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關於北京的首部真實遊記

英國第一次訪華使團即馬戛爾尼使團（1792－1794）的「總管」約翰．巴羅（John Barrow）在其著名的《中國旅行記》（Travel in China，第二版，1806）的扉頁上寫著：「It is the lot of few to go to Pekin」。（去過北京的人真是寥寥無幾）既然如此，為什麼旅行時間在此前80多年（1720）、出版時間早半個世紀的約翰．貝爾（1691－1780）的旅行記，界定「關於北京的首部」前後還要加上「英國人」和「真實」兩個限定詞？誠然，就到達北京的西方人而言，英國人無疑是落伍的。早在13世紀的40、50年代，遊歷過北京的即有以義大利人柏朗嘉賓（John of Plano Carpini）為首的羅馬教皇使團和以聖方濟各修士魯布魯克（William Rubruck）為首的法王路易九世使團，直至17、18世紀天主教傳教士（主要是耶穌會士）。他們的到來時斷時續，人員數以百計，身份以教士、商人為主，大多把北京作為重要的訪問、逗留地，大多數人留下了旅行記（或報告、書信、日記等），其中最為著名的無疑是13世紀末馬可．波羅的《遊記》（The Travels）及17世紀初利瑪竇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1615）。同樣，我們也不能說貝爾是首位來北京的英國人，因為其同胞兼同行格文（Thomas Garvan）比他早5年應邀自俄國來到康熙宮廷服務，只是他沒有留下什麼記述。歐洲早期有所謂的「神遊旅行者」（armchair traveler）用二手材料寫遊記的傳統，英國人曼德維爾爵士在1357年就著成《曼德維爾遊記》（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其材料主要來源於馬可．波羅和魯布魯克的遊記，但其同時代人卻相信曼德維爾的「真實性」，反而指責波羅在撒謊，認定馬可．波羅遊記也是虛構的。因此，考慮到遊記這個文類在西方文學中的複雜性，我們還必須在界定貝爾「旅行記」的「首部」時加上「真實」兩字。

約翰．貝爾是蘇格蘭人，曾獲大學學位，後獲醫生執業資格。為了滿足像許多蘇格蘭年輕人看世界那樣的強烈願望，他於1714年來到俄國，1715年被聘為俄國出使波斯使團的醫師。三年後他回到聖彼得堡，聽說俄國彼得大帝將派遣赴華使團，便毅然申請、前往。這次使團在中國近六個月（1720年9月22日至1721年3月12日），其中在北京逗留了3個月。離本次使團40餘年後，貝爾才出版了其《從俄國的聖彼得堡到亞洲各地的旅行記》（1763），初版為4開本兩卷，後經多次再版重印，並有包括法、俄文在內的多個譯本。本書其實是由五個旅行記組成，中國旅行記位居其二，篇幅在全書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此部分被公認為「最精彩的部分」，後來有些編者就乾脆將中國旅行記單獨成書，名為《公元1719年跟隨彼得大帝一世遣中國康熙皇帝使團，從俄國聖彼得堡到北京的旅行記》（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to Pekin，with an Embassy from His Imperial Majesty Peter the First，to Kamhi Emperor of China，Anno MDCCXIX）。

綜觀全書，貝爾對中國的興趣主要集中在以下話題（以出現次數多少排列）：各種娛樂（包括音樂、舞蹈、斗鵪鶉、戲劇、雜技、焰火、打獵等）、康熙帝、禮儀和各種生活習俗、建築街道城牆及其他城市建設、人民的性格、製造業（瓷器、絲綢、冶金、陶器、印染、漆器等）和中國四大發明、山川地理和植被、中國歷史和傳說、長城、婦女、軍事、宗教、科學和醫藥等等。我們還注意到兩處提到在中國北方剛剛發生的地震，還有孔子、棄嬰、小腳及中國的語言文字各提到一次。以上話題可分成兩類，即可現場目擊觀察到的景象、狀況和一般藏而不露的思想和知識。當然，作為遊記，前者（第一手材料，類似於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佔主要比例；後者（第二手材料，往往是旅行者來之前對中國的知識儲備）作為補充，如以上列舉的部分話題及本書的第十二章「關於當今中國皇帝的事跡及中國長城等的介紹」即屬於後者。但遊記不像專著，材料來源作咭話悴蛔⒚鞽齟Α?

貝爾在前言裡說：「大體說來，我呈給大家的是那些當時似乎值得觀察的事物，並沒有旅行者經常被認為的那樣通過誇張、編造來刻意美化它們。」因此，作者主要用了日記這樣平實的文體和敘事，但他還是力爭推陳出新，力排大而無當和陳詞濫調。

如果從貝爾來華的時間（1720－1721）前後來看，「中國熱」正席捲歐陸和英倫，英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基本是讚譽和仰慕，此前來中國並留下遊記的英國人芒德和丹皮爾的態度也基本如此。但就在中國成為英國的時尚與楷模時，就有一些具有批評懷疑精神的英國文人起來發出相反的聲音，其中笛福於1719年出版的《魯賓遜漂流記》（第二部）中對中國的批判就是突出的例證。再如果從貝爾的這部旅行記的出版時間（1763）來看，此時「中國熱」已經消退，關於中國的輿論也發生了轉變，對中國的批評已經開始「肆無忌憚」，如較早的安遜的《環球旅行記》就是其中典型。但輿論總是多元的，「眾聲喧嘩」還是不能完全淹沒「悄悄細語」，你看，就在這一年，哥德斯密出版了《世界公民》，用中國的文明德政來抨擊英國社會的不合理。以上就是貝爾的中國之行及其遊記出版時英國關於中國看法的背景。

那麼，貝爾對中國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

17、18世紀英國人對中國的軍事力量、婦女的地位及宗教信仰多持批評態度，貝爾卻有自己的看法。他並不同意西方普遍認為的中國軍事力量薄弱，經觀察後認為中國的火炮質量一點也不比西方差、軍隊人數眾多、隊列整齊而且很有紀律性。西方人來中國，一般對中國婦女特別關注，主要是婦女在中國難得一見，而且在他們的觀念中婦女的地位可以顯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貝爾同樣在書中多處描寫中國婦女。他也知道中國婦女裹小腳、蓄指甲、主要活動空間在家裡，而且還有不少淪為娼妓等；他甚至還親自碰到這樣一件「怪事」，即一位邀請他登門做客的中國紳士，酒足飯飽後竟提出要用自己的妻妾女兒進一步「招待」他這位英國貴賓！但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中國女士除「容顏嬌好」外，還具有「良好品質」，而且相信中國人「對各種地位的婦女的良好待遇值得世人模仿」。在貝爾前面的兩位英國旅行者均認為中國的宗教無非是低級的偶像崇拜，但他卻認為「這些和尚（或者道士？）並不迷信，這從他們對於廟裡的偶像並不頂禮膜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還通過研究二手材料指出，中國的宗教其實是多元並存的，祭天祭孔祭祖先、佛教道教天主教猶太教回教甚至無神論者均有，他擺了事實後並不作評論，而且避免以西方人普遍認同的非基督教民族均應得到救贖為看問題的標準。當然，貝爾也不總是與當時英國對中國的普遍看法唱反調，他對中國的科技發展評價同樣較低。如關於地震的起因，就認為中國人的解釋「太荒唐」；還認為對發燒病人的治療欠科學，結果會適得其反；但是他對在耶穌會士的指導以及康熙皇帝的大力推動下中國天文學獲得的成就非常讚賞。至於西方使團覲見中國皇帝的跪拜叩首禮儀，貝爾同樣表達了批評的態度，但口氣比起馬戛爾尼使團時顯然要溫和得多了。

貝爾在整部遊記裡對中國評價最高的無疑是康熙帝及其臣民的性格。當然，他也承認中國普通百姓中也有不少「慣於欺詐」及其他一些不良習性，但他馬上就躬身自問，「中國人不同樣也會發現精於此術的歐洲人嗎」，而且認為中國多半是因為要報復歐洲人的欺詐才欺詐的。這些評價就與笛福、安遜迥然相異。當然，貝爾不是對中國沒有批評，他對中國官方限制他們在北京的自由就表示強烈不滿，還對與18世紀衡量道德的重要標誌「仁慈」和「善心」背道而馳的「棄嬰」給予抨擊。

像馬可．波羅和很多歐洲的旅行者一樣，貝爾多次讚揚北京街道的寬而且直，他進入中國北部後對所見的山川一直讚不絕口。他對這些特點的關注，與歐洲的許多城市街道往往以河流走向而彎曲，以教堂或廣場反射而方向不正，以及貝爾的故鄉蘇格蘭大多為荒山野嶺自然條件惡劣等等有密切關係。遊記作者總是對與自己祖國、家鄉大相逕庭的東西給予特殊關注的。當然，就材料的準確性而言，貝爾的旅行記不是沒有缺陷，因為他的正式寫作出版與觀察時間相距40餘年，即使他有當時的日記以及日後的知識作為依據或補充，但畢竟有時會靠不住，譬如他說中國長城建於600年前就與史實相距甚遠。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何嘗不是一個佐證，即貝爾在遊歷中國40年後出版的遊記確實是他當時的見聞為基礎的，而不是嚴肅的專著（1763年在英國應該很容易查到長城的實際歷史），更不是其他人根據二手材料捉刀代筆的。諸如此類的不完美也正說明瞭可讀性是遊記作者首先要考慮的因素，其實這也差不多是遊記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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