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清：中國，你的明天在哪裡?!(十五)

毛澤東骨子裡看不起知識人，最不屑的嘲諷就是：

我歷來講，知識份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的透底......"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過去知識份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現在，知識份子是附在什麼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呢？就是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干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現在500萬知識份子是吃工農的飯，吃國家所有制和集體的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一句"500萬知識份子是吃工農的飯"，從根本上摧毀了知識人心中自重自尊自愛自養自立的理念。毛澤東口含天憲，無論你服與不服，假服真服，絕大部分知識人是認了的。嘲諷知識人"韭麥不辨，五穀不分"的八個字以最大音量最廣形式的喋喋不休重複強調，使知識人忘了自己的發明創造可以取代千萬人的體力勞動，忘了自己所擁有的知識技能數學物理化學手術刀繪畫筆五線譜......則是窮一輩子也難盡其妙的，還徹底地忘了常識──半分鐘可學會辨韭麥五穀；於是真的自慚形穢起來，真的以為自己要靠工農共產黨養活。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於是知識人總認自己是毛，總是要找到一張皮來依附，才放心，才感到有了倚靠，才能高枕無憂，才會為皮的輝煌而大展其孔雀開屏的功夫。由此可知專制治下的知識人從整體上來說是服務於當政者的，是御用文人。他們淪為幫凶幫忙幫閑是最順理成章一點也不奇怪的事。

這樣的毛，沒有自己，只有皮，只有主人。清人汪中將知識人作為"毛"的無奈和可憐描述揭示的淋漓盡致："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異趣，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操翰，就是幕僚幕友。黃祖、袁紹袁本初是三國人物。現代政界的"毛"，時髦稱智囊、智囊團。胡耀邦下臺，他的"操翰"就得"更府主 "；趙紫陽軟禁，幕僚們連更換門庭的可能也沒有了。

海外流亡者知識人也從根子上被毛澤東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洗了腦子，完全接受了做"毛"成"毛"的訓示。他們的身子離開了大陸，但是他們的心還是黨文化的俘虜。沒有皮，就覺得活不了。因此，就總要找皮依附。許多人許多時候，投靠無門，孑然惶然，衣食無著，時不時地流露出十足的可憐相、巴結相、不知所謂相。洋大人投靠無著，甚至會轉而試探走回頭路。1997年，屠殺學生和平民的罪魁禍首鄧小平死了後，海外知識人的表現是最可悲最可憐最令人沮喪的。

1997 年4月號《北京之春》發了一期"蓋棺評鄧"專輯，共有19篇評鄧大作，六篇集體的，13篇個人的。絕大部分文章在批鄧、評鄧的同時都要為鄧頌功擺好，或為鄧頌功擺好時批鄧、評鄧。最能說明問題和表現出感情色彩的是對鄧死的用語。直截了當說鄧死了的六篇，其餘13篇或說"逝世"、"去世"、"與世長辭"、" 離開人世"，或挖空心思說"走了"，甚至有說"值得我們悼念和追思"的。小心翼翼，溫情脈脈，字斟句酌，煞費苦心的心態躍然紙上。

無論世人、歷史將如何評價鄧，無論中共將給鄧小平戴上多少頂桂冠，鄧小平作為中國民主的頭號敵人，則是可以蓋棺論定的。57年反右，66 年文革，79年西單民主牆，89年"6．4"，鄧小平差不多每隔十年都要向民主舉起屠刀，惡狠狠地砍下來。就這一點上，鄧之罪惡比毛有過之而無不及。 "6．4"死難者血跡未乾，冤魂未散，反右以來數百萬以至數千萬志士仁人、無辜民眾受苦受難受罪的慘狀猶歷歷如在目前，何能對鄧這一罪魁禍首評功擺好！無論以何為藉口，全面也好，客觀也好，公正也好，和解也好，寬恕也好，都是對死難者和自己的背叛和侮辱。等鄧氏同夥及其家族，等中共對此那怕是有一丁點的認罪、懺悔、歉疚，我們再來全面、和解、客觀、公正，再來寬恕，難道就遲了？難道就來不及了！試想，對希特勒，會這樣遣詞造句嗎？對斯大林，會如此情深意重嗎？

中國文化生封死謚，是很有講究的。古時皇帝死稱"崩"，常人死若稱"崩"，那種僭越是要殺頭的。現代大人物死稱"逝世"，平民百姓或不到一定級別一定尊榮的人死，稱"逝世" 是會鬧笑話的。對鄧小平這個既屠殺自己親友又趕得自己棄家離國別妻拋子的元凶如此含情脈脈，從心底裡借他的死表達對他所屬的那個集團──中共的溫情與媚意，只能說這有利益攸關以及文化上的原因──知識人不能擺脫"毛"的依附地位，在合適的時候，就會頑強頑固地表現出來。這也是人性！

這種羞羞答答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心態源自自身不硬朗、不厚重。輕飄飄的毛總也扎不下根，總是浮在半空遊蕩尋找依附物。如果自己是皮，景象就會迥然不同！

為什麼就不能自己做皮呢？為什麼就不能既是毛又是皮呢？自己做皮就那麼難嗎？就絕無可能嗎？或者是可笑的嗎？

縱觀古今中外，知識人自強自主人格獨立，亦皮亦毛的事例成千上萬，舉不勝舉。試看洋人蓋茨、索羅斯。蓋茨有自己的電腦王國，他捐給慈善事業的數額以上百億美元計；索羅斯能刮起金融風暴，在香港蓄意與中國大陸作金融對決。有評論曰：索羅斯與趙紫陽打了個平手。蓋茨和索羅斯是商人、是大資本家，更是大教授、大學者、大專家、大知識人！

中國春秋時代齊國的鮑叔牙經商有術。管仲與他合夥做生意，卻因"貧困，常欺鮑叔"，投資時少出錢或不出錢，分紅時則毫不客氣地多拿。管仲還有許多其它毛病，打仗時逃跑，當官老是被罷職。"鮑叔知其賢"，全都不以為意，還推薦他為相。以至管仲嘆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這是著名的管鮑之交的故事。鮑叔牙要不是能賺很多錢，是不可能那麼大度地對待少出多拿的管仲的。管鮑共事桓公，始終得到桓公的信任器重，成就了齊國的霸業，他們自己也得以善終。這與鮑叔牙資產富饒幾可敵國是分不開的。

春秋時的范蠡文種佐越王勾踐報仇復國。范蠡深知勾踐可共患難不能共富貴，對文種說：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良臣亡"。謝絕勾踐假惺惺分國一半給他的許諾，漏夜離開越王，泛舟海上到了齊國經商致富。致富後，又散財。再到陶地，繼續經營生意，再次致富；人稱陶朱公，民間尊為財神。於是，許多美麗的傳說連大美女西施都附會在他身上。文種戀棧，則被勾踐賜死。

三國時魯肅，周瑜稱他"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周瑜就受過他"一囷糧，三千斛"的接濟。魯肅最終能接周瑜的班、成為孫權的首輔除了他的品德才幹外，家資豐饒也是一大原因。

今人余英時先生作《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專辟數章論士商關係。可予人以振聾發聵、耳目一新的功效。（以下所述凡引文者，皆出是書，不另作註明。）

明人重治生。"有一則明人告誡子孫的‘家規'說：‘男子要以治生為急，農工商賈之間，務執一業。'"王陽明曰："果能於此調停的心體無累，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

明遺民陳確曰："儒者為學有二事，一是‘治生'，二是‘讀書'，而‘治生'比‘讀書'還要來得迫切。""陳確所提出的原則正是：士必須首先有獨立的經濟生活才能有獨立的人格。而且他強調每一個士都必須把‘仰事俯育'看作自己最低限度的人生義務，而不能‘待養於人'。"

"良賈何負閎儒！"這是明人的話。"這樣傲慢的話是以前的商人連想都不敢的。"余英時先生在藉此說明士商心態的變化，實際上這更反映了士商地位的變化和互動的關係。

清才子學者洪亮吉記另一位才子學者汪中的故事是士商關係的最有意思的證明。

一日薄暮，偕中至院門外，各騎一狻猊（院門外的石獅子──筆者注），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曾至府中叩謁請安，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頷之，不答也。汪中看不過眼，以大學者的身份又去折辱了這位三品商官。肄業生對商官的禮敬恐怕純是看在錢的份上，洪亮吉、汪中能折辱三品商官則是仗著學問名聲和士的地位，三品商官乃用錢捐來。知識、金錢、地位，三者的關係糾纏交錯而又有一點相輔相成。知識人應該成為這三者的主導！

吾鄉賢浙江瑞安商人卓禺由士入商的成功就從主導這一角度證實了士商合流的美妙。

公既偕同志崇理學、談仁義，而好從博山、雪嶠諸耆宿請疑質滯。......公之為學，從本達用，多所通涉。詩詞書法，無不精詣。即治生之術亦能盡其所長。精強有心計，課役僮隸，各得其宜。歲所入數倍，以高貲稱裡中。（《梅村家藏稿》卷50）

卓禺的弟弟卓爾康如是評述乃兄：

白圭之治生也，以為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能告之。夫知、仁、勇、強，此儒者之事，而貨殖用之，則以擇人任時，強本力用，非深於學者不能辨也。今余之學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為善裡中，嘗斥千金修橋樑之圯者，歲飢出囷粟，所全或以百數。彼其於吾

儒義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說，深有所得，豈區區焉與廢著鬻財者比耶！

卓氏兄弟一實踐，一理論，完美了儒家德目知仁勇強與貨殖（經商）的相結合。如此既士既商、亦毛亦皮，是從士從商的最高境界。

余英時先生說："我們也決不能誇張明清商人的歷史作用。他們雖已走近傳統的邊緣，但畢竟未曾突破傳統。"現代的"士"──知識人完全應該也可以比明清商人走的遠一些、深入一些，實現突破。蓋茨、索羅斯是西方的典範，中國也應該有現代的鮑叔牙、范蠡、白圭、卓禺。大陸似乎已經有了萌芽、騷動。海外則未見動靜。這張"西皮"總是誘惑"二黃"跑調！

90 年代初期，大陸出現了"儒商"一說。有牟其中者，曾被美國《財富》雜誌評為中國首富。"儒商"一說，有論者稱是牟其中開的頭，無論確否，牟其中說得最多，言之鑿鑿、言之成章、言之成理，則是事實。筆者曾在93、94年與牟其中有過合作，參與過他的一些商業活動，瞭解他的一些情況。牟其中最初因組織馬列主義研究會、撰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政論文章被捕坐牢差點槍斃。這個基因融進了牟往後的所有歲月和商業經濟活動中。牟能說能寫，文章不假手秘書，全是自己動筆。中央黨校請他講過課；黑龍江白城市副市長辭職到他的公司打工當辦公室主任；劉華清的秘書因"6．4"被清洗也到了他的公司供職；全國市長協會副會長陶斯亮被他耍得團團轉；寮國政府代表團因他下釣差點上鉤；他上國務院辦公室說自己要承包三峽大壩工程；他以300元人民幣起家做成了購買蘇聯四架飛機的生意；他放了兩顆真衛星到天上；日本《每日新聞》記者採訪他時，他說自己有八億資產，順溜的連個嗝都不打；他揚言要把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大口子，引進印度洋的氣流暖風。所有這一切，筆者基本上都是親見親歷，可以證實確鑿無誤！按說，牟其中可以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儒商，成為亦士亦商高境界的典型。可是牟其中功利心太重，玩權術太過，事功太急，導致失敗成階下囚。最典型的兩個例子是：

"6．4" 前期，他對公司職員下令，不准去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誰去誰走人。"6．4"後的某年，他帶領公司高級職員在南京雨花臺革命烈士墓前舉手緊握右拳宣誓效忠共產主義事業，前仆後繼幹革命。中央電視臺拍攝播放了這一幕，當然是因為牟其中的幕後運作。這種假惺惺作態過了。過猶不及！他作為儒商，忘了儒家這原始的教誨。當局對他的注意就進入了每分每妙的階段。牟其中的失敗是由他的性格注定了的。牟其中作為現代知識人從商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和借鑒，無論大陸或海外流亡者，都能從中獲取許多寶貴的東西。

此後，有孫大午者，河北徐水人，從商致富，崇尚儒家理念，於03年被當地政府以"非法集資罪"抓捕判刑三年，緩刑四年。出獄第三天。

" 縣委書記請孫大午‘吃飯'。孫大午帶著大兒子，心事重重地前往赴宴，一看出席的人員：縣長、政法委書記、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局局長、銀行行長，都到了。書記端起酒杯首先為孫大午‘壓驚'，並當場對他提了三點希望：一、正確對待對你的這場訴訟；二、今天，參與訴訟的各級部門的一把手都在，希望你正確對待參加訴訟的單位和個人；三、回去以後把企業繼續做好，盡量少接觸媒體。你說你有罪，個人形象不好；你說你無罪，政府形象不好。靜靜地聽完書記的指示，孫大午表態：‘請領導放心，前兩條我能做到，但第三條我做不到。我不能不接觸媒體，因為媒體給了我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我感謝他們。但我可以不談案子本身，多談企業，請書記放心。'孫大午承認自己性格很倔強，記者對他說：‘這種性格很容易出現悲劇。'孫大午答道：‘出現悲劇是正常的，讓我感到幸運的是，畢竟社會在進步，在走向法治。'"（《南方人物週刊》鐘良）

與孫大午同時或前後，大陸湧現了一大批亦士亦商的知識人。有鐵流者，57年右派，八、九十年代經商有成，期間坎坷挫跌，歷經磨難，不改初衷。最可道者，乃無時或忘自己知識人的角色。進入新世紀，古稀之歲，烈士暮年，回到書齋發憤寫作。

成功又失敗的牟其中、半成功的孫大午、獨善其身的鐵流三人，是當世士商角色轉換融合的三個典型。他們周圍都能團結聚攏一大批知識人。知識人中的一部分最終要走這條路。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時代的必然。只有如此，中國才會緩慢然而堅執著一路向前發生質的變化。

毛澤東組織湖南英才赴法國勤工儉學和在湖南進行革命活動，是當時的報業大亨史量才和上海紡織業巨頭通過章士釗給了他八萬銀元。梁漱溟1946年退出政壇後，在重慶北碚創辦文學院、中學，自己潛心寫作《中國文化要義》，這些事需要的大量資金以及事務麻煩就是依賴當時的運輸業鉅子盧作孚昆仲的全力支持幫助。這樣的例子在49年前很多很多，49年之後則絕種了。絕種的原因，就是制度與文化摧毀了這種可能：所有原先的士商淪為苟活的芸眾，除了必要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工資糧票戶籍外，他們一無所有；心理上思想上則被徹底地擊倒征服，教化成真以為自己完全賴工農共產黨養活。

從牟其中、孫大午、鐵流們身上，假以時日，但願我們可以看到史量才、盧作孚們的身影重現。

海外流亡者受西方文化影響甚深。西方的基金會養了許多知識人。流亡海外的知識人，習慣了做毛附皮的賈桂、操翰、智囊、幫忙幫閑的心態，一時轉不過彎來，總是還要尋找倚賴，希望有人養自己。殊不知這種西方文化雖有其高明之處，但畢竟是人家的。西方養士文化經過長期的實踐，已形成了一整套言之成理行之有效持之以恆的規矩。社會的方方面面互相依靠、互相促進、互相制約、互相玉成；而這一切，則有其制度和大文化背景作靠山和保證。這是與大陸的被毛澤東畸形化了的皮毛依存關係迥然有別的養士文化。流亡者投靠他們，他們予以收留，使你有安身之所，這就是世界大義、人類大義的極致了。他們已做到最好。你卻把立命的希望也完全寄託在他們身上。你與他們完全是兩碼事。你要做的事，無論什麼，都是你的故國、你的文化、你的物件，與他們風馬牛不相及，你卻要他們像對待自己國家自己文化的知識人那樣對待你。這是不可能的。他們因為制度法律的規定，因為社會的慣性，不會全然拒絕你們；但是，他們的文化、他們的長遠，是對你們這樣的要求排斥的。你為一時的假象所迷惑，忘了挺起自己脊樑，習慣於因循守舊，接受了殘羹冷飯，你就過了，對於自己過了，對於他們，也過了。過猶不及。如何能長久呢？！

海外流亡者中許多人有這麼個共同的想法：我若有錢，就如何如何......救貧窮、濟蒼生，出書辦刊物醒芸眾......這往好裡譬，是亞里士多德的"若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地球。"其實，正是做毛意識的延伸沉淪而不自覺。於是他們積極地去尋找皮、依附皮，冀望皮能有慧眼、是伯樂、發慈悲！一旦找不到皮，或是皮不理你的茬，就無所措手足了；全然不會返躬求己，更沒有在一開始就想到、去計畫自己拚搏。最顯明的例子是獨立中文筆會向西方基金會籌款的種種情事。一年幾萬美元的"恩款"折煞了多少著名學者作家教授名人！這似乎是整體知識人的習慣觀念、正常思維，也正是全體知識人缺乏或沒有獨立人格的根本所在。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郭慶海先生出獄不久，參加了筆會在大陸舉辦的2004年度自由寫作獎頒獎會。郭慶海在"獨立作家難獨立"（《中國獄中作家文選》）一文中感慨曰：

會議的主題依然不能令我心情開朗起來，因為2004年度自由寫作獎獲獎者章詒和女士的答謝詞實質上道出了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作為自由知識份子的獨立作家們一直面對的艱難處境。章女士說："對於知識份子而言，怎樣才能獨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經濟獨立為前提。唯如此，才可做到不依附於任何的體制與權力而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她一語道出了目前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尤其是獨立作家們的尷尬處境。

去年身陷囹圄的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程翔先生，是新加坡英文《海峽時報》（StraitsTimes）駐香港記者、中國首席特派員，兼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法律顧問。他在"我所認識的陳子明"（《中國獄中作家文選》）一文中如是說：

我之所以深深敬佩他們，乃因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政治環境下，敢於走知識份子"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道路，真正做到"不媚上，不媚下"。

......中共長期以來視知識份子為政權的附屬品（毛澤東更把知識份子貶為依附在皮上的毛），這就注定，知識份子難以有"獨立人格"。

正是為了能堅定不移地走"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道路，陳子明、王軍濤等籌建起全國第一家民辦研究所──"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這是中共建國40年來第一次有人在意識形態領域有組織的"異類"聲音。......民辦研究所有官方研究所所沒有的優勢，學者們能夠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探討問題，不必按官方的調子來塑造自己的意見，更不必按權力的大小來釐定自己接近真理的距離。這對知識份子來說，無疑是一種難得的自由。所以，很多有潛質的知識份子都願意到這個所工作。在他們的示範作用下，80年代中以後，北京開始出現一股民辦研究所的熱潮，如"首都鋼鐵公司"屬下的"法制研究所"、"四通公司研究所"等。

陳子明辦研究所的經費究從何來？這是中共安全部早就在"關心"的事。陳子明經常對我說，知識份子要走"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道路，必須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如果躺在"大鍋飯"上，就必須看領導人的臉色，揣摩主子的思想傾向，從旁論證領導的意圖，這樣，則"獨立思考、獨立人格"從何談起？他們為了創立民辦研究所，就致力於積累自己的經濟實力。在辦企業方面，陳子明以事實證明自己也是一個出色的企業家。他從創辦函授學校開始，只是幾年工夫，便建立了一個綜合性的企業集團（包括建立一所函授大學、一間出版社、一個市場及民意調查中心，一家旅遊紀念品公司，其後還收購了由當時"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主辦的《經濟學週報》），並在多個省市設立分部。......據說，在全盛時期單是每月在各地所發的工資就高達20多萬人民幣。到"6．4"事件後，研究所被充公的現金和設備等財物就多達300萬人民幣，......

陳子明等以這個企業集團所創造的財富來支持他們的民辦研究所，這是中共懼怕他們的真正原因。這個集團下的函授大學，打破了官方對知識傳播的壟斷。他的出版社打破了知識份子出書要經過思想警察審查的慣例。他建立的跨越全國多個省市的民意調研網路（中共建國以來第一家民意調查中心），更直接威脅到"黨代表了民意 "的神話。

過去，很多知識份子都或多或少會發出不同政見，但這只能作為個人的發泄，中共不會怕，因為他們都是吃共產黨的"皇糧"，吃皇糧的就要"順著領導意志走"。陳子明則以辦企業來研究，以經濟實力來支持"獨立人格"。這是他和其它知識份子最大的不同。正是因為他們具有這種能量，中共黨內保守力量就視他為一大威脅，在 "6．4"事件之前，就想辦法來整垮他。......在"6．4"事件之後，保守派更提出，要嚴防改革派知識份子經商辦企業，提出要防止這類人進入"經濟領域"。因為他們知道，進入經濟領域的知識份子才有真正的力量。他們就是怕有人走陳子明的路，具備獨立經濟來源後會危害到共產黨的思想一統地位。

筆者所以大段引文，是因為陳子明的思想觀念行為是先知先覺者，是因為幾乎從來沒有人注意及此、至少是至今沒見知識人就此討論反省，是因為程翔先生沙裡淘金留此見證。萬潤南先生的"四通"類此，筆者不熟悉。如此陳子明、萬潤南，卻從不見海內外的知識人對其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深入探究，從中淘出閃耀千古的金沙。

無論如何高度評價陳子明的作為，都不為過。陳子明，是50餘年來的的第一聲雄雞啼曉！可惜，被當政者也包括知識人自己扼殺了。如果說，大陸雖然畢竟有了一些變化，經濟活動可以在夾縫中扭曲生長，但仍難逃脫如來佛手掌；那麼，在海外，孫猴子已經跳出了五指山的掌控，能夠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大翻斤斗雲，狂舞金箍棒了。

但是，海外陳子明，你在哪裡！？海外知識人幾乎一直惶惶然若喪家之犬、若乞討之丐。為什麼？難道不是我們的思維路向出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失？知識人真應該深長思之啊！

明唐寅有詩：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流亡西班牙的王策在大陸獄中用鐵筆練書法，出獄返回西班牙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網上打出廣告：鬻鐵筆字。這是仿效唐伯虎賣畫自養。惜乎方法欠妥功力尚淺，沒有成功。如果有十個、100個王策，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努力自養，整體以及個人的成功終會到來的。王策改變方法，經商自養，不到三年，略有小成，衣食無虞，讀書寫字，開會奔走，再無需求爺告奶，仰人鼻息了。

先師潘懷素先生系國際聞名的音律學專家。49年前奔走政界，類章伯鈞梁漱溟，是中共建政最初的30來位政務院參事之一。70年代中期筆者從先師處聽到許多故事，尤其是流落民間窮極潦倒的奇能異士，學有大成而為衣食生計窮於奔命的學者專家教授的慘況，其中有馳名東南亞的魔術大王、有愛因斯坦的中國學生......令人感慨萬千。那時筆者有了養士之念並身體力行之。80年代末90年代初，似有小成，然驟遭變故煉獄，萬念俱灰，無心做事，錢也隨之四散飄零。等醒過來為時已晚了。筆者是一個失敗者，幾曾衣食無著、三餐不繼。此後再經砥礪，想法有了變化，漸悟也可以說是頓悟了養士之念還是脫不出毛澤東一再嘲笑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窠臼。

中國的知識人，應該走另外的路。應該自養自立！89後的再次大流亡，其實提供了一大契機。流亡者大多是青壯年，應該完全可以在經濟上自立自養自強自尊自愛然後作許多事。可惜的是觀念上習慣上人的惰性上積習難改積重難返，總要、不由自主地要依附、要做毛，而不會想到不願意自己成皮。

中國古有養士之說。筆者曾深然之。養士、自養，一字之差，卻有千萬般的不同，未能自養，如何養士？僅只謀生餬口的自養遠遠不夠，立足於成皮的自養，觀念上的脫胎換骨，才是真自養，也才能過渡到養士。

依附、被養不甚難，但僅同時要求心態平常平和平淡平衡則就很不容易了，遑論其它。得失之理，千古不易！筆者返躬求己自養。雖非成功者，但可以算不是失敗者了。筆者寫的文字目前還不多，但每一個字都是自養之餘熬出來的，不必看不必考慮任何人的意見臉色，沒有斷奶斷糧的擔憂，更絕無嗟來之食的自卑羞慚。返躬自養，從宏觀上，有為可能過渡到養士出力的歡欣和鼓舞；從微觀上，心境的平和安寧、人格上的獨立自主，是自養所付出的大代價的更大更無可替代的自由回報和永遠的無價財富！

自養並不很難，為什麼未能為流亡者、知識人全體接受、實行且發揚光大形成一套理論呢？這裡當然有許多個人方面的原因，但從根上來說，還是觀念習慣惰性問題，是文化概念問題。兩千年的積習、人固有的惰性，豈是朝夕間說改就能改的。

經商者古稱"賈"，從"貝"偏旁，與"賊"字同歸一個部首。古人造字有深意。農業社會輕商踐商，認為"賈"與"賊"相彷，皆為"財"也。這種輕商踐商的觀念根深蒂固，至今猶在有形無形地以不同的形式影響著、支配著許多知識人。

需要改弦更轍！知識人，尤其是流亡海外的知識人在如何建立獨立人格方面需要有新的思維新的思想，需要學蓋茨、索羅斯，學白圭、鮑叔牙、范蠡、魯肅、卓禺、陳子明、牟其中、孫大午、鐵流，需要自己是基金會、是皮！只要全體知識人如此去思考、如此去做，持之以恆，五年十年幾十年，小成功、大成功就會湧現。現在海外有零星的人在做，這不夠，遠遠不夠。也不能以這些零星人的失敗和尚未成功去否定嘲笑這種思維這種思想的錯誤。需要總體的新思維新思想，需要總體地去做，需要逐漸充實、完善、確立這種新思維新思想。

筆者欣賞春秋時顏斶說齊王。請看《戰國策?齊策》中的這一段妙文：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當今的士──知識人，大陸的、流亡的，何時能像顏斶一樣面對權勢？！其以我為主、自由灑脫、浪漫不羈的快意、傲然，千古一人，千古美談！恕筆者放肆一回了。

筆者在這方面的粗淺想法在70年代後期已初步形成，限於學識淺薄，至今尚不成熟，但一直固執其路向的正確。余英時先生《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論士商關係的篇章，旁徵博引，以翔實史料和振聾發聵的獨到見解使人嘆服和鼓舞。余先生嚴謹的考證明確指出知識人自養古已有之古已有成──這是余先生論中國文化最結合現實慧眼獨具的見解和貢獻，也是對海外流亡者最語重心長意在言外的綸音。願我知識人、有心人深長思之！

謹以七律一首結束本章。

拜讀余英時先生《士與中國文化》感賦一律兼賀余先生榮獲克魯格獎

中華士子還原真，沿用創新知識人。
流亡悟道識猶淺，良賈閎儒意甚珍。
獨立何須附皮厚，自由豈賴存毛身。
賀公膺獎嘉言美，仰岳最應取髓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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