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在会中接受科学家的实验，观看所展示的图像，然后说出他认为那图像究竟是鸭头，还是跳跃中的兔子。此外，达赖也不时对佛学与科学的交流贡献己见，表示他希望科学能解答光靠内在冥思所无法提供的答案，“我自己就不清楚，”达赖甚至一度如此直率地表示，逗得在场科学家、学生、僧侣与名流(李察基尔与歌蒂韩)忍俊不住。
科学家所受的训练使之很自然地会寻求“第三人”确认，并对“第一人”的灵性经验抱持审慎态度。尽管如此，科学家也开始研究佛教僧侣已思索数千年的问题｜专注能否控制、注意力能否控制、想像能否学习，以及心智思绪能否将影像转换为某种事实｜产生兴趣；而佛教修行主要活动之一的打坐冥想，或许能提供个人控制心智之极限的答案。
研讨会小组成员建议，对科学家而言，这些专精冥想的僧侣不仅是最好的实验品，还能令人深入洞悉人的心智。与会的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肯魏许女士在两天座谈会的首日晨间会议结束后表示，她原本虽然抱持开放态度，但并不认为佛教与科学能有何交流；而今，肯魏许说：“我觉得(佛教与科学)双方有共同语言以及共同的概念衔接。”
科学家早就开始研究佛教僧侣的心智。一九九二年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心理学家戴维森获得达赖喇嘛首肯，愿意提供西藏僧侣协助戴维森进行正面情绪研究，特别是针对僧侣的打坐冥想技能。同年九月，戴维森带着脑电波图(ＥＥＧ)等设备来到喜马拉雅山脚，准备测量佛教僧侣在打坐时的神经特征。结果，套句戴维森的话，这些僧侣的表现宛若打坐界的奥运金牌。
过去被视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打坐冥想研究，如今已获得一定可信度。过去十年来，拥有分子生物博士学位的法国僧侣李卡德，多次带着僧侣从印度北部或其他南亚国家前往戴维森的实验室接受研究。这些研究资料始终未正式公布，但戴维森在去年出版的一本汇整报告的书中指出，一名来访僧侣的左前额叶皮质(与正面情绪有关)数区受到刺激所产生之活动的激烈程度，居一百七十五个研究主体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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