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母亲

作者：西乌拉帕发表：2003-04-19 01:28

一前言

《土地真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吗？》是我迄今为止关于农村问题最长的文章，初稿12000字，在一个周末的2天里完成。这篇长文不仅让读者受累，让我也写得很疲倦。写作过程中，我总要想起我的两位母亲－－生母和继母，她们都是中国最普通而典型的农民，一生都在土地上辛苦劳动。

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学者和官员轻率地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这种论调让我陷入了沉思。因为，我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土地没有能够保障我的两位母亲？

二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于1998年去世之前，已经在土地上辛苦劳动了50多年。无论是文革时期的生产队制度，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承包制，母亲一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田间的辛苦劳动。这种持续不断的劳动，艰难地维持着全家人最低层次的温饱，同时也直接带给了母亲一生的疾病和痛苦。

母亲的病，是在劳动中得来的。据母亲回忆，那是早在生产队的时候，她还很年轻。有一天，她正在晒场上晒稻谷，天气骤变，风雨交加。在抢收稻谷的过程中，母亲淋透了雨。最初是感冒、咳嗽，没有引起重视。这种伤风病痛，对于家乡人来说，即使在今天，一般也很少买药治疗。药太贵。多半都是硬扛着，任其自生自灭；或者找些金银花、竹叶芯子和苦蒿之类的草药来煎水喝。然而，母亲那次的感冒很严重，草药并没有治好，一拖再拖，后来就转化成了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呼吸急促，犹如扯风箱一般。这一病就是几十年，成为伴随她一生的灾难。

由于无钱治疗，母亲只能买一些麻黄素片来缓解病情。麻黄素片很便宜，只要几分钱一颗，一块钱可以买一瓶，好几十颗，似乎很划算。我没有查证过，但一直怀疑麻黄素这东西很可能会让人上瘾，因为母亲渐渐地对它起了依赖，也有了抗药性。从最初吃一片管几天，发展到每天吃一片，喘得厉害或咳嗽得厉害的时候，就自己加大剂量，一次吃2片、3片乃至更多。这东西当然不能根治，但可以短暂减轻病情，更主要的是它便宜。便宜而又能多少减轻痛苦，这对于无钱的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便宜的麻黄素片小瓶，一直伴随了母亲几十年，直到后来病情加重，根本不管用为止。

应该说，无论什么病，都是让人痛苦的。但在我的见识中，不知世上还有无比支气管炎和哮喘更让人痛苦的病了？！我猜想，其他的病痛，哪怕缺骼膊断腿什么的，虽然痛苦，却来得猛烈，让人非生即死，痛痛快快，倒也干脆，但这支气管炎和哮喘病则不然，几十年如一日，让人在漫长的日子中遭受病痛的煎熬和折磨，犹如钝刀子割肉，让人生不如死！

被病折磨得难受的时候，母亲曾经多次动过自杀的念头，但都因为不忍心丢下我们几个孩子，终于没有对自己下手。这是母亲亲自对我们说过的。

我自记事起，就总看见母亲老是喘气，老是咳嗽；白天咳，晚上更咳得厉害，还多痰。我自己常常在半夜里，被隔壁母亲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嗽声所惊醒，然后又在母亲的咳嗽声中沉沉睡去。伴随别人童年的，是优美的儿歌和催眠曲；伴随我的，则是母亲揪心一般的哮喘和咳嗽。

我常常想，如果医疗条件好些，如果生活没有那么贫困，如果当初感冒治疗得及时，母亲原本不必遭受这样的终身折磨！

更严酷的是，生病，并不能成为阻止母亲下地干活的理由。无论是生产队时期，还是土地下放之后，母亲一直都在带病干活。这虽然是极其残酷的事情，却无可奈何，因为农民的所有生活来源都在土地里，只有劳动，才能生存。如果仅仅因为生病而可以休息，在农村是非常幸运和少见的事。有好多次，母亲病情加重，脸色铁青，昏倒在田地里，最后被父亲或我的兄长背回家里。（跟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中写的一样。）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次数一多，大家－－包括我的家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照样生病，却照样干活。在农村，这样的情况太普遍了。

我现在常想，人真是很残忍的动物。什么事情，无论多么严酷，甚至残忍，只要发生的次数一多，就习惯了，就不觉得反常了。正如我们可以在母亲的咳嗽声和哮喘声中酣然入睡一样，带病劳动在农村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很多在城里人眼里是极不正常和不可思议的事，在农村都很普遍和正常，不仅外人，连她的亲人都麻木了，冷漠了。也许这就叫“见怪不怪”和“习以为常”？

这种对亲人的麻木和冷漠，至今仍然让我心悸和忏悔。麻木的背后，更多的是无奈。
直到1994年，我大学毕业，可以每月寄点钱回家，家里的经济压力多少有所缓解，但土地一直都没有丢掉，母亲一直都还在责任田里干农活。我曾经劝她别种地了，反正也不赚钱，但她说：
“哪有土地不种庄稼的？那么大片地，荒了多可惜！”。

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由于贫困。多年来，为供养我们念书，家里历年欠债沉重。我的毕业工作，并未使得家里的经济情况获得根本好转。父母觉得，种地虽然累，好歹可以有点收成糊口，多少可以减轻我的压力。我刚毕业工作，挣钱不多，还要攒钱成家，不容易。可怜天下父母心！

母亲干不了重活的时候，她就在地边田坎上，帮父亲干些轻松一点的活路，比如拔草什么的。而她的的病情却越来越重了，由原来的支气管炎演化成了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约摸到1996年，她才终于将承包地转包给我的几个兄长，没有再下地干活，但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很差，其实那是干不动农活了。母亲常常喘气喘得走两步路都困难，每天只能坐一会，不舒服，又回到床上去躺着，继续咳嗽和喘气。终于，1998年夏天，一场流感袭来，母亲病情恶化，在乡场的私人药店留下180元的药费赊帐单之后，不幸病逝于那间低矮而昏暗的茅草土坯房中，享年仅60岁。
……

此后，每次回家，我都要长跪于母亲的坟前，把无尽的思念和悔恨化着泪水，倾洒在香烛与纸钱的烟雾之中，

从母亲的坟前站起来，返身离开的时候，我总要忍不住一遍遍地望着家乡那远近成片的土地，心里忍不住一遍遍地追问。
在这片土地上，母亲倾注了她艰辛而痛苦的一生。
土地，土地！
这些让母亲辛劳了一辈子的土地，不但没有能够保住她的健康，更没有能够保住她的生命。
难道这就是那些人所说的“社会保障”？
这样的论调，如何让我接受得了？

三我的继母

“继母”，通俗讲，就是我的后妈，是我写文章时为了便于区分的书面叫法，实际上我们仍然都叫她妈妈。

在我的母亲去世近五年后，继母来到了我家，与年老多病的父亲重新组建家庭。

父亲再婚的时候，已经67岁。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生活一下子孤单起来，精神上萎靡不振。我曾让他到城里来，与我合住过一段时间。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陪他的时间很少。他不会打麻将，难与周围的人们融和到一起。每天除了上菜市场买菜，做饭，然后就是看电视，也极无聊。终于还是回乡下老家去了。那里毕竟环境熟悉，空气清新，还可以到乡上茶馆与一群老头玩扑克牌，比城里更好消磨时光。

但父亲的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了。他早年落下的风湿、骨质增生，随着年龄的增长，都纷纷严重起来。他的几个儿子这些年都纷纷进城打工去了，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只留下两栋新修的楼房让他独自看守。当年一家7口人，住在那三间低矮昏暗的茅草房里，下雨天屋里到处漏水，常常为火灾担惊受怕，虽然拥挤和贫困，却也感到幸福快乐，从来做梦都不敢想居然会住得起楼房！而且还有彩电和电话。而今，父亲一个人呆在老家两栋楼房里，白天打牌回来，冷锅冷灶的，无人说话，孤单得很。平时有个病痛感冒什么的，也没人照应。

2002年的秋天，一个清晨，父亲早起去厕所。厕所在一个茅草搭起来的猪圈里边的一个小过道尽头，过道两边堆满了柴禾。谁也没有料到，竟然有一条毒蛇躲在那里睡觉。由于天色未亮，头顶的电灯瓦数很低，昏暗得很，父亲睡眼惺忪，哪里看得见它？他穿着凉拖鞋的脚，猛然感觉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顿时大叫起来，又疼又怕。幸好有邻居帮忙，赶紧租了摩托车，将他送到10多公里以外的乡村医生那里，花了近300块钱，总算用土法医治好了。接到他报信的电话，吓得我们几弟兄浑身出冷汗，好几天寝食不安。

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几弟兄就商量，同意他找个老伴儿，好让他的晚年生活有个照应，有人跟他说话，避免孤单，总是好事。

就这样，在2002年的春节前夕，56岁的继母，来到了我家，成为我们的第二位妈妈。

继母的丈夫是在两年前得病去世的。
农村人，一般得小病是难得上医院的，一旦住院，那一定是大病。一旦遇上大病，后果就很难预料了。

继母已经56岁，上面有一位84岁的婆婆，下面有4个儿子－－都外出打工去了。一家6口人的土地，全靠她一人耕种，真是起早摸黑地忙乎。种6个人的土地，就得交6个人的税费负担。－－按照规定，84岁的婆婆，虽然干不了活，也得交税。－－其中的艰辛和劳累，虽可预料，却实非常人所能想象。

继母本来也不太愿意老来改嫁的。农村人的观念，还不是那么开明的。但这也由不得她。丈夫去世后，她在家苦苦支撑了两年，一人独种6人的地，实在太累了，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不种地吧，几个孩子又不供养她。她没有办法，只得寻找合适的人家改嫁，算是给自己寻条生路。所以，继母的改嫁，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无奈，出于寻求生存；甚至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逃离－－逃离那难以承受的生活重压。因为据说到我家来，有我们几弟兄寄钱回去供养，是不用干农活的。

但让我吃惊的是，即便这样的逃离，也并不容易。
继母“出嫁”的喜日子选定在2003年1月14日（虽然114在城里人似乎不够吉利，但据说，按照农历，那一天却是个好日子）。这个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2003年元月12日，继母出嫁的前一天，由区、乡、村、组四级基层政权干部组成的小分队，竟然进驻到继母的家里，严厉要求她缴清农业税费，声言不交清就不许出嫁。

继母的家里一时围满得人山人海。不过，他们并不是来贺喜的。

无奈之下，继母含泪四处借钱，甚至把我父亲提前递送过去的几百元彩礼钱也垫上了，这才交清了6个人的农业税费，终于才得曰褡既缙诟募薜轿壹依础?

春节，我从上海回到四川老家，见到了我的这位新妈妈。

在房屋背后的晒场里，我远远望去，继母身体的瘦弱矮小，是远出乎我预料的。我拉着她的手，个子高出她很多。我真有些不适应。在我32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位新妈妈，她竟然是那么矮小瘦弱，我不知道，如此瘦弱矮小的妈妈，竟然独自干着6个人的农活。

春节临走前，我与父母坐在一起，三人有了一次特殊的对话。谈话中，我知道了前面所述的继母的身世。当讲到出嫁前被小分队逼债的情景时，老人家脸上满含着愤懑和耻辱。

我客气地问她：“初到我家来，你习惯吗？”
没想到，老人家竟然回答说：
“其他倒没什么，生活条件远比我原来好了。唯一的不习惯是，过来后不再种地了，一下子还真不习惯。”
她微笑着，声音淡淡地，很平静，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似地。
我的心一颤，差点掉下泪来。
多么可怜而又可敬的母亲啊！

我又问，你对我们晚辈有什么要求吗？
她小心翼翼地说：“人都有那么一天。你父亲比我大10岁。万一他将来老去了，我的吃住怎么办？我来之前，我婆婆就对我说，你去呆不了一年，就会返回来的。我回答她说，即使我在那边呆不下去，也再不回你杨家沟了！”

老人家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父亲毕竟已经67岁，且身体有病，三长两短是难保的事情。而她也的确是从杨家沟的生活重压之下“逃离”出来的，她已经没有退路可言，过来之后，这里能否呆得住？即使呆下了，将来万一我父亲比她先走一步，我们几个孩子会不会继续供养她？她心里是没有底的。这是她最担心的地方。因此，她是冒着风险过来的。

我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生活的严酷，让我无法回避。

我几乎是哽咽着说：“妈，不管将来怎样，只要有我吃的，就一定有你吃的。”

她笑着，点了点头。

四、后记

我的两位母亲，在土地上辛劳一生，却连健康、生命和尊严都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
因此，每次读到那些学者或官员大谈冠冕堂皇的“耕地社保论”，我总要感到万分的悲愤。不知在今日之中国，可还有所谓公正和良知可言？

最后，我要正告那些用“耕地社保论”来搪塞农民的御用文人们，以及那些至今仍然漠视农民正当权益的人们－－

你们的罪孽太深！

（2003年3月23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说，温家宝总理曾讲过几次，要求他去调查一下，因病去世的农民有多少人是死在医院里，而在城里这是个什么比例。第二，要调查一下，如果农村的妇女生孩子有多少人是在医院生的孩子，而在城里又是个什么比例？
这真是问到点子上去了。这样的调查数据，不知道会不会让那些人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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