”。但我有责任告知甚至教育他们,特别像在法轮功的采访里,《华尔街日报》是很重视伦理的,我们刊登文章前一直和律师讨论,然后再跟受访者确认,“你确定你要用真名吗?有怎么样的风险会发生,公安可能会上门。”

问:做为一位记者,你会把改变中国当做你的目标之一吗?

不会,那不是我的目标,我不是运动者。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记者,也许那可以是你的目标;但对于一位外来记者,我觉得这目标是太骄傲了。如果你说:“我来到这个国家,而我想要帮助改变中国!”这好像只有混蛋才能这么想。不过的确有人会这么想,而这么想的人在5年后,可能会说“我很失望”或“中国很差”这样的话,只是你怎么可能期待中国在你所在的那5年有改变?这是很不智的想法。但如果你写些东西把它记录下来,也许就是贡献了。

这也是普立兹奖让人觉得很怪的一件事,它其中一个得奖指标是“这篇文章是否带来改变?”也许在美国你写了一个化工厂的灾难,促成环保法令的修正,那可能发生但也不常见。这个年代好像每件事情都需要马上看到结果。

我觉得对记者来说,在中国报导里有很多误解,把事情描述得公允和正确,让人们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对我而言就足够了。

问:最后想请教,你是否看到中国的侵略性格吗?特别是针对台湾。

他们有想侵略其他国家吗?我想当一个国家越来越强大,就会有反对他的国家。很多战争因为错误而开始,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因为有人坐下来计划想侵略法国,我要这样那样,而是因为有个人被暗杀了,没人喊停,大家说我要这样做、那样做,后来就开战了。很多战争开始都是因为错误的估算。

对他们来说,北京的氛围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和美国有多少航空母舰巡航无关,如果你不做点什么就完蛋了,像是发射飞弹或是做点侵略的行动,就算是失败也好,那是个基准点。以现在北京的自大,如果台湾宣布独立,而北京不侵略台湾,那个政治领袖就完蛋了,不是习近平而已。但如果台湾不宣布独立就缺乏侵略台湾的正当理由。

但有件事是让我吃惊的,就是我听说台湾媒体有不少中资的影子。美国《时代》杂志(TIMES)在加拿大贩售不久后,加拿大就通过内容法案,要求媒体要有50%关于加拿大的内容。与大国相邻的小国如何保护自己,除了军事外,还有其它层面。你不锁门就不能抱怨有人来偷东西,你只能怪自己。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庄璧绮对此QA整理有贡献。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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