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足矣，何必主義

1、 何謂愛國？
愛國，常常跟愛國主義拉在一起，彷彿愛國主義就是愛國，愛國就是愛國主義。但我們常常聽說愛國主義教育，卻沒有聽過愛國教育，這其實就潛含了一個前提：愛國是不需要教的，愛國主義卻需要。因此，這實際上是兩個概念。
首先我們有必要澄清一下概念，何謂愛國？首先有必要討論的是何謂國家？一般來說，我們現在使用的國家概念是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相當於英語中的nationstate，這一概念是近代隨著西方入侵才逐漸開始使用的，而以前，例如清朝，在英語裡用的是empire，也就是中文裡的帝國；例如明朝，英語裡用的是dynasty，也就是中文裡的王朝。可見，至少在清代之前，中國詞彙中並沒有一個與nationstate相應的概念。

那麼我們以前使用的國家這一概念何指呢？在中國歷史上，西周封建宗法制度承襲宗族制而來，在封建制度中，家和國是一個概念。國，相當於一個大的家：周天子即是家長，天子封諸侯，諸侯封卿，卿以下是大夫，大夫以下是武士，再之後則是平民、庶民、奴隸，從而形成一個等級森嚴的以血緣為基礎的金字塔結構。《詩經》裡所謂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反映的主要是井田制度，但也反映了這種家國不分的觀念。因此，在周公-孔子一系較早的儒者的表述中，忠與孝是一個同質的概念，對家庭的孝，也就是對國家的忠；反過來，也成立。這種較早的家國不分、公私不分，以及天子相當於家長的觀念，通過儒者（主要是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經典化的努力，最終在中國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本來只是巫祝祭祀天地鬼神的宗教儀式，也逐漸成為日常人生活中必須遵循的一些孝的儀式，特別是在葬禮上（當然，這裡最主要的原因是儒者本身就出身於巫祝，他們是除貴族外僅有的掌握知識特別是禮儀知識的人；假如根據「王出於巫」的假設，則甚至可以說貴族也是巫祝的一個分支）。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封建制度遭到破壞，社會秩序、思想、觀念都急轉直下。孔子就哀嘆春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至於戰國，更是一個以強凌弱、以眾侵寡的時代，人們彷彿回到了「叢林法則」的原始時期，封建制度對禮儀、宗法的控制完全失效。春秋時代尚存在的「同姓不攻」的家國一體原則也被打破，為了利益，各國國君完全不受同姓與否的限制，連年征戰；春秋時代的戰爭還具有貴族性質和禮儀性質（或者說遊戲性質），雙方都不以大規模殺傷對方士兵或者攻城掠地為目的，戰爭通常也只持續一天至多三天，而到了戰國時期，這一切都變了，戰爭的雙方都以消滅對方有生力量或者搶佔戰略地區為目的，戰爭變得曠日持久、不死不休，士卒百姓傷死勞敝；春秋時期，各國僅是國都或者大的封邑建有城池，且城池的修筑有明確的規格限制，也沒有明確的國境線，士兵僅僅守衛城池，但戰國時期，各國劍拔弩張、碉堡林立，國境線的爭奪寸土不讓。一切的一切都表明，戰國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封建時代的新時期，正如孟子慨嘆的「道術將為天下裂」。而以往家國一體的觀念也開始有所改變。

以今天的視角看戰國七雄，已經初步具有了符合某些現代國家定義的特徵：例如相對清晰的國境線，相對獨立的語言、文字以及文化習俗等等，但是，中國最終沒有如歐洲大陸那樣演變成多個民族國家，而是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以戰國時的狀況比附歐洲，則一個後起的幅員遼闊的「野蠻」國家最終統一中國，在歐洲就相當於波蘭或者匈牙利統一歐洲，這一現象之所以在中國發生而沒有在歐洲發生，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傳統以來的「天下」觀念不支持這種地方性的國家分權（相對於整個中國而言）。由此可見，戰國七雄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仍然是封建制度延續下來的「邦國」概念中的國，因此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愛國」，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證：孫武以齊人而入吳，吳起以魏人而入楚，都沒有受到歧視，進而建立不世功業；至於秦國，幾乎就是靠著「客卿」才強大起來的，如商鞅、範雎、呂不韋、蒙驁等皆是「外人」；長平之戰的導火索是韓國上黨太守馮亭舉上黨降趙，才引發秦趙大戰，但顯然，也沒有任何人指責馮亭不忠於韓國。

正是因為當時「國家」觀念尚未成型，也就不會有「愛國」這一概念，屈原也不應該被視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這多少有點後人想像和追贈的性質，屈原之死毋寧被看作是政治鬥爭失敗的失意者的自絕，或者士大夫忠於高貴理想的獻身，甚至一場謀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詛咒同樣也不應被視為「愛國」的表現，因為楚國本身就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戰國時期楚國滅了一百多個方國，根本就不是一個經過整合的國家，因此這一讖言毋寧被看作文化衝突或者地域衝突的一種根本表現：長江文化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被黃河文化消滅，而同處北方的三晉、齊、燕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並且採用郡縣制的秦國完全破壞了封建制度，因此，也就需要全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秦始皇採用了三個策略，首先是運用「五德終始說」解釋自己獲得政權的合法性；然後是運用「天下」觀念以強制力為保障，統一度量衡，使「書同文，車同軌」，焚書坑儒以徹底消滅恢復封建的思想，為郡縣制國家的建立掃清障礙；最後，則延續家國不分的傳統－－但思路卻與封建制完全不同，封建制度中的國，是一個擴大的家，而秦始皇則將思路反過來，把自己的「家」擴大為一個國，也就是所謂的「化家為國」－－建立自己專制統治的合法性，而最終，「忠君」=「忠於朝廷」=「愛國」的推衍，應該說就是延續秦始皇的思路得出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一公式中，關鍵之處在於「忠君」或者「忠於朝廷」，而不是愛國。因此，當時同樣沒有「愛國」這一概念，這一概念是從屬於「忠君」或者「忠於朝廷」中的，而並非一個獨立的概念。

漢承秦制，不僅延續了秦代的制度，更把秦代的政治理念發揚光大。然而這存在一個問題，「化家為國」的本質雖然仍是家國不分，但卻是以皇帝一人之家凌駕於國，這就潛含了兩個可能，一是任何一個家都有可能變成一個國，這也就是「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心態的思想基礎；二是忠於另外一個家也可能是「愛國」的體現－－既然是「化家為國」，那麼「國」就是由「家」決定的。顯然，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愛國」就顯得相當虛妄並且可笑。皇帝不可能容忍這種現象出現，因此他不得不出讓一部分權力給士大夫（或者說知識份子），因為士大夫掌握解釋知識的權力，是全社會的導師和表率，如果他們在知識上能夠證明「忠君」=「愛國」並且在行動上貫徹之，就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保障皇權。正是因為如此，士大夫集團才能夠以「道統」來約束皇權的「治統」，宰相才能夠率領百官以「府」對抗皇帝、外戚、宦官組成的「宮」，因此中國的皇權專制始終是一種「有限專制」。而這種共享權力的結構，也就意味著士大夫必須承認並且遵守「忠君」=「愛國」的邏輯：我們不難發現，古代對「叛國」的指責和對「殉國」的要求，主要都是針對士大夫集團的，而並不針對普通民眾、士兵乃至下級軍官（高級將領往往有一定文化程度，或者有很多知識人在他的身邊充當幕僚），換句話說，只有知識份子才必須「愛國」。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關鍵的朝代，甚至有日本學者認為宋代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不論這種說法有多少合理性，至少可以表明一點：宋代與之前的中國有著很大的不同。整個兩宋都收到異族的壓迫，並且，這些異族不像以前那樣只在邊境騷擾（例如匈奴、突厥）或者建立地方性政權（例如五胡亂華），而是如漢人那樣建立了整套的典章制度（無論遼、夏還是金的建立，都有漢人的參與）並且有著和漢人政權一樣「統一天下」的訴求（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金之前的所有國號，都是沿襲古地名或者周代封建各國的國號，例如三代、夏、商、周、秦、漢、唐、宋等等，而金的國號則是取金「不敗不壞」之意，超出了以往的限制，從那以後的國號都沿襲金的方法，如元、明、清）。他們是前所未有的敵人。宋代士大夫對此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從孫復、石玠開始，延續晚唐韓愈的思想，經過范仲淹、王安石、二程、張載、邵雍最後到朱熹、陸九淵，他們建立了「理學」，認為有一種根本性的「理」支撐著國家，從而使得「國」與「君」這兩個概念分離，這不僅從根本上解決了「家天下」的理論困境，也為「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提供了最堅實的理論基礎。

但同樣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有了比以前清晰的國家觀念，宋代的國家觀念仍然不是一種近代的民族國家觀念，因為其間摻雜了華夷之爭的文化觀念（華夷並不是民族觀念或者種族觀念而是文化觀念，「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評價的尺度不在於民族或者種族，而在於文化程度）－－士大夫們討論的重點不是保衛宋國，而是保衛文化；同時，也摻雜了南北之爭的地域觀念，宋廷南渡之後，宰相秦檜曾經提出「南自南，北自北」，惹得宋高宗趙構非常不滿：「朕北人，將安歸？」。同樣可以作為一個佐證的是，一代著名詞人、軍事戰略家辛棄疾，南渡之後一直被視為「反正人」，得不到重用（雖然也曾經官至相當於今天省長的湖西路宣撫使，但始終沒有出任前線或者中樞的重要職位），甚至還不如戰國時代那些客卿，宋代並沒有近代化的民族國家觀念，否則辛棄疾的命運也不至如此。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岳飛並非什麼「民族英雄」，就算不被看作是藩鎮或者軍閥，至多也就是一個忠於皇帝的普通將領而已。

明清兩代皇權高度膨脹，是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的時期，理學所建立的系統遭到濫用，「禮教下延」一方面使得孝子節婦層出不窮殺人無數，強化了「家國一體」的專制信念；另一方面也促使知識份子思考新的問題。在明末清初顧炎武的表述中，已經出現了「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分，儘管在他的思想體系中仍然沒有近代國家的形態。在顧炎武的表述中，「國」只不過是一姓之私，沒什麼可「愛」的；真正值得維護的是文化、是「天下」，顯然，這是中國傳統「天下」觀念的延續，與我們今天理解的「愛國」是完全不同的。同樣，面對入關的女真人，士大夫們所殉的是君主、是朝廷或者文化，而不完全是「國家」。當時已經出現了「漢奸」這個詞，但對漢奸的責難主要是建立在文化基礎上，即他們竟然為文化水準較低的異族賣命！而主要不在於他們出賣了「國家」利益。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雜的一個朝代，一方面，清王朝通過「華夷之辨」努力論證自己的文化上和政治上延續明代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因此他們不僅全盤接受了儒家倫理，並且基本上沿用了明代的政治體制和法律系統，繼續八股取士，更通過修《明史》確定這種合法繼承性，並且更加嚴厲的禁錮思想，使「忠君」=「愛國」理論不僅存在於士大夫階層中，更下延到普通民眾中；另一方面，清王朝又完全不同於明代侷限在長城以內，更像是一個武裝拓殖的大帝國（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元、清兩朝比較像帝國），也正是因為如此，清朝的疆域比明代擴大了一倍有餘，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以朝貢體系為中心的貿易體系－－它以「天下共主」的身份自居，與周圍各國如朝鮮、硫求及東南亞各國建立了等級森嚴的朝貢體系－－這也是中國傳統「天下」觀念的具體實現。我們今天對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時清政府對禮儀問題的斤斤計較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但對於當時的清政府而言，維護禮儀制度就是最為關鍵的問題，因為整個朝貢-貿易體系就是建立在禮儀基礎上的。因此，清朝像是一個帝國與郡縣夾雜的國家，從官職設置上就有所體現：地方行政長官既有總督、巡撫、將軍（拓張殖民地後中央直接委派的官吏），又有布政使、按察使（明代政治體制中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因此清代的國家觀念更加混亂：從民族上看，不再是一個純粹漢族或者主要由漢族組成的共同體－－其主導是女真族（滿族）；從疆域上看，由於清代的強力擴張，從中唐之後就不再屬於中國的西域地區，一直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狀態的西藏、雲南、東北，曾經征服過中國全境的蒙古都直接處於中央王朝的管轄之下（當然，使用了不同策略，如對西域則設置伊犁將軍直接以武力管轄；對西藏則尊重藏傳佛教信仰，但對活佛的合法性加以控制，同時設置駐藏大臣；對雲南及貴州設置土官，但雍正中年後「改土歸流」逐漸消滅；東北所謂「龍興之地」則設置黑龍江、吉林、聖京三將軍，禁止漢人出關，並且與俄國基本達成邊界協議；對蒙古則直接設置蒙古八旗，將蒙古納入統治共同體中），原先的「中國」觀念有了很大變化；再加上周邊的朝鮮、交趾、硫求等國都明確的奉清為「宗主國」，使得清真正變成了一個「天朝大國」，這種國家觀念比起現代國家觀念來沒有明確的民族或者疆域限制，具有很大的適應性和隨意性，與宋、明的國家觀念也有很大不同。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宋代以來對單一民族-國家的建構，由於清的出現完全破產。

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一般有三個條件：一是民族認同，即某個民族（或某幾個民族）有比較統一的文化、語言文字、信仰等，有較強的民族認同感；二是民族自覺，即某個民族（或某幾個民族）有要求獨立的自覺意識；三是作為民族-國家建立的基礎，即歷史上被承認的和現實中可能佔有的屬於某個民族（或某幾個民族）的疆域。正因如此，近代民族-國家一般都有強烈的民族歸屬感，明確的疆域以及建立在前兩個基礎上的與其它民族-國家的競爭-協作機制。顯然，兩個或者兩個以上民族想達成這個目標是非常困難的，因此近代民族-國家一般都是單民族國家，而「愛國」的概念也很簡單，就是愛本國/民族的文化、堅持本國/民族的信仰、捍衛本國/民族的利益（民族主義）以及堅決保衛本國/民族的疆域等。而多個民族組成的國家，一般都有很多問題，例如前蘇聯（包括今日的俄羅斯）、前南斯拉夫等，都一再分裂（蘇聯、南斯拉夫這兩個詞已成歷史陳蹟就是明證），就是因各民族都有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意願。也許當今世界上明顯的非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卻又沒有大的分裂問題的只有兩個：一個是美國，另一個就是中國。

但美國與中國又有著完全不同的狀況，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既沒有民族傳統，也沒有多少歷史文化，原先的土著基本上已經被趕盡殺絕，因此美國的民族問題並不突出。再加上近百年來美國的強力擴張，使得美國更像是一個「帝國」（美國人自己也不否認，雖然他們只承認自己是「不得已的帝國」），而不太像一個民族-國家。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基本上不以民族主義為感召，而是更多的以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自居，並以推行美國式的民主的「普世主義」來作為感召。在這一點上，美國有點像中國歷史上的宋和清，都自認具有較高的文明程度，更多的是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而非民族情緒。

而中國則與美國完全不同，就當今中國的疆域而言，整個東北三省、內蒙古（還有中國人心目中應該屬於中國的外蒙古）、西藏（包括雲南、四川兩省的藏區）、新疆（包括青海大部、甘肅和寧夏一部）、臺灣、海南、雲南一部、廣西一部和南海諸島，在傳統上都不屬於「中國」；而這些地區的民族、文化與傳統意義上的漢族及漢族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別，這些疆域都是清代武力擴張之後在近代西方的侵略壓力下逐漸被明確為中國領土的－－成為近代民族-國家的壓力和訴求促使清王朝和民國政府確定自己的邊境線，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近代西方的侵略促成了今天中國疆域的形成（一個有趣的例子，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批評美國政府不懂中國國情，因為他們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仍然在地圖上把大半個亞洲劃入中國政府可能的領土要求範圍內，而這位歷史學家則指出，中國政府根本不可能對那些地區提出領土要求）。而這些有著各自歷史傳統的地區和民族，最終都歸屬在「中華民族」的號召下，中國也成為一個罕見的多民族組成的且民族矛盾並不尖銳的民族-國家。應該說，這與中國歷史傳統有很深遠的關係。

正如本文上面指出的，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並不支持地方分裂，而且使得中國人始終有一種追求統一的集體無意識；而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主要是文化概念上的，並不是民族概念上的，因此傳統中國的民族矛盾（像漢代，金日磾就曾經以匈奴貴族而為漢武重臣；至於唐代，胡人出任宰相、大將的例子就更多）就比較少，歧視也主要是文化上的歧視；再加上中國自秦代以來一直主要是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有著比較統一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宋代以後禮教下延更使得這些規範深入民間，因此中國的地域主義思想一直在一個比較低水平的層面上，而沒有上升成為一種分裂主義思想。上述三點為中國提供了一個統一多民族信仰和意識形態的歷史基礎。而在具體實現上，則又有很多策略，首先是宣布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歧視，這就從民族情緒上最大程度的消滅了民族獨立的基礎（從孫文的「五族共和」到「各民族一律平等」都是這一策略的表現）；其次則是宣布93%為漢民族，其他所有民族一律稱為「少數民族」，這就從人口數量上最大程度的消滅了民族獨立的基礎（實際上漢民族這一詞本身就是一個經過整合的概念，經過了春秋與戰國的兼併，漢匈四百年和戰，五胡亂華，唐代「天可汗」的輝煌和民族大融合，遼、金、夏、吐蕃、大理的多年對峙以及元、清的兩度征服中原，恐怕純粹從血統上說現在的漢族與原初意義上的漢族有很大區別）；第三則是大力推廣普通話教育和普及義務教育，使得普通話和漢字侵奪各民族語言（包括方言）和民族文字的領地，這就從文化上最大程度的消滅了民族獨立的基礎（無論晚清的官話運動、還是民國的國語教育，與當今的「普通話帝國主義」在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的）；最後則是以近代民族-國家的觀念回溯歷史和改造歷史，製造出一批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和「愛國主義者」，把上述地區回溯成為「歷史上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就從地域上最大程度的消滅了民族獨立的基礎。

因此，我們當下的愛國觀念，既與一般的民族-國家相似，又多少有所不同，我們的民族-國家基礎乃是「中華民族」，而要讓一個塞爾維亞族人熱愛斯拉夫民族並統一在斯拉夫民族為基礎的民族-國家內，卻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但儘管如此，我們當下的愛國觀念仍然是以民族主義為感召的。

2、「愛國」與「愛國主義」

愛國與愛國主義有什麼不同？愛國是建立在個人對本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深厚認識基礎之上，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瞭解和熱愛，因此在這個概念上，國家/民族與皇帝、朝廷或者政府以及作為最大社會組織的國家（這裡兩個國家的概念是不同的，正如中國與中華民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區別）是不同的，是分離的，愛國不必然意味著要「忠君」或者「忠於朝廷」或者「忠於政府」。而愛國主義則是一種集體的話語訴求，主要是由皇帝、朝廷或者政府以及作為最大社會組織的國家組織的，是集體施加給個人的一種不能迴避的選擇，因此，在愛國主義的話語邏輯內，不必然的需要理解本國家/民族的歷史文化，而只需要瞭解到那些愛國主義所需要的內容，因此難免對歷史文化有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改造與變形，延續著這一邏輯，愛國主義最終達到的結果是「忠君」=「愛國」這一傳統邏輯的現代翻版：「忠黨愛國」（蔣介石語）或者「愛祖國、愛人民、愛黨、愛社會主義」。

愛國更多的是一種信念，而愛國主義則是一種方法；或者說，愛國是理念，愛國主義則是手段。因此，愛國是非目的性的：愛國只是個人的一種信仰和選擇，並不達成意味著任何目標，而愛國主義則是目的性的：愛國主義的話語訴求表明它想要達成某種目標，不管是反抗侵略還是開疆拓土，不管是自我保護還是侵略他國；因此愛國是被動的，愛國主義則是主動的；愛國是個人的，愛國主義則是集體的；愛國是自生自發的（借用哈耶克的術語），愛國主義則是人為設計的；愛國是亙古不變的，愛國主義則是「與時俱進」的；愛國是思想信念，愛國主義則是意識形態；愛國並不排斥愛國主義：可以用任何方式來愛國，愛國主義則有可能排斥愛國：你不是我們需要的那種愛國方法！愛國是真誠審慎的個人選擇，愛國主義則有可能是權威話語的輿論欺騙，更有可能是追求利益的利器；愛國是寬容的，愛國主義則是排他性的，是黨同伐異的工具；愛國需要深厚的知識與思想作為信仰的基礎，愛國主義則排斥知識與思想，只需要盲目的崇拜；愛國是安身立命之本，愛國主義則是策略；愛國是沉默的，愛國主義則是囂張跋扈的……

但是，愛國與愛國主義被混淆了，在愛國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所有的非「愛國主義」 者都被指為「叛國」！這裡，兩個「國」的概念被混淆了。天可憐見，流亡法國卻堅持用漢語寫作的高行健何嘗不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攜帶大量國有資產外逃的「愛國主義」者又何嘗愛國？從義和團事件（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中國民族-國家觀念尚未完全成型），到各種各樣的排外運動，到「一二•九運動」，到各式各樣的排外風潮，又有多少陰暗的勢力在幕後操縱？愛國無罪，造反有理！愚夫們一擁而上。愛國，多少罪行假汝之名而行！殊不知，這些都是愛國主義惹的禍，卻要由愛國來承擔！

因此，是我們理智的甄別這些概念的時候了：愛國不等於愛國主義，愛國主義也未必是愛國。

3、愛國，何必主義？

按照「社會契約論」的看法，每一個個人都是有足夠理性和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理性人」或者「經濟人」，而由於個體的能力又總是有限的，於是他們通過簽訂某種「契約」而結合在一起，通過讓渡自己的一部分權利，而獲得一部分保障。所有的社會組織，小到兩個人制定的合同，大到國家，都是遵循這樣的規則建立起來的。顯然，按照這一論式，國家的存在是為了保障個人利益，而「家國不分」或者「化家為國」的邏輯就不能成立：首先，國家的存在就是對個人權利的侵佔，因此「國」與「家」的利益不僅不是等值的，更是相悖的；其次，另外一個人，或者任何人的「家」變成「國」，也就意味著對自己「家」權利的最大侵害。因此，在「社會契約論」式的「愛國」理論中，「愛國」的前提乃是對國家這一契約的認可，並且確定國家乃是在保護個人及家庭權利基礎上的最大限度的「共同權利」－－顯然，這種「共同權利」在理論上需要得到所有人的認可：如果國家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侵犯少數人，就是歧視；如果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侵犯多數人，就是特權。因此，當「國」與「家」、與個人利益產生衝突時（例如受到歧視或者迫害），個人有權利選擇解除這種「契約」。「社會契約論」的本質是以「個人權利（或個人自由）」為核心概念、以制定社會公共道德規範為理論宗旨的倫理學論式；在這一論式中，個人權利的正當性及其社會保障是首位的。

馬克思主義則認為，國家緣起於私有制：私有財產和社會分工的出現，產生了階級和不平等，國家是保障私有財產和階級利益的最大的暴力機構和統治機構。因此，馬克思主義為推翻「國家」的暴力革命提供了合法性資源，而「愛國」這一概念，也就不是必然的，而是可選擇的。馬克思主義確信隨著人類的發展，在消滅階級和消除不平等之後國家必然會消亡，「愛國」只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沒有終極價值，終極價值是共產主義的大同觀。

社群主義者則指出：一、自由的個人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經濟理論或政治理論，還是作為一種認識論，都在根本上誤解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二、道德共同體的價值高於道德個體的價值，並且，社會、歷史、整體等非個人因素在人類道德生活中具有基礎性和必然性意義。這一批評提出了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價值實現的本原，究竟是作為個體的我，還是作為社群的我們？社群主義者認為，一個社會不僅是經由契約關係聯繫在一起的個人間的結合，更是一個人們因共享一些相同的習俗和信念而結合在一起的社群。因此，「愛國」是一種公共選擇，是國家利益（社群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必然選擇－－社群利益從本質上來說就包含了個人利益。

然而，上述三種國家觀和「愛國」觀，都在本質上忽略了或混淆了本文之前提到兩種「國家」概念，即作為歷史的、民族的國家與作為政府組織的「國家」。這裡我認為有必要引入哈耶克的自由社會秩序分類學：哈耶克把所有的制度和其它形式的社會秩序區分為不是生成的就是建構的：前者是指「自生自發秩序」，後者是指「組織」或者「人造的秩序」。顯然，作為歷史的、民族的國家是一種自然生成的國家，它並非出於任何刻意的設計或者追求，而是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是人類不斷試錯所達成的結果；而作為政府組織的國家，則是一種人為設計的結果。兩個概念是不兼容的。對於前一個「國家」的愛，我們可以稱之為「愛國」，因為那更多的是一種文化上認同；對於後一個「國家」的愛，我們只能稱之為「愛國主義」，因為那是作為組織的「國家」所使用的一種策略。

愛是由來有自的，無論父母昆弟之愛、情人之愛還是師友之愛，都是有基礎的：有相互瞭解、共同生活、基本認同等等，愛國同樣如此。如果說真正意義上的愛國是愛這個國家得以傳承延續的文化，是希望這個國家民族得以進步的話，那麼首先必須瞭解並且認同這個文化，並且對這個國家的歷史及現狀有一定的認識。而這，並不容易，需要大量的歷史和哲學知識，需要對東西方文化都有一定的瞭解。顯然，這個目標太過高遠，不是每個人可以達到的（或者說，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夠達到），況且，這必然會影響到作為政府組織的國家利益：我們可以想像，真正的愛中國，並不等值的意味著要去愛國民黨，或者要熱愛某種社會制度。因此，國家只能以「愛國主義」為號召，普通人也只能以「愛國主義」為依歸，以求得某種認同感。

因此，從個人而不是政府的角度出發，個人更需要的是「愛國」而不是「愛國主義」，「愛國」所帶來的深沉的歸屬感已經可以使一個人走遍天下而不會遺忘自己的身份。而「愛國主義」這種話語策略的選擇，雖然有可能帶來某種益處，但更有可能被證明是一場災難。

愛國足矣，何必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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