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早就有親身訪問延安的強烈願望，但一直未能如願。三年前，這個宿願終 於得以實現。當時乘坐的北京飛往延安的飛機是50座的螺旋槳式飛機，似乎象徵著 延安的現狀。一位同事也曾乘坐該班飛機去過延安，他回憶起當時途中飛機的一隻 螺旋槳停轉的驚險經歷，至今還心有餘悸。於是這也令我一路倍感緊張。當飛機終 於平安著陸的那一刻，機艙內發出了一片歡呼聲，原來大家的心情與我是一樣的。
1934年，毛澤東（1893－1976年）率領的中國共產黨受到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 的圍剿，被迫放棄江西省瑞金的革命根據地，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長征」。1937 年，共產黨軍隊進入了天然要塞陝西延安。長征途中，由於戰鬥減員和艱難行軍中 的犧牲，共產黨軍隊從出發時的9萬人（另有說法為30萬人）減少到了3萬人。
在延安，至今仍保存著毛主席的故居。毛主席故居也是一個當地特有的挖掘山 體斜坡建成的「窯洞」。在這裡，我彷彿感覺時間倒流回到了半世紀之前。故居中 還保留著毛主席當年和美國記者埃德諾．斯加（1905－1972年）會談時用的桌子。 斯諾正是根據那次採訪撰寫併發表了著名的《中國的紅星》一書，使中國共產黨和 毛澤東一下為世人所知。
斯諾遺留下來的當年和毛澤東的會談記錄內容十分精彩。當時斯諾事前準備了 一張關於毛澤東個人問題的清單，其中就有「您共結過幾次婚」的問題。看到這個 問題時，毛主席馬上就笑了。為斯諾的執著所感動，毛澤東向他講訴了自己從出生 到延安的整個前半生經歷。
在採訪中，毛澤東講訴了許多往事。「10歲時，私塾的先生很嚴厲，經常打學 生，我很討厭他，於是逃了學。因為怕被父親罵，一次沒敢回家，一個人在山上游 蕩了三天。」「母親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飢荒時有乞丐到我家時，她總要分大米 給他們。」「在新式的高中裡，曾有一位日本人老師教授音樂和英語。因為他戴著 假髮，於是成為了大家嘲笑的對象，但我非常喜歡他給我們講日本的事情。他還教 我們唱日俄戰爭中取勝的日本的勝利戰歌。至今我還記得歌詞中歌頌了了日本的美 麗和強大，這和我們現在印象中野蠻的日本是完全不同的。」（詳見《The Long Revolution（漫長的革命）》，1994年新疆大學出版社）
斯諾總共五次見過毛澤東，是與毛澤東關係最為近的外國記者。1972年2月，尼 克松總統的訪華改善了美國和中國敵對關係。在此前一年的1970年12月，毛澤東剛 剛會見了斯諾，當時的會談記錄也很有趣。他們的談話涉及到了美國的政治，毛澤 東表示：「我不喜歡民主黨，比較喜歡共和黨。我歡迎（共和黨的）尼克松政權， 他很少說假話。如果他想來北京，希望你轉告他可以悄悄地來，只要坐上飛機就能 來了，見了面話不投機也沒關係。但是，在你的美國總統不存在任何秘密，要想將 總統出國的消息保密是不可能的。」當時受到蘇聯的威脅，中國希望與美國改善關 系－－從會談記錄中不難窺見毛澤東的這一心情。
在延安，我訪問了許多與中國革命有關的歷史遺蹟，在此過程中，高中時代所 讀過的一本書的記憶在我心中復甦了。那也是一位西方記者訪問延安、採訪毛澤東 後所寫的毛澤東的傳記。當時，為了探究充滿神秘迷團的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以 斯諾為首的一批西方記者來到了延安。由於當時日本和中國正在打仗，很少有日本 記者前往延安，現在也沒有日本記者留下的採訪錄。通過西方記者留下的珍貴記 錄，我深深感到了克服重重困難舍命來到延安的那些記者身上偉大的職業精神。
在延安，現在還生活著當年那段歷史的見證人。年屆古稀的鄭老漢在孩提時代 曾經和母親每週為毛主席送洗完的衣服。他還記得，有一次毛主席撫摸著自己的腦 袋問：「長大了想幹什麼？」「工作」，聽完他的回答，毛主席還給了他一隻饅 頭。「當時真是非常高興」，對於這件小事，鄭老漢至今仍記憶猶新。
延安四周都是山，交通十分不便。為了取水，當地人不得不提著水桶每天爬上 爬下。當地的廁所條件也不理想。雖然當地條件比起半世紀前已經有了巨大的改 觀，但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比較落後。想到延安在革命時期作出的巨大貢獻，我切身 感到了延安的現實與其聲名之間存在的巨大反差。
朝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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