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以“公道主义”对付“共产主义”(图)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原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网络图片)

1930年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在全国领先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已经很高

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学者谢泳感慨: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山西平安繁荣稳定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1920、193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有一支20~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这位当家人的心细手紧应该是钱庄基因。工程师欧阳曾说:“阎锡山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计与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

以“公道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阎锡山对时下流行的主义都存疑,认为各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共产主义“强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最好的。他试图让人们相信,公道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标准,才是救世良药,他要让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产主义——他要“以主义对主义”。

山西省银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于是又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说这3家银行分别有同蒲铁路、绥西屯垦、山西盐产做担保,不会骗人。这些银行号所发货币,就是他当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以往银行发行纸币均以现金为准备。这4家银行号别开生面,采用实物准备: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拿以上4家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永远一一对应。这相当于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实在是个创造性的法子。用阎锡山的话说叫“口吹大洋”。

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烟叶、皮毛等大宗农副产品,仅一年多,库里的物资及不动产价值就超过1000万元。

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1935年前后,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令阎锡山不安。此时他大力主张的“公道主义”实际上已经直接针对共产主义了。

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小册子。在编写会议上,他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命运,不得不说一说。”

知人善任 赏罚严明

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阎锡山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历历可寻。

在他的幕府里,年长他17岁的赵戴文(字次陇)是民国时山西惟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职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枢——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是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对人说:“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则说:“次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

为父守制期间,阎锡山曾给赵戴文写信,提及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几尽为先严生时所住用,触目伤心,离宅居住稍可减少感痛。二十余年从政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每觉名牵物诱,应事接物常处于被动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动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断牵诱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来不足,只有求补之之一道。同声相应,同性相辅,补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补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间,处于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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