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被清廷雇佣為中外交涉全權大使（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看中國2020年7月20日訊】在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認知中，大部分國人都能脫口而出《南京條約》是第一個所謂的「不平等條約」。但幾乎沒有人知道，第一個「平等條約」是什麼。1868年7月28日，滿清和美國在華盛頓簽訂的《蒲安臣條約》即是——這個蒲安臣，是史上絕無僅有的既當過美國大使、又當過中國大使的外交傳奇，還是第一面中國國旗的設計者。
一、共和黨創始人
1820年，一個叫做安森．伯靈格姆（Anson Burlingame）的男孩出生在美國紐約。這個「別人家的孩子」雖然童年在隨父母不斷遷徙中度過，但是極為聰明，學業傲人。26歲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他在波士頓擔任律師，隨後於1853年成為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正式進入政壇。
安森投身政壇的時候，正是美國內戰前夕，南北雙方為是否廢除奴隸制吵得不可開交，劍拔弩張。作為法律人士，安森堅決擁護人人生而平等的權利主張，是一個堅定的廢奴主義者。他於1856年6月2日發表美國歷史最著名演說之一：《馬薩諸塞州的抗辯》，是美國廢奴的理論奠基之作。
為了更進一步的實現自己的廢奴主張，1854年，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一個新的政黨，這就是今天的美國共和黨。作為創始人，安森居功至偉。特別是他1855年當選國會議員後，更是不遺餘力推動廢奴事業。僅僅在幾年後，安森全力協助年輕的共和黨候選人林肯競選總統，並成功當選，不惜用內戰的方式實現了廢奴的偉大進步。
但難以理解的是，今天的美國黑人，絕大部分支持的卻是民主黨，作為黑奴解放者的共和黨，卻在「黑命貴」的風潮中備受唾罵……這正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二、駐華大使
1861年林肯當選後，隨即任命口才極佳的安森為美國駐華大使，任期6年。1862年7月，安森穿越太平洋到達北京，成為第一批入駐北京的外國大使之一。
來到中國後，安森根據自己的姓名拼讀，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蒲安臣。
眾所周知，滿清在鴉片戰爭之前甚至之後，根本沒有現代外交的概念。相當長一段時間都視洋人為蠻夷，不屑於打交道，更不用提平等相待。之所以同意外國大使進駐，完全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被打得滿地找牙之後，被迫接受的。
大部分西方列強，如英、法、俄等國家，都是以戰勝國的姿態派出大使的，所以難免頤指氣使，看不上又蠢又頑固的滿清。但是蒲安臣卻是個例外。
他不僅沒有其他大使那種驕橫之氣，而是致力於推動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不謀求特殊利益，主要旨在推動中美貿易合作。用他的話說，就是用「公正的外交取代武力外交」，「在條約口岸既不要求也不佔領租界」，「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
他請人翻譯、籌資印刷《國際法》，啟蒙中國人的世界意識；協助籌鋪海底電纜，使電報通訊由廣州至天津；也是他同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贊助設立同文館，培養外文人才。
正是蒲安臣這種坦蕩的君子之風，讓一貫對洋人心底恨透嘴上卻不敢說的清廷也頗為側目，對蒲安臣具有特別的好感。特別是在1863年清廷因為購買軍艦和英國發生糾紛時，蒲安臣站在清廷一邊予以協調，這讓當時負責外交的恭親王奕訢大為感激。
三、滿清的難題
中國人其實有悠久的文明外交史，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外交，在勾心鬥角的權謀殺伐之外，也有道義至上、溫文爾雅的貴族情懷。
但很不幸，在封建帝國的封閉循環下，這些傳統最終渣都不剩，只留下一堆連世界是圓是方都不知道的、動不動就打雞血要和世界開戰的宵小之輩。
滿清接受了別人的大使，自己卻不派大使的原因很奇葩——因為解決不了「跪」這個難題。當年英國使臣馬爾蒂尼帶著禮物而不是槍炮來的時候，就是因為不跪，讓乾隆大為光火，拒絕通商。
洋人已經步入現代文明，對跪難以理解；而滿清上邦夢正酣，對不跪也難以理解。隔著幾百年的價值觀，一如我們現在分裂的朋友圈——完全是雞同鴨講。
難題也就產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其實就是因為列強要求修約而滿清死活不理睬引發的。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中，列強為了防止滿清再耍滑頭，特別規定這個條約每10年要根據實際情況修訂一次。修約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雙方要互派使臣出訪。
到1867年，修約的10年之期到了，這可愁壞了滿清。以前派使臣去藩屬都是宣揚皇恩浩蕩，耀武揚威，這回要平等交往，沒弄過咋辦？見了對方君主該用什麼禮儀？跪了有失上邦體統，不跪又還真不知道國際外交禮儀……
負責選人的恭親王奕訢這才發現，偌大一個中國，竟然找不出一個見過世面的外交使臣。
於是，他想起了很欣賞的蒲安臣。
四、中國的美國籍大使
1867年也正好是蒲安臣6年大使任期屆滿的時候。他本來已經收拾好包袱準備回美國，在總理衙門為他舉辦的餞行宴會上表示，如果今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他依然願意幫助中國。
正是蒲安臣這種胸懷，讓奕訢突發奇想，大膽向清廷上奏，要求任命蒲安臣為首任辦理中外交涉全權大使。理由很簡單：蒲安臣素來親善中國，不僅人品信得過，而是熟知外交事務，本身作為外國人，出訪還能解決最為尷尬的禮儀問題——跪不跪的難題迎刃而解。
清廷雖然昏聵，但偶爾也有清醒的時候，掂量之下，也就同意了。久居中國已有感情的蒲安臣也沒有推辭，很快就答應了。於是乎，世界外交史上最神奇的一幕出現了。一個美國大使，卸任後馬上又當上了中國大使，還要代表中國出訪！
為了讓首次代表滿清出訪的使團像個樣子，清廷除了讓蒲安臣作為全權大使，還請了英國駐華使館官員柏卓安（John M.Brown）、在中國海關任職的法國人德善（E.de Champs）為左右「協理」，另派兩名中國官員志剛、孫家谷隨行學習，加上翻譯、雜役人等，使團多達30人。
只是把蒲安臣出使當做權宜之計的滿清可能都沒有想到，蒲安臣這趟出使，竟然是清廷打開國門後收穫最豐也最成功的一次外交，沒有之一。
五、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
蒲安臣上任的首件事，就是為清廷設計國旗——古代中國歷朝歷代沒有國旗一說，使臣出訪都是「持節」代表身份，就是拿著象徵性的斧鉞或者插滿羽毛的旗幟，那跟現代外交完全不搭界。在蒲安臣的設計下，中國歷史上第一面國旗——黃龍旗誕生了。
1868年2月25日，帶著這面黃龍旗，蒲安臣使團自上海虹口黃浦江碼頭乘坐「格斯達哥裡」號輪船起航前往第一站，美國。加州州長在蒲安臣抵達舊金山的歡迎宴會上形容他是「最年輕的政府的兒子，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
1868年6月6日，蒲安臣在華盛頓向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遞交了中國首封國書。他還以中國代言人的身份到處發表演說，為中國打call，強調中國歡迎美國的商人和傳教士，而各國應該對中國保持一種明智的態度。
正是在他的說服下，7月28日，蒲安臣與美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平等條約——《中美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條約承認中國和列強是平等的國家，反對一切割讓中國領土的要求。「大清國與美利堅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
這個語氣，今天我們已經很陌生了。正是在因為《蒲安臣條約》，大量的中國勞工才得以隨後輸入美國，成為西部建設最重要的勞工來源。包括其後「留美幼童計畫」也受惠於此。雖然後來遭遇排華法案的坎坷，但可以說，這個條約是華人移民美國的肇始。
六、成果豐碩的外交傳奇
離開美國後，當年9月，蒲安臣率團抵達英國。他先後拜會了英女王和首相、外交大臣等人，積極遊說，雖未簽約，但使得英國人發表了一份公開照會，表示英國政府願意同中國政府「以和濟事」，實行修約緩進政策，「不實施與中國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種不友好的壓迫」。
這種承諾對當時的滿清而言，已經很難得。
1869年1月，蒲安臣繼續歐洲之行動，在一年多的時間中，先後遊說法國、瑞典、丹麥、荷蘭、普魯士5國。盡忠職守、竭盡所能，為中國爭取有利的外交局面。除了在法國由於反對勢力強大，未取得成果外，其他國家都順利完成了談判，均參照英國發表了尊重中國獨立完整的外交聲明。其中普魯士的聲明還是有「鐵血宰相」之稱的俾斯麥發表的。
1870年2月，蒲安臣率團前往俄國。在和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談判中，想為中國爭取拿回被佔領土的蒲安臣發現，俄國人竭力迴避實質性內容，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為此蒲安臣心情大為鬱悶，他對同行人員表示，擔心拿不到好的談判結果，「既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來當，又將貽笑於俄人」。
急火攻心之下，蒲安臣不慎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由於在各國奔波已經整整兩年，勞心勞神，本來身體情況就不佳的蒲安臣病勢惡化極為迅速。在染病一週後就猝然辭世，於1870年2月23日病逝於聖彼得堡。
世界外交史上的傳奇，就此隕落。
七、寂寞的身後
蒲安臣逝世後，清廷感其功績，念其操守，不僅追授一品官銜，還專門撥出治喪費六千兩、撫恤金一萬兩。
他的遺體從俄羅斯直接送回美國，在波士頓市政府著名的法尼爾廳舉行了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大廳內同時掛起星條旗和黃龍旗。大作家馬克吐溫為蒲安臣寫了悼詞：「他對各國人民的無私幫助和仁慈胸懷，已經越過國界，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世界公民。」
如今，在美國加州和堪薩斯州，各有一個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
美國人沒有忘記為他國當大使的蒲安臣，並引以為傲、樹碑立傳；但受過惠的中國人卻完全忘了他。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這個為中國爭取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外交家，徹徹底底的消失在充滿屈辱和仇恨的歷史裡。連同著名的《蒲安臣條約》，佈滿灰塵，無人問津。
不看這篇文章，你是不是也不知道？
八、如何紀念蒲安臣
中國人所能讀到的歷史，大多數都是別人想讓我們知道的。
由於不通曉事實真相，自然對於歷史的理解就會出現常識性、邏輯性的錯誤，導致一些偽概念大行其道——比如我們熟悉的那句基於叢林邏輯、否認人類文明的話：弱國無外交。
蒲安臣所代表的經常滿地找牙的滿清弱不弱？弱爆了。但是為什麼蒲安臣能夠不費一兵一卒、一金一銀，在拿著一手爛牌，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沒有牌的情況下，單憑三寸不爛之舌，就取得滿清割地賠款都沒有得到的平等條約和承諾呢？
是因為他是個美國人嗎？顯然不是，一個退休的美國大使面對世界列強，不可能有什麼籌碼可講。
蒲安臣能夠成就外交傳奇，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懂得文明世界的規則，並且善於利用這樣的規則。即便在十九世紀那種還經常靠拳頭說話的國際環境裡面，他依然憑藉職業操守和不懈努力，證明了弱國不僅有外交，還可以有很成功的外交。世界確實有不講理的地方，但更多的時候，還有很多講理的。這是人類進步的必然。
一味強調弱肉強食的叢林邏輯的人，多半是尊崇這種邏輯的流氓和強盜。
事實上我們今天回頭看滿清挨揍的歷史，哪次是因為弱挨打的？從兩次鴉片戰爭到義和團，幾乎都是愚昧、野蠻、耍詐、使壞引發的。蒲安臣之後，中國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曾用12字歸納晚清外交：一味蠢，一味蠻，一味詐，一味怕……因為愚蠢而行蠻，行蠻不成則使詐，使詐失敗則跪地求和。
所以一個國家文明應該體現在什麼地方？一是堅守道義，二是遵守規則。單單把外交的失敗歸結於實力的強弱，往往會掩蓋最終決定外交成敗的諸多內在因素。因為無論是因弱耍詐還是恃強使橫，最終都可能挨揍收場，和正義有關，和強弱無關。
如果說蒲安臣留給我們什麼寶貴的遺產，那就是文明的規則需要有懂得文明的人去執行，它比咆哮式的潑婦對壘更有征服人心的力量。特別是在二戰後飛速前進的現代文明體系下——野蠻之國，無論強弱，皆遭寰宇唾棄；文明之邦，不問大小，同受世人尊崇。
可惜斯人已逝，唯余一聲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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