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記者講述那些無法刊發的新聞(組圖)

2017-08-27 08:35 作者: 陳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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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7年8月21日訊】我叫陳傑,是《新京報》的首席記者。先來說一下這張照片。

艾滋村

這張照片是我在2004年底拍攝的,是在河南上蔡的一個愛滋病村。這個女孩九歲,叫吳素敏,她的父母親因為賣血染上愛滋病死去了,她也攜帶了愛滋病毒,身體狀況一天比一天差。她的家是什麼樣的呢?土夯的房子,一半倒掉了,房子裡面有一張床,上面堆著亂七八糟非常髒的衣服。孩子就靠一些親戚給她施舍點食物活著。

我拍完這張照片就走了,後來這個報導也發出來了,這張照片也得了很多獎。

大概在幾個月之後,有一天,同行的文字記者跟我講,她說這個聲音像貓一樣的小女孩去世了。當時我的心被重重地撞擊了一下。實際上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完全可以以我個人的力量來改變這個孩子的命運,比如說我找人資助她,讓她有吃的、讓她有住的等等。但我選擇了走開,我的鏡頭是非常冰冷地走開的。

到目前為止,這個孩子的眼睛一直在直視著我,一直在詰問著我。她讓我從一個懦弱的攝影師、新聞工作者,變成一個堅韌的新聞工作者;從一個沒有尊嚴的新聞工作者,變成真正有尊嚴的新聞工作者。

在當記者之前,我在部隊當了五年兵。當年在部隊的時候我是兵王,大家看到我立的二等功、三等功、優秀士兵,榮譽很多。後來我還是選擇到地方去,做我夢想的記者。

2003年《新京報》在北京創刊,我就從地方到北京應聘。當時面試我的是現任的總編王躍春。她十幾秒鐘就把我精心準備的剪貼本和獲獎證書翻完了,瞄了我一眼,說「你就這些?」我當時非常的絕望,覺得自己沒戲了。她又問我還會什麼,我咬咬牙說:「我身體好。」我說我一個小時能做1800個仰臥起坐,練過格鬥,曾經抓過小偷、鬥過劫匪,幫助警察抓過嫌疑人——到現在還是這樣,前前後後有十幾個這樣的例子。當時她聽了以後說:「哦。」

然後我就收拾剪貼本,非常絕望地離開了報社,買了張火車票就離開了北京。車到石家莊的時候,社辦的一個女孩給我打電話,她說王總讓你來辦入職手續。就這樣,我成了《新京報》的一名攝影記者。

多年以後,王躍春在一次聚會的時候跟我講,她說為什麼當年選擇讓陳傑進入《新京報》呢?她就看中了我的身體好。她說《新京報》創刊的時候,在北京肯定很艱難,需要一個敢打敢拚的人來打開局面。

王躍春選擇是對的。從2003年我進入《新京報》之後,到2004年、2005年,國內發生的空難、海難、礦難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總是最快速度出現在第一現場,是拿到獨家新聞最多的記者。北京的媒體一聽說我在現場他們就特別緊張,他們甚至會派很多記者來盯梢我。

2005年7月份的時候,視覺部主編跟我說:「陳傑,我太累了。」他帶了70多個人的團隊。他說你幫我管理攝影部,當視覺部的副主編,分管20多個攝影記者。

我當時一聽:這麼快就當官了,覺得挺開心的,而且待遇也好。後來我從副主編到主編大概經歷了九年吧,這九年裡面我生活得並不快樂。因為我漸漸離開了一線那種激情澎湃的時光。在這個九年過程中,我不斷地給自己戴上枷鎖,患得患失,內心懦弱,很多東西覺得被掏空了。

在2014年7月份的時候,我選擇了離開主編的崗位,回歸到一線做攝影記者。迄今為止,在兩年的時間裏,我的行程達到30多萬公里。幾乎把國內走了兩遍,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

我離開管理崗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騰格裡沙漠污染的報導。

騰格裡沙漠是在寧夏、內蒙古和甘肅三省交界的地方。沙漠地下富含第三紀殘留水,下面的水都是通的,非常珍貴,而且它的植被也是非常豐富的。在沙漠交界的地方,這三個省在比學趕超地建工業園區。這些工業園把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沙漠裡,不做任何的處理,不僅污染了地下水,也威脅著8公里之外的黃河。而且這些工廠大量地抽地下水之後,會造成地下水下降,對本來脆弱的生態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環境污染事件是路人皆知的,環保、司法、媒體都知道。但是因為它背後巨大的利益鏈,沒有人能撼動。

我決定要觸碰一下這個禁區。我徒步從騰格裡沙漠腹地進入到這個地方。我平時經常跑一萬米,成績到現在還非常好,40分鐘多一點,所以我的體能非常好。儘管沙漠到這個地方只有三公里,但當時這三公里我其實是跑的。因為天快黑了,如果黑下來我就拍不了照片了。我是等所有的管理人員撤走的時候往裡去的,為了趕這個時間拚命跑,渾身上下都濕透了。後來央視播的我的那個視頻,全部都是我的喘氣聲。這幾公里跑得比我平時跑一萬米還要累。

沙漠污染
騰格裡沙漠污染

沙漠污染
騰格裡沙漠污染

《新京報》用兩個版把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寧夏迅速做出了反應,關停了企業,對企業負責人和環保局進行了追責。

內蒙古恰恰相反,他們找了一些中央或地方媒體,做了一個顛倒黑白的報導。同時通過我們的上級主管部門,對《新京報》施壓,對我個人施壓。

在這種雙方角力的過程中,我再次跟中科院的專家、中國政法大學的律師一起到騰格裡沙漠進一步取證。我要做最壞的打算,跟他們法庭上來對峙。

在博弈的過程中,國~務院對這個事情做出了批示,專門成立了調查組進入內蒙古、寧夏和甘肅,對整個騰格裡沙漠進行普查。出了40多項的整改意見。總~書記對這個事件先後做了三次批示。

因為這個事件,內蒙古、寧夏和甘肅一共有100多名官員被問責,有幾十名官官員,包括高職廳級官員被免職。這些污染的所有的區域都按照環保部的要求進行了徹底的整改。

騰格裡沙漠的報導也在法律界、環保界,包括NGO圈裡面產生了巨大影響,我的朋友圈迅速擴大,線索蜂擁而至。此後我又做了十幾篇重大環境污染的報導。

2011年的時候,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進入日本,在那個地方待了十五天,發回了一系列海嘯之後的慘狀的報導。我更重要的關注到它的次生災害,也就是大地震之後福島第一核電站被衝擊後帶來的次生災害。在福島方圓四十公里的無人區,就是我獨家進入的這個地方。

當時的(輻射物質)濃度大概是四百到一千倍,我在這個地方停留了短暫的時間被勸回來了,然後做了這一篇報導。

地震
日本大地震

地震
日本大地震

過去五年,這裡一片死寂,包括這個超市裡面。

地震

這個是中國水果,我還專門看了一下牌子。

地震

這也是超市。

地震

這個是什麼呢?

日報 地震

密密麻麻的,一個袋子大概1.6噸。日本現在在進行除染處理,也就是把受核輻射的污染大概30公分的土壤挖出來,放到這個軟性編織袋裡面存放五年。那麼五年以後怎麼辦,他們也不知道。但是大量的土壤挖出來之後,怎麼存放又是一個問題,所以說他們就存放在福島這個沿海的地方。

日本 地震

目前我們中國也在大力地發展核電,雖然日本是第三代核電,中國是第四代核電,相對來講安全性要高得很多。但是當年日本也說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電,同樣出現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日本這個核的污染的問題,應該作為我們的鏡鑒,值得我們去反思。

當然作為記者,我們有很多不能言說的東西,有很多報導的禁區,我們是怎麼去應對的呢?天津大爆炸這張照片大家可能知道,(獲得了)今年的荷賽獎,包括一些國內的大獎。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張照片。

天津大爆炸

我們《新京報》整個團隊在第三天的時候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必須全部撤離,不能夠再進行追蹤報導了。當時也是正好在「大閱兵」前夕,一切需要穩定。這個時候我的做法是什麼呢?別人可以撤,我堅決留下。我可以不報導,但是我不能夠停止記錄,這是我的最基本的態度。

《新京報》在這個過程中連續給我發了多個版的報導。這些報導受到上面的嚴厲批評,但是報社一方面寫檢討,一方面在內部來表彰我,鼓勵我的行為。所以說我做的這些報導它不是我個人的力量,是整個團隊的力量在支撐著我。

這個報導是在湖南桃源。它這兒有一個鋁廠,是全球民企五百強,是湖南省排前幾位的納稅大戶。它造成的癌症村,還有大量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污染,沒有人去觸碰它。後來我就做了一週的調查,做出了這篇報導。

污染
湖南桃源污染

這篇報導出來之後,這個企業的二把手給我打電話說:第一,你幫我把所有網上的稿子撤掉,因為網上的報導寫的是癌症村,對他們刺激很大;第二,我是管錢的,我給你打電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我說,等一會兒,等一會兒,其實他不知道我一般帶著兩個手機,一個手機免提,一個手機錄音。然後我說,你繼續說。他跟我說多少錢都可以什麼什麼的,跟我講了很多條件。

第二天我就寫了一篇手記發出來了。

發出來之後他們惱羞成怒,通過他們的關係——有錢能使鬼推磨嘛——又找到上級主管部門給我寫了二十條罪狀,要求《新京報》道歉,要求把我清理出記者隊伍,說我做假新聞。他們同時在官方微博、官方網站寫文章攻擊我,弄一大堆水軍咒罵我。

後來我們報社領導王躍春找到我,跟我說這個情況。我說,我手裡有更厲害的證據,足以讓對方的這個負責人入刑。她說,那我們再去做追蹤報導吧。當時《焦點訪談》找到我,說想做這個追蹤報導,我說,正好我手裡邊有非常詳實的證據,跟我走吧。第二天我們就進入了現場,第三天我就做出了追蹤報導。

這個報導之後,當地的環保部要求他們做了24項整改,我還專門看了它那個24項整改的指標。然後,他們把所有的官方的網站、官方的微博污蔑我的內容全部撤下來了。這個事件也平靜過渡了。

有一個省的縣委常委,他是和我多次交鋒之後成為朋友的。他說,陳傑,你是個好人,你能不能改行。我說,為什麼?他說,太危險了,你這個報導影響了我們一大批官員,這些人都想各種方法構陷你,我聽到都膽戰心驚。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聲音。當時我做一篇報導的時候,接到了一個簡訊,他說,謝謝你救了我。我就打電話回去,他始終不接。後來春節的時候,他給我發了一個簡訊,他說他是誰,他說現在這個事情風平浪靜了,我敢跟你說了,謝謝你。還有更多的像他這樣的人,會在春節的時候還有平時不斷地問我的狀況,會給我寄咸菜,寄各樣的東西。所以說我朋友特別多,這是我真正的動力,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最近大家知道的懸崖村這個事件。懸崖村在涼山彞族自治州,涼山是目前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中國要求涼山在2020年脫貧。全國兩會的時候涼山州委書記當場表態,說2019年脫貧。涼山,用一個著名的學者的話說,「三十年前是什麼樣,現在還是什麼樣」,很多地方甚至還不如三十年以前。所以說用三年的時間解決三十年的問題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這個地方叫阿土勒爾村,彞族居民大概佔百分之九十幾。過去戰亂的時候,他們在這個懸崖村上面一夫當關。

涼山 彞族
阿土勒爾村

這個懸崖村我是在一個更高的梯上拍的,向下那個樓梯的山層是中間的那一梯

伸出來的。進入這個村的這條路上面有十七個天梯,也就是籐梯。有的是垂直的,最高的一百多米,村民和小孩都從這個地方上下。實際上入村有好幾條路。其中,一條路只有三個月的枯水期才能夠走,而且也非常艱難;有一條路可能要走七個小時;另外的一條路已經廢棄了。這幾條路死了很多人,包括這個天梯,近幾年死了有十個人。我就特別想去看。後來我徒步五個半小時進入了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採訪之後,我瞭解到這個村裡面有十八個孩子在村下面的小學裡讀書。這個小學它的落差只有八百米,但是一般外麵人進來得三到四個小時才能上得上去。小孩的體能非常好,一般用三個小時就可以,像猴子一樣爬得特別快。

這個男士叫陳古吉,小孩叫陳木黑,六歲。他每次接他兒子的時候要帶著背包繩把他拴著,防止他滑倒。

涼山 彞族

這就是他們走的路,腳下都是萬丈深淵。

涼山 彞族

這就是孩子背著沈重的書包在上學的路上。當我用無人機拍這個畫面的時候,我當時就震驚了。

涼山 彞族

涼山 彞族

後來我在我微博裡說,希望我的這個照片能夠打動更多的人,讓更多的人匯聚力量來改變這裡的現狀。

我是5月14號拍的,5月24號發的。正好汪洋副總理在涼山考察,他看到這個事件之後,就跟州裡面和省裡面問這個事。結果他們啞口無言,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事,不知道這個現狀。這麼多年死了這麼多人他們根本不知道。

當天晚上,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我,問,陳傑你要多少錢,幫我們做一個平抑輿情壓力的稿子。後來那個中間人就把當官的說了一通,他說,你這是不可能的,只有如實地把你的解決方案拿出來。

後來我電話採訪了州委書記,採訪了縣委書記,第二天做了一篇追蹤報導。州委書記表態要按照我的意見建一個帶扶梯的道路。首先解決孩子上下安全問題;第二,讓規劃部門到這個地方設計一條道路,把四個懸崖村貫連到一起。實際上這裡是四個懸崖村,有198個孩子在山上下來讀書。這個學校在四個懸崖村裡邊是狀況相對稍微好一點的。

在這個報導之後,全國的媒體、公益組織,還有官員頻繁地去造訪這個地方。但是我沒有去,我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表態,我只相信行動。我每次打電話給地方官員的時候,問怎麼樣,路修了沒。他說正在修、正在修。我問老百姓,修了沒有,老百姓說沒有啊。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當然我更相信自己的實地考察。

5月31號,我帶著報社四人的報導組,帶了視頻直播的報導組一起去了。我們第一天做了七小時的直播。從學校到天梯路,就看你們到底修了沒有。什麼地方斷的,什麼地方沒有護欄的,所有的這種危險的地方我都把它記錄下來,同時給出解決方案。

在6月1號到6號,我們先後做了十個版,再次把這個事情推到風口浪尖。

在這個過程中,四川省還幾次想讓我們停止這個報導,但是我們報社頂住了。我們的總編說了一段非常讓我感動的話,她說,我們所有人欠孩子一條路,我們必須要做,再大的壓力一定要讓這條路能夠通達。

在6月6號,孩子們上學的那一天,我們所有的視頻報導組準備直播孩子天梯上學的這個路,那將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們到達懸崖邊的時候,村幹部接到電話,縣裡面要求孩子們不能走天梯,必須要繞道走。我就跟著他們去繞道走。繞了六個半小時,走的都是斷橋、隧洞、泥石流,所以天梯這條路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條路。孩子們走下來之後說,我再也不想走這條路了。家長說,我寧願不讓孩子上學也不願意再繞道了。

涼山 彞族

實際上,懸崖村只是整個涼山問題的冰山一角,它也是我現在所做的社會影像調查的其中的一個點,我將以懸崖村這個點來展開更多的對當地的調研。我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尋找解決方案。我們所有的報導不是批評政府,是跟政府一起探討,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大家都要誠實地面對現實的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的話才能夠共同地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

作為這個職業的人,我最喜歡的是王爾德這句話:不服從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美德。它將成為我職業的一種最基本的信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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