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名士苏东坡(图)

2013-10-10 21:28 作者: 晏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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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 苏东坡像

【看中国2013年10月10日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没有哪个像苏东坡一样,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齐了心似的喜欢他。喜欢他的诗词,喜欢他的文章,喜欢他的书法和绘画,甚至烹个菜都要美其名曰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豆腐,可见喜欢到骨子里了。其实,人们最喜欢还是他的为人,虽然一世为官,却没有传统官僚的世故,一世为文,却不见世俗文人的虚假。

国人历来强调“人贵直,文贵曲”,但苏东坡却背传统而自任,无论对象是谁,凡遇不平,不吐不快。同僚石介曾作《三豪诗》,对石延年、欧阳修、杜默三人的才华极尽赞誉,说石延年豪于诗,欧阳修豪于文,杜默豪于歌。石延年、欧阳修才气卓绝,冠以“豪”,可谓实至名归。杜默特别爱写诗,但诗才拙劣,其诗多不合格律,常常闹笑话,以致后人把因言事不合格者比喻为“杜撰”,杜者,杜默也。苏东坡读过杜默一首《送守道六子诗》,诗曰:“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这样形同白开水、毫无韵味的诗才也被石介列为文坛“三豪”之一,苏东坡深感反胃,忍不住打趣说:“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苏东坡还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随笔集《志林》中,广为流传,闻者无不笑倒。

在提出自己的意见时,苏东坡从不懂得“为尊者诗讳”这一让人明哲保身的“官箴”。欧阳修是发现苏东坡的伯乐,步入仕途的老师。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苏东坡不认同其中观点,随后就作了一篇《续欧阳子朋党论》。老师说,君子有朋,小人无朋;为人君者,当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则天下太平。苏东坡却说,“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心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安得不危哉!”与老师的观点针锋相对。

苏东坡率性刚直,言事不辟斧钺。宋神宗上台后,面对外忧内患,心急如焚,振兴国力的愿望非常迫切,便启用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王安石属于激进的改革者,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动改革的力度空前,还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惊天之语。苏东坡在一次宋神宗召见时,实话实说:“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意思是改革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他对激进的改革进行批评,让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高兴。于是,他们把苏东坡安排到开封府当推官,让他靠边站。

然而,即使是面对排挤,苏东坡依然故我,特别是对“青苗法”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青苗法”,简单地说就像由政府成立一个“农业银行”,农民春种时借钱买种,秋收时还本付息,其目的一是抑制土地兼并,二是为农民提供生产资金,三是政府创收。然而,这一表面诱人的政策,在执行中却由“不许抑配”即农民自愿演变成了强迫贷款,由帮助资助生产与政府创收兼顾变成了政府创收和官员谋利,导致许多农民债台高筑,有的甚至家光业尽。

苏东坡了解实情后,连续向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细数“青苗法”在执行中对农民造成的伤害。王安石知道后,十分恼怒,不久便指使御史弹劾苏东坡,苏东坡从此开始了贬官生涯,由北至南,由富庶之都到不毛之地,越贬越远,最后,六十一岁的他,还被贬至茫茫海外的琼州(今海南省),足见“人贵直”中的“直”字是多么的昂贵,因为这个“直”字,苏东坡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不过,苏东坡虽然因为刚直而屡遭厄运,但他的境界高就高在,他只对事不对人,从不记恨那些给他使过绊子的人。王安石,以及后来的宰相章惇等人,都曾排挤或陷害过他,但苏东坡对他们个人,却从来都没有表露过丝毫的怨恨或愤懑之情,后来甚至还与王安石诗酒唱酬,成为了朋友。这说明,在苏东坡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敌”而只有“友”,苏东坡只恨那些可恨之事,具体到某个人,他却从来不放置心头的。对于起起落落的仕途,苏东坡也坦然自若,顺流快慰,逆流也不悲苦,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他(苏东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这就是苏东坡,真诚,刚直,达观,一个旷世绝代的真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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