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作者：《中国民主论》(4)

作者：(作者佚名于华中) 发表：2003-04-04 07:12

第三章世界的民主潮流与中国的民主希望

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化的道路上拼搏了整整一个世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偌大个中国还是笼罩在独裁专制统治的阴影之下。中共政府利用掌控着国家机器与宣传工具的便利条件，对国内民众的民主诉求行动进行大肆镇压，对世界各国民主思想的传播进行百般封锁，并严控和垄断各种舆论、新闻、媒体等信息窗口，对大陆百姓进行教条式的误导、愚弄和欺骗，使大陆公民彻底失去了包括知情权在内的一些基本权利，使整个社会群体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一种冰冷的麻木状态。这样一个国民任由独裁者摆布的“稳定”社会，对带有专制劣性的中共来说，当然可以肆无忌惮地靠搜刮民脂民膏来享受着“贵族”生活了。这一切的一切，对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耻辱！然而，中共的独裁统治们却打错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岂不知人类的文明毕竟还在飞速地发展，世界的民主潮流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在向前奔涌着。这一切的一切，对中共的独裁统治们来说，不能不说是具有一种强大的威势！

当世界的民主潮流一次次地咆哮着逼近中国的时候，中共的独裁统治者越来越感到前景暗淡，并对西方民主国家恨之入骨！这一切的一切，不能不说给中国的民主事业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使国内外民主爱国人士们为挽救一个已经腐败得濒临分崩离析的中国大陆找到了一条新的救国之路！

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只剩躯壳

“物竞天择”，是自然界生息繁衍的根本规律。按生物学家们的理论，万物生存与否都必须遵循“自然选择”这一基本法则。当然，人类社会（包括国家的社会制度）同样逃不过上述基本规律与自然法则。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创生了以马克思为鼻祖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饱受“二战”摧残的国度里迅速膨胀，以至于在一个个“伟大领袖”们的操纵下，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册封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前苏联社会主义为“老大哥”。从此，这个世界上便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那时，社会主义属于新生事物，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着实也兴旺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刚刚跨入六十年代，前苏联“老大哥”就开始“变修”，被中国这个不孝顺的“小老弟”指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珍宝岛自卫还击战”。自那次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后，社会主义阵营开始走向分化。“苏联老大哥”在中国的“小老弟”面前再也不能指手画脚了，于是乎便毫不客气地向中国兄弟“逼债”了。

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突然出现裂变，其他的社会主义小国或半个社会主义傀儡国到底倒向谁？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此时，毛泽东“高瞻远瞩”，“以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打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个“阵营”划分理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挥巨手，便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踢给了“美帝国主义”，并将二者列在一起，称其为”超级大国”。意思是，亚、非、拉等发展中穷国都归我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可以把这些落后的穷国网罗在一起，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抗衡到底！这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那些小国才不傻呢，谁给我好处我跟谁跑，哪里还有心思拜读什么“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搞了十几年“中阿友谊”，结果怎么样？东欧社会主义傀儡国早跟“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跑了，亚、非、拉等小穷国纷纷归顺了“美帝国主义”。

到了七十年代初，社会主义穷国还是一个劲儿地穷。社会主义中国像一头四处乱撞的野牛，尽管把个共产党的国家主席以“中国赫鲁晓夫”的皇冠给整死了，但还是不知所终。没办法，只好向“美帝国主义”投降了。到了七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旗明显褪色了，小兄弟们当然有些不耐烦了，就连越南这个铁杆的社会主义邻国也在老山与中国打得炮火连天。扛着社会主义大旗真的很吃力，社会主义中国不得不学着五十年代末前苏联的样子，“摸着石头”走上了“变修”道路。如此这般折腾，以前苏联为首的一些东欧傀儡国家的社会主义大旗扛九十年代初，再也不想扛了，也扛不动了，前苏联、东德、波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放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出现了重大转变。四分五裂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现出了全面崩溃兆头。

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这种局面并非偶然，这是由组成这个“阵营”的元素特性决定的。大凡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都有一个好高务远、独断专行的共性。所以，管理国家的一切决策，都只能出自几个甚至一个“领袖”之手，这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绝没有出现的可能。虽然这样的决策来得快，但不见得正确，也不能反映出大多数国民的意志，所反映的仅仅是“领袖”的个人意志。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内乱不止，对内对外政策总是“斗！斗！斗！”，把本国人民斗得天昏地暗，把国家经济斗得一穷二白。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信靠独裁专制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是挽救不了社会主义“半衰期”的，弄不好真的会“亡党亡国”的。“亡党”倒是件小事，“亡国”可不是闹着玩的，在历史可要留下“千古罪党”或“千古罪人”骂名！因此，社会主义中国也不得不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干起了“资本主义勾当”，“共产主义理想”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只剩个躯壳而已。

二、民主体制“得道多助”，独裁专制“失道寡助”

“二战”结束后，当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轰轰烈烈地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则不声不响地在发展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经过数十年的较量，开始见了分晓：社会主义阵营坠入了“贫穷落后”的深坑，资本主义阵营跃上了经济腾飞的航道。这是上帝的安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按中国的古语，那就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无神论”者，当然不会循“道”而行了。因此，西方民主国家之所以日益强盛，完全是上帝的旨意，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得了奉行“民主”这个自由之“道”了。

“民主自由”与“独裁专制”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实体。“民主自由”崇尚的是一个以尊重人权为前提的自由社会，而“独裁专制”需要的是一个以集权垄断为核心的奴性社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一个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是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前者突出社会群体中的个人价值，允许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自由，并能够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行使公民权利与责任；后者注重发挥社会集团里某个人的作用，强调全体国民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统一步调，绝不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从上述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不难发现，“民主自由”是要让一个国家的社会机制变成“活泉”，而“独裁专制”是要把一个国家的社会机制变成“死水”。

毛泽东有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句话没有错，西方民主国家正是靠尊重人民自由表达意愿，靠尊重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尊重人民的个人价值，才创出了占领历史发展至高点的奇迹。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他们企图把人民驯服成温顺的绵羊，在表达个人意愿时只许你“老老实实”，不准你“乱说乱动”，甚至把人民当“阶级敌人”来对待，向人民展示统治者的治人权威。显然，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优越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所以民主政治制度才演变成当今的历史发展主流，而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走向灭亡。这些“铁的事实”，不正应验了毛泽东自己所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句历史名言吗？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在浊浪排空的民主潮流里，“得道多助”的西方民主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优势已经远远超过了“失道寡助”社会主义国家。以此来看，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制度被民主制度所取代的日子即将到来。当然，即将苏醒的中国也不例外。

三、世界民主浪潮波涛汹涌，中共独裁者犹如“过街老鼠”

历史是无情的，因为历史毕竟不是由哪个独裁者书写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舞台上，一切独裁专制统治者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世界历史如此，中国历史也是如此。然而，历史发展结果再一次证明：民主体制必定“得道多助”，独裁专制必定“失道寡助”。中共的独裁统治者们梦想永远“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干着奴役人民、强取豪夺、花天酒地的糜烂“勾当”，简直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双引号“”内均为共产党喉舌常用语）。

当今中国，尽管还在社会主义的阴影之下笼罩着，但是世界民主潮流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压向中国，海内外民主人士、西方民主政府首脑、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记者无国界组织、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以及宗教等团体或个人纷纷向中共施压，要求停止异议人士与宗教人士，保护民众选择信仰的自由，恢复中国民众所应有的公民权利。这些行动，对促进中国民主的早日实现，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如今，中共无论在国际环境下，还是在国内民众的心目中，早已声名狼籍，犹如“过街老鼠”，天天都在一片呐喊声中度过。有的呼吁释放政治犯，有的要求平反“六四”，有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的要求惩治高层腐败，有的谴责迫害无辜百姓，有的抗议政府不给“生存权”，等等。中国反中共独裁、反官僚买办的声音“与时俱进”，已经与全世界的民主大潮合为一股。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不以中共独裁统治者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世界民主大潮的到来，中国民众“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中共独裁者却十分恐惧。因此，中共对国内外传媒进行百般封锁，对国内外舆论实行高压钳制，对国内外异议人士、民间团体的活动进行大肆镇压和阻挠。中共之所以选择并非智者所为的愚蠢举动，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企图千方百计地维护摇摇欲坠的独裁统治。不过，这一系列的封锁与打压行动做得越频繁，就越说明中共对世界民主潮流的恐惧心理越严重。中共的心理压力越大，就越容易在官民之间制造出各类矛盾。久而久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就会越来越大，中国的民主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

四、中共“党内斗争”此伏彼起，党内外有识之士呼唤民主

中共自一九二一年成立那天起，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就从未停息过。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与邓小平的“三次阶级斗争”，都充分证明了中共党内斗争接连不断，有时还相当激烈。“两派”斗争的焦点是什么？一般公开的说法无外乎“左倾”与“右倾”、“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实际上是“夺权”与“反夺取”的斗争。现在斗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政治斗争”发展为多方位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无论是党内的政治工作，还是国家的经济工作，以及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都可以成为“权力斗争”的选择对象，每个人、每个行业、每个团体都可以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历次的“党内斗争”，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们都怕站错了队，表错了态，都十分害怕自己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因此，中共的每级领导干部都学会了“见风使舵”，都成了政治形势变化中的“老滑头”，“共产主义信仰”早成“下酒菜”了。

一个拥有六千四百多万党员的中共，堪称为世界第一大党。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团体，在任何政治派别都没有能力与之抗衡的条件下，其内部必然会出现异己集团。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事实也是如此，只要你作为旁观者走入中共的阵营里，就会发现中共党员真正信共产主义的很少，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更是屈指可数。你若问你的党员朋友：“作为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多读一些马列的书？”他肯定会振振有辞：“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谁还读《共产党宣言》之类的旧书。要知道，我们当今的任务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弄通马克思主义！”这位党员朋友的回答，基本上代表了绝大多数党员的思想，也是中共当权派们所达成的“共识”。这不？前面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紧跟着便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个体户和私营业主拉入党内，逐步发展成为党的中坚力量。如此“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倒不如说是巩固官僚阶层的社会地位，因为翻遍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都没有一段“资本家入党”类似文字。中共这一“伟大思想”的出笼，立即遭到了党内许多人士的反弹，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是一大批左派人物。

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之初，一般都表现在“思想斗争”的层面上。芭上刀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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