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幼童慘案後,極端輿論也在製造悲劇(組圖)

2018-07-02 05:35 作者: 毛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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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8年7月2日訊】6月28日中午,在上海浦北路發生無差別砍殺路人事件,兩個小男孩經搶救無效死亡。

據徐匯警方通報,犯罪嫌疑人被當場抓獲,其自己交代行凶是「因生活無著產生報復社會念頭」。

男孩

普通人對這種惡性事件的情緒,已經無須贅述。突如其來的悲劇,也讓整個上海陷入了悲傷。

當天事發後,不斷有上海市民自發前往浦北路,點燃蠟燭、送上鮮花為無辜逝去的孩子送行。市民們自發的弔唁行為令人感動又敬佩。

男孩
悼念無辜逝去的孩子(網路圖片)

或許這是上海這座現代都市裡,公民意識覺醒的又一次側寫:能對無辜陌生人的受害表達哀悼,自覺地體諒他人的痛苦並訴諸公共輿論,意味著「我」不再只與「我」有關。

當然,當這樣突發的惡性事件發生時,任何有最基本正義感的普通人都很難不與之共情。也正是因此人們才陷入恐慌與焦慮,為受害者悲憤,也為自己可能面對的安全隱患而不安。

可以觀察到的是,在各種激烈的聲音中,有一種極端的、情緒強烈的聲音漸漸地壯大起來,在這次事件中成為民意的主流:

「我不要瞭解任何關於凶手的背景,你也不要拿給我看。」

言論
言論

這樣的聲音,指向的是針對極端事件中犯罪份子進行的新聞報導,或基於一些事實進行的分析。經過輿論場長時間的混戰,任何這樣的嘗試,都已經被一部分人情緒激烈地蓋章:

誰只要去挖掘他背後的故事,就是同情凶手,洗白凶手,為他的罪行辯護……

曾經最好用的金句是天海佑希女王的「心弦一根不剩」論,最近又有了新的截圖,看起來更好用:

言論

然而,每每這樣的悲劇發生後,輿論立下的規則就是對的嗎?

旁觀者們不是要以純醫學知識面對刑事案件的法醫,更不是法庭上的法官。如果自作多情一點,也許可以算是輿論場中的陪審團——象徵著法制精神與倫理道德在普通人中的滲透。

但我們不願意見到的是,在類似悲劇的累積下,當普通人被憤怒和恐懼支配時,是過於非黑即白的思維開始佔了上風——

只要看到關於殺人犯的報導中提到鄰居對他有正面看法,看到挖掘罪犯過往人生中不全然是消極、惡毒的因素,看到網路大V對此人所衍生的社會問題發出感慨,不分青紅皂白就要開罵:

「是不是洗白?為什麼同情他?為什麼幫他找藉口?聖母!」

在這樣的認知中,所有犯罪的人,就必須是一點都無法把握的天生殺人狂。這類人的確存在,可我們並沒有理由去一刀切,扼殺所有惡性事件中主人翁以及他所呈現的問題被研究、被探討的價值。

「一談到罪犯本人就一定是洗白」,本身就是巨大的偏見。犯下罪行的人一方面當然要受到法律的嚴懲,另一方面,他們所謂的「背景故事」也許藏著某些社會問題的警示,也許它可以成為犯罪土壤的研究對象。

這種反思是對無辜之人的負責,是對所有與凶手有相似處境但隱忍不發之人的負責,在有些人眼中它卻統統成為「你在誇讚凶手」、「你在為凶手辯護」。

我們可以期待這種聲音要負責、專業、有理、克制,它也的確應當如此,但一味摀住耳朵「我不聽,你不許」,是最沒有好處的。

因為那樣久而久之,我們的社會反而失去的更多——大眾失去了理解人性複雜、社會複雜的意願和能力,可是社會會按照二元對立的思維運行下去嗎?不會。

那麼當一次次的事件後,原因只能歸結為「他變態」、「報復社會」這簡單而又沒人真正理解的字眼,實際上在承受恐慌和危險的人是誰?不言而喻。

更讓人不想看到的情況是,普通人對此束手無措又渾然不知問題的癥結,只好開始互相仇恨彼此。

每次類似的事件,只要一出現那些敏感的元素,焦點就立刻自發地被轉移。這一次的悲劇中,也不例外。

聽說遇難學生的學校是什麼情況後,充滿仇富情緒的惡意出現了,全無對無辜死者和家屬的尊重,比如這樣的言論↓↓↓

仇富


仇富

人人自危的恐慌感中,上海本地人和外來人口的矛盾也被激發,互相排斥、互相攻擊的惡毒言論隨處可見。

上海

上海
上海

甚至情緒的衝動帶來了一窩蜂這樣的言論:「恢復收容遣送制度刻不容緩!」

遣返
遣返

 

一場悲劇的代價如此之大——無辜的小生命逝去,家庭破碎,社會上不同的人群也因此被撕裂,甚至價值觀開起了倒車。

這些激烈的言論都是以自己個人的處境為唯一出發點,明明人們都是手無寸鐵的普通人,卻將仇恨的炮火轉移到彼此身上,不停攻訐、謾罵,甚至不惜開始為落後的、曾經付出過人命代價才得以更改的制度叫魂。

對生命的尊重,對人的遷徙權利的基本認知,統統在罵戰中倒退回不配稱之為文明的狀態,誰能想到可悲的命案後還有著這樣可悲的後續。

如果說每一次輿論風波都是在促進真正的公民意識形成,那麼很不幸,網友和市民自發對受難者的致哀,只是一個太小的起步,它的阻礙還有太多太多。

或許那些失去理智的人,歸根結底也都是可憐的:人們之所以將自己收縮在極小的空間裡,極力地排除異己,做出自以為能自保的姿態,本質上還是源於對不確定性的恐懼。

這種不確定範圍越擴大,越容易激發人們本能地抄起最簡單熟練的價值觀到處揮舞,試圖滅敵於漆夜。

每個相信正義的普通人,真正的共同敵人是「惡」,人們卻越來越不敢相信彼此締結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能有效地從土壤入手遏制「惡」的繁衍。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拒絕複雜」的價值觀才會大行其道。正是因為知道一切太過複雜,才情願選擇最簡單粗暴的結局,「什麼也不要說,直接把這人渣極刑處死就好」。

官方通報,民間致哀,就這樣有條不紊地逐漸完結這次的悲劇,或者說,每一次。

但危險的是,輿論自覺地默許所有這些惡性事件都不要和更廣闊的背景發生聯繫,不得發聲、不得思考,那麼真的需要挖掘社會問題根源的時候,又該如何?

我們現在面臨的局面,已經足夠令人沮喪。一次次地從恐懼到焦慮、再漸漸遺忘,因為每個惡性事件之間不被允許有更深層次的關聯,永遠以極端、突發、惡劣的面貌快速出現,又快速消失。

被摀住嘴的沉默,從來都不是紀念的好方式。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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