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國府重視文化教育 戰火中設立西南聯大(圖)

2020-06-25 11:00 作者: 謝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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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成立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網絡圖片)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與中國抗戰共始終的一所著名大學,係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聯合組成,簡稱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從1937年平津淪陷後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至抗戰勝利後復員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6年7月31日),前後共計八年,為戰時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躍在各個學科領域(1955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部委員中出身於西南聯大的有118人,佔學部委員總數473人的24.9%。參閱周發勤等:《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貢獻》)。

西南聯大不僅培養了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學家,而且也培養了何炳棣、鄒讜、王浩等人文科學家,還養育了像殷海光這樣具有思想家氣質的學者。西南聯大的存在對於分析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活動有重要的意義。

正如一位西南聯大學生所言:「西南聯大便具備了雙重意義。一個是表面的意義,那當然就如其名稱所揭,是一個『學校』,是一座研究學問、傳授知識的最高學府;但在另外卻還有一重不為人們所見的隱潛意義,那就是一個醞釀輿論,領導思想的政治中心。

這一面雖然潛隱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卻是西南聯大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意義』。若棄此不顧,只談上課講學,那實在不能算是瞭解西南聯大。」(張起鈞:《西南聯大紀要》,見《當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第13頁,臺灣,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

西南聯大的設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同時也說明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在政府決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西南聯大設立的動議直接來源於胡適等人,1943年1月2日蔣夢麟致胡適的一封信中說:「弟則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總覺難免,有時不免痛責兄與雪艇、孟真之創聯大之議。數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聯大事,我說,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5月)

七・七事變前夕,蔣介石邀請了許多國內知名人土在廬山舉行國是談話會,當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都應邀參加,同時還邀請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陳岱孫、浦薛鳳、莊前鼎等。

事變後,北方各校紛紛去電告急,要求幾位校長返校應變。當時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學者、教授李書華、陸志韋、查良釗、羅隆基、梅貽寳、鄭天挺等21名教授聯名致電廬山談話會,要求守土抗戰。

7月17日梅貽琦電告清華教務長潘光旦「今早重要會議,當局表示堅決,並已有佈置。」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決定將三校遷往湖南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此事經三位校長回南京和教育部進一步磋商後決定實施。

8月14日,教育部密電梅貽琦、顧毓琇:「政府擬在長沙設臨時大學,特組織籌委員會,敦聘先生為委員……」

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貽琦一封公函說:「奉部長密諭,指定張委員伯苓、梅委員貽琦、蔣委員夢麟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楊委員振聲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秘書主任。」

梅貽琦接信後,立即赴長沙進行籌備工作。

長沙臨時大學即為西南聯大的前身,1938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漢告急。

後經蔣夢麟親自請示蔣介石,才決定將長沙臨時大學遷往雲南省會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轉知:奉行政院命令,並經國防最高會議通過,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7月1日正式啟用關防。

西南聯大在昆明前後約八年時間。1946年7月,西南聯大返回北方,分別重建清華、北大、南開大學。

當時,國人對西南聯大的成功有高度評價,認為這是「民主傳統,寬容精神」的結晶。在國家面臨危亡的歷史時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現出的吃苦耐勞、團結合作精神,實為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楷模。

西南聯大的成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筆精神財富,我們今天迫切需要對聯大精神,聯大風格進行深入研究,以發揚中國知識份子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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